沿着哲人的轨辙努力探寻 ——纪念季羡林先生逝世十周年

来源:文汇报 | 金久超    作者:文汇报 | 金久超    人气:    发布时间:2019-03-18    

■特邀嘉宾陈允吉本报记者 金久超

佛教东传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一大事因缘,也是促进我国汉唐文化演进变迁的重要助力。中国文学自魏晋开始,就不断受到古天竺文化艺术的浸益,被复之广遍及诗歌、小说、戏剧和民间讲唱等众多样式。即如唐人柳宗元结撰的著名寓言《黔之驴》,它的出现同样也承载了来自南亚的文学影响。

陈允吉先生探涉佛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颇积岁年,他接受本报的采访谈及上述话题,于华梵文化碰撞的大背景下指点《黔之驴》的前世今生,并以其自身获得的感受,讲述了季羡林先生虚襟待人、奖掖后进的长者风范,以及他在该研究领域中所起的拓荒和引导作用。

文汇读书周报:您从事佛教与中国文学关系的研究,必然会涉足印度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问题。季羡林先生毕生精研东方学,是这一领域的拓荒者和导夫先路者,请问他的研究成果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陈允吉:季羡林先生丰富的学术成果,为我们打开了一个过去从未探明的领域。具体到专题研究来说,则引领我撰写和完成了《柳宗元寓言的佛经影响及〈黔之驴〉故事的渊源和由来》这篇长文。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开始探及印度寓言故事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较长时间阅读大藏经收录的故事记载,季羡林译的《五卷书》,郭良鋆、黄宝生译的《本生故事选》,考察印度寓言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这种考察的方法途径,除对两国寓言作品题材和结构形态进行比较外,同时还参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陈蒲清《中国古代寓言史》等著作的既有论述,由此得知印度古代寓言通过佛经传译在中土广为流播,促成了中唐时代寓言的复兴。当时创作寓言的都是古文作家,主要有李华、元结、韩愈、刘禹锡、柳宗元等,以柳宗元为最杰出的代表,作品主要有《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羆说》《鹘说》《蝜蝂传》等,我很快就把注意力集中到《黔之驴》上。

文汇读书周报:为什么会把注意力单单集中到《黔之驴》这个故事上呢?

陈允吉:因为《黔之驴》著名度高,其形式结构与汉译佛典《百喻经》里的寓言作品一样精美绝伦。而《百喻经》第七十七个故事《搆驴乳喻》,与其开头部分又非常相似,感触相通的痕迹相当明显。刘大杰先生1956年发表的《柳宗元及其散文》一文,尝云:“柳宗元是受过印度寓言影响的,如他有名的《黔之驴》,在印度寓言集《五卷书》、寓言集《利益示教》(即《益世嘉言集》)和巴利文《本生经》里,都有类似的题材。”这条信息让我很感兴趣,刘先生本人不懂梵语,对中印文学交流亦无研究,那么这重关系究竟是由谁发现并点破的呢?

文汇读书周报:是季羡林先生发现的?

陈允吉:对,是季羡林先生。但我开始时想到有四位学者,即许地山、吴晓铃、季羡林、金克木,但拿不准究竟由哪一位学者点破了这重关系。隔了一年多时间,我才从季羡林先生写的一篇文章里获知,他在1948年的《文艺复兴》杂志《中国文学研究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明确指出《黔之驴》故事来源于古印度一个关于“驴”的传说。我在复旦图书馆过往期刊室找到了这本杂志,论文中说这一印度故事最初在民间广为传播,后来分别载入《五卷书》《益世嘉言集》《故事海》及巴利文《佛本生经》(Jātaka)等故事集,虽记载的具体形态略有差异,但主干情节基本一致,讲某地有个洗衣匠(或商人)养了一条很瘦的驴,主人给它蒙上一张老虎皮(或狮子皮)拉到地里去吃庄稼,看守田地的人以为它是真老虎(或真狮子),不敢前去驱赶它,后来这条驴不慎叫了一声,看地人才知道它不过是一条伪装起来的驴,就把它打死了。该故事与《黔之驴》相比较,贯注着彼此相通的创作思想,从题材、主角、情节、儆戒意义等多方面看,《黔之驴》均明显地保留着上述印度故事感染熏灼的印记,故季先生指出,印度《五卷书》《益世嘉言集》等故事集记载的这个驴的传说,即是柳宗元创作《黔之驴》时的取材原型,“黔驴”故事的最早渊源是在南亚次大陆。

文汇读书周报:对季羡林先生的这一学术成果当如何评价?在您当时看来,是否还有需要进一步做些补充的地方?

