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平:在低调中高歌时代

来源:文学陕军(微信公众号)    作者:文学陕军(微信公众号    人气:    发布时间:2019-04-10    

他用一支笔,闯荡上海滩,养活一家人,激荡一座城,既而在全国掀起了他的小说热。

他富于冒险,又极具边界意识;他是性情之人,胸怀中又嘹亮高歌着时代进取的主旋律。

他成名于上海,报恩于陕西。

他曾被上海文学界称为“沪上最著名的陕西人”,也被同道羡慕是“中国最幸福的作家”。

他就是教授、硕导、著名作家李春平——

文学陕军:李老师您好,有幸和您一起赴上海考察学习,归来后做您的采访功课。岂料这份功课越做越有意思,发现您是一位“料”特别足的作家,是一位行走的作家、爱冒险的作家、语出金句的作家、早早就涉足影视的作家,您高产,却在高调中寻找低调,您低调,作品却又充满了撩拨社会情感的敏锐和话题性,您本身就似乎构成了成为一本与作家的生活有关的小说或纪实类小说的主角,所以第一个问题特别想问问您:写作您自己,在您的写作计划里吗?

李春平:我曾经写过一篇三万来字的《自述》,放在我的散文集《激动得很累》中。文章很粗糙,对闯荡上海的经历进行了梳理,但有很多精彩回放没有植入其中。我喜欢带着故乡的根脉去流浪,喜欢带着风险去行走,喜欢躺在虚幻的夜晚思考现实的白天,喜欢生活中的一些无关生命的疼痛和瘙痒,但又不同于石黑一雄和海明威他们,他们对一些事物都带着一种可怕的狂热。社会是有它自己的神经系统的,有时会生病,需要作家不时地刺激它,激起它的反应。我在上海的时候,手机流行短信,我很多小说中的句子被别人摘录到短信中发来发去,有的注明了出处,有的则没有。在法院工作的一位院长将我《步步高》中的做官和做人的句子摘录了一万字,打印出来发给科级干部,要他们好好做人,好好做事。后来这个院长成了我的朋友。所以我相信,一部好小说,它所带来的正面力量有多大。每当我怀疑文学的功能的时候,总有实事马上来证明,现实主义作品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有时远远超过了作者的预期。2008年,一个企业家来找我,说要感谢我,我的小说拯救了他和他的企业,说得很玄乎,并给我送了一笔钱。我说我手头没有可用的公共资源,不能为你做什么,你不要给我钱。他说我不需要你为我做什么,你已经做了。接着又有一个企业送了十万元钱,不久我退回去了。我怕这样的钱拿着于心不安。我很喜欢孔子《幽兰操》中描述的那种品格,在“扬扬其香”中,宁可“世人暗蔽,不知贤者。”如果将来写我自己,我会写得周全一些,我会褒奖自己,但不会刻意美化。

文学陕军:刚才一口气给您贴了好多个标签,在作家前加了四、五个定语,但您的丰富性远不仅如此。您的经历特别有意思,在您羽翼未丰的1996年,您辞去公职,在上海这个异乡靠一支笔打拼,以长篇小说《上海是个滩》闻名全国,被誉为沪上最著名的陕西人,随后您的创作迎来井喷,迎来自己创作的黄金十年,佳作连连,但就在您不仅立足了上海,并且呈大鹏展翅的姿态时,您却又回归故乡安康,在高校中文系开坛讲学,教授莘莘学子。您怎么看待您的“归去来兮”?您生命历程中,青年时的行走、冒险,与中年后的回归、教学,是您的性格使然,还是您有自己对于生命和生活哲学般的思考,然后做出的选择?

李春平:我成名于上海,报恩于陕西。这是一种“反哺”,也是宿命使然。在他乡开花结果,带着一身充满汗味的芳香,感觉很好。严格地说,上海十年就是在拼命,出版了七部长篇,发表了三十多部中短篇,一部报告文学。还要阅读大量的文学名著。我被弄得很憔悴,眼圈一直是黑的,人家取笑我是天然眼影。我的朋友叫李肇正,小说极好,好不容易从外地调回上海,去世前几天我们还在通话,有天突然就走了,累死的。这时候我开始反思,文学与生命谁最重要?当然是生命。如果不能写出传世之作,趁早把野心收起来,先把生活过好,身体弄好,放慢脚步去走人生路。