陈允吉:季羡林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所做的探索,是中印文学比较研究的一项重要突破,其意义诚不限于为一篇本土寓言找到它的境外渊源,而且也在历时悠久的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填补了一块空白。此项旨在沟通中国和印度双方文学关系的专题研究,建立在两国文学系统异同与历史演变整体把握的基础之上,十分重视客观材料的辨析和文学影响实际轨迹的考求,从立论到推导都体现着一种科学态度,而通过实事求是的分析比较后所得出的结论,也显得确凿可信而能给人以启益。该文自发表至现在数十年来,得到过许多学者的肯定,包括被文学史家刘大杰先生所转述,其学术价值之高是无待赘言的。

然而,就《黔之驴》故事接受印度寓言影响的全过程看,季先生的论述还不能说把所有问题都谈到了。

这种异质文明的影响往往需要经过多次的传递才能成功。《黔之驴》的具体故事形态虽与天竺原典有多处承合影似,但细加比较仍有明显差别。再说,柳宗元未习梵文音义之学,他不可能去直接接触没有翻入中土的原典故事形态,更有可能他掌握到的是一个汉译佛经故事的文本。其情节构成要比天竺原典的记载更靠近《黔之驴》的样子,并在古印度传说与柳宗元《黔之驴》之间起着中介和传导的作用。

文汇读书周报:沿着季羡林先生的思路继续探索,您确定找到了上面所说的这个汉译佛经故事的文本吗?

陈允吉:是的,为寻找这一起中介和传导作用的故事记载,让我耗费漫长时日,最后在藏经中找到西晋沙门法炬翻译的《佛说群牛譬经》一卷,其中就讲了一个有关驴的故事:

譬如群牛,志性调良,所至到处,择软草食,饮清凉水。时有一驴,便作是念:此诸群牛,志性调良,所至到处,择软草食,饮清凉水。我今亦可效彼,择软草食,饮清凉水。时彼驴,入群牛中,前脚跑土,触娆彼群牛,亦效群牛鸣吼,然不能改其声:“我亦是牛,我亦是牛!”然彼群牛,以角觝杀,而舍之去。

此中驴是故事主角,牛仅起陪衬作用,其与《五卷书》等故事集记载之传说有某种亲缘关系。但因传播之地、时不同,它的具体形态已发生了较多偏离,但在取材、主题及主干情节等方面,还保留着它承受自母胎的显著痕迹。

当然,《群牛譬经》的故事情节与其母体有所差别,但拿这些差别来和《黔之驴》相对照,恰好就成为它与《黔之驴》之间的相似点。一、两者均属纯粹动物寓言,驴都是被动物角色结果了性命;二、两篇寓言中的驴扮演庞然大物,都是因为缺乏自知之明;三、两篇之中的驴丢掉性命,均与踢了对方一脚相关;四、两者结尾对事态的描摹如出一辙。综合以上数点研究,可知《佛说群牛譬经》这一汉译佛典寓言,不但由于经过翻译消除了语言障碍而易为柳宗元所阅读,其多数地方与《黔之驴》的相似重合也比天竺原典的记载要更进一步。足见《群牛譬经》确实充当了一个中介、传导因素,其文本藉沙门法炬之翻译而在中华得到流传,越数百年后终于促成了一篇中国寓言杰作的诞生。柳宗元撰作《黔之驴》这个寓言故事,与其说是对天竺原典的遥远仿袭,还不如说是受了《群牛譬经》译文直接的启发影响。

文汇读书周报:怎么知道柳宗元一定看过《佛说群牛譬经》呢,您有确凿的证据吗?

陈允吉:柳宗元的确看到过《佛说群牛譬经》。这从他文集里就能找到有力的旁证。柳集有《牛赋》一篇,两个角色同样是驴和牛,其原经译文云:

不如羸驴,服逐驽马,曲意随势,不择处所。不耕不驾,藿菽自与,腾踏康庄,出入轻举。喜则齐鼻,怒则奋踯,当道长鸣,闻者惊辟。

此赋之写作年代与《黔之驴》大略相当,同为柳宗元贬斥永州精神上受到极度压抑的产物,两者不仅角色配置相同,连爱憎褒贬和审美评价亦完全一致,且多处细节描绘殊相仿佛。如《牛赋》中所谓的“怒则奋踯”,即《黔之驴》写的“驴不胜怒,蹄之”;而《黔之驴》有关“驴一鸣,虎大骇远遁”的描述,与《牛赋》“当道长鸣,闻者惊辟”事状亦宛然相似。我们有充分理由肯定《牛赋》与《黔之驴》两篇系同出于作者遭贬永州时期读了《群牛譬经》后写出的姊妹篇。《佛说群牛譬经》乃是柳宗元创作《黔之驴》时所依据的主要蓝本。

当然,前面提到的《百喻经》中的《搆驴乳喻》对《黔之驴》的开头部分也有影响。两个寓言均围绕着驴来展开,而驴的对方产生的一切误会亦都是因为角色生在偏僻之地“不识于驴”。相似的行为出于相同的原因,故事的笑料总离不开一条外来的驴。要说这里面的传递影响之痕迹,那是最清楚不过了。

文汇读书周报:您所获得的这些认知同季先生讨论过没有,是否得到了他本人的认可?

陈允吉:经较长时间酝酿和梳理,我将上述这些认知汇总起来,开始撰写《柳宗元寓言的佛经影响及〈黔之驴〉故事的渊源和由来》一文,进度异常缓慢。其间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作过口头报告,书面文字则发表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文史论丛》第四十六辑。考虑兹文之撰写,完全是在季羡林先生学术成果的启导下进行的,约在1991年春夏间,我将刊载该文的那册《中华文史论丛》邮寄给季先生,附信恳请他赐教指正,唯心中尚不免悚惶,生怕论文的什么地方讲了外行话。

过些时候就接到季老的复信:

允吉同志:

你的信和文章早已收到,但因我年老事繁,头绪过多,稍一疏忽,即易遗忘。所以到现在才写覆信,实在抱歉,务望原谅。

事实上,在《中华文史论丛》的广告一在报纸上出现,我就注意到大作,不意竟蒙赐寄,实为雪中送炭之举,非常感激。

我那篇关于《黔之驴》的短文,搜集材料并不多,只是心有所感,立即命笔,后来也没有在这方面再继续进行探索。现读大作,材料丰富,论证明确,甚佩甚佩。我那篇短文,同大作一比,真如小巫之大巫了。

中印文学体裁和题材方面的交流影响,我们所知还相当少,在这方面还大有可为,光是《太平广记》中就能够找到不少。如果熟读佛经,再深入搜诸中国民间文学,必将有众多巨大发现,可以断言。

你其他有关这方面的文章,我也很感兴趣,只是搜求不易,如有多余副本,能赐寄一些,将感激无量矣。

即祝

近安

季羡林

1991.7.10

来信请寄北大东语系

季先生对我那篇论文的肯定,让我心里感到踏实一些,他作为一位前辈学者的恢宏大度,以及对晚辈、后学的亲切关怀,尤其令我敬佩折服,刚好此时我手头还有几本三年前出版的拙作《唐音佛教辨思录》,就遵照先生的嘱咐寄了一本给他,不久又收到他的来信:

允吉同志:

来信和大著均已收到,谢谢!

我那篇关于《黔之驴》的短文,至多只不过是材料搜集,没有多少理论。你的文章则是体大思精,大大地开阔了我的眼界。你对我那篇短文评价过高,愧不敢当。

我读了《唐音佛教辨思录》中的第一篇谈王维“雪中芭蕉”的文章,立刻灵机一动,想到《歌德谈话录》中歌德的意见,觉得很有意义,动手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叫《“高于自然”与“咏物言志”》。发表后当寄上请教。

集中其他文章还没有来得及细读。我相信,读了以后,一定会给我更多的启发。

再一次致谢。

即祝

暑安

季羡林

1991.7.27

文汇读书周报:今年适逢季羡林先生逝世十周年,能简单地谈谈您对季先生为人为学的感想吗?

陈允吉:季羡林先生是当代哲人、学林巨擘,他探明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全译印度古代史诗《罗摩衍那》,审定新疆出土的吐火罗文残卷为戏剧《弥勒会见记》,考溯蔗糖制作技术的驿递与东传,悉皆通津梵汉,放眼亚欧,阐绎真知,起承绝学。其所撰《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这篇文章,为一极具原创精神的开拓性论作,至于我跟随其后所做的一些搜寻,无非是沿着他的轨辙稍微作点延伸而已。如果没有他高瞻远瞩指点通径,我们对这些事情恐怕至今尚处于罔然无知之中。光阴如白驹过隙,弹指之间又过了30年,先生已在2009年7月离世,伊人告殁,率土衔悲。眼前我亦步入耄耋之年,颓龄缅思往事,犹常为此感动不已,谨将这段笔墨因缘讲述出来,藉其彰显前辈师长的行谊风范,以纪念季先生逝世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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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