我回陕西后,上海市作协的秘书长打电话给我,问我怎么突然走了?如果想去高校,上海有的是高校,我说在上海有很多困难,还是回来。尽管我可以去更大的高校,但安康学院对我很好,给我提供了优越的创作条件。红柯就很羡慕我的生活。2017年我在北京和格非先生有次对饮长聊,这位被誉为中国最有学问的小说家说,从你的生活状态看,你是中国最幸福的教授和作家。我还有几分得意,趁机喝了好多酒,而格非还成功地完成了一次错误的酒驾,把车开进了清华园。日常生活中,我每天跟学生相处,让我年轻,让我思绪飞扬。我喜欢和年轻人开玩笑,有时会冒着“为老不尊”的风险。我读大一的女儿说,你怎么都不像教授。我说为什么?她说你成天笑嘻嘻的,有点不正经。我说我从来都没正经过,我正经了,就不是李春平了。我的床头一直贴着庄子的话“虚室生白”,除了文学,我心里装的东西不多,所以有明亮的空间。我总是微笑着面对生活和生命,生活和生命也一直微笑着面对我。微笑是我们自己的太阳,它有温度,有光和热,既是心灯,也是路灯。

文学陕军:您的名字中有个“平”字,与名字中的“平”不同的是,您的作品的名字,部部都“不平”,它们有的充满了饱满的情绪,有的有着昂扬的视角,有的一针见血,有的咄咄逼人,有的充满了魅惑。比如:《上海是个滩》、《我的多情玩伴》、《情人时代》、《酒还没醒》、《我男人是县长》、《郎在对门唱山歌》……就我能数出名字的您的7部长篇30余部中篇,名字都“撩拨”的很,您的深刻建立在一种热闹甚至是玩闹的语境和视角里,一种举重若轻的自信里,您认可这样的解读吗?您能归纳一下您的作品的总体的风格吗?

李春平:我在上海的写作是井喷式的,此前已有十多年的创作积累。这也是我敢到上海独立写作的一个主因。我很得意的是,尽管在上海生活艰苦,但我却用一台电脑养活了一家人。生活压力是巨大的。就像奈保尔的《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里的主人公一样,永远住着不属于自己的房子,心里是虚的,感觉不踏实。在作家中,用稿费养活自己的极少,这就要求小说出版后必须要卖得出去,有比较好的市场。为了赚钱,我通常是把一部小说变着花样在多家出版社出版,有改名出版的,有合集出版的,有换出版社的,从容而合理地规避法则。《我的多情玩伴》《步步高》《奈何天》《情人时代》都在两家以上的出版社出版过。

我的小说是可以分类的。我喜欢尝试,喜欢捕捉时代最敏感的东西。比如打工题材,《玻璃是透明的》《上海是个滩》《城市的一个符号》。城市题材《我的多情玩伴》《上海夜色秀》《当下流行领带歪着打》,爱情题材《情人时代》《酒还没醒》,官场题材《步步高》《领导生活》《一路飙升》《玫瑰花苑》,农村题材《郎在对门唱山歌》《脚》《我们的编年史》,历史文化题材《盐道》《盐味》。在近五百万字的作品中,构筑了一个色彩斑斓的文学世界。这个时代有太多的东西值得书写,写作资源丰富,从世道到人心,从体制到科技,每一处喧哗与骚动,都充满了诗意与激情,都饱含着变革时代的因子。面对满眼风景,我就喜欢钻到风景的背面去看个究竟,便成了小说。在《盐道》中,我对楚地巫风盛行有充分表现,对弗雷泽《金枝》论述的“交感巫术”实现了现场化的文学表达,如此大胆的尝试,在中国当代小说史上是从没有过的。

你要我给自己的小说一个风格上的定位,是很难的。这是评论家的事。但我可以肯定地说,我是小说家中的杂食动物。

文学陕军:2000年,马伊利还青涩,主演了您的小说《玻璃是透明的》改编的电影,成为当年的国庆献礼片之一,这部电影还曾获得多个奖项。但您那时并没有趁胜追击或趁势转型成编剧,依然是安守作家的本分,辛勤而执着地创作着中长篇小说。现在回头再看,您后悔当时在接触影视后的没有进军编剧界吗?

李春平:《玻璃是透明的》是马伊俐演的第一部电影,这部电影成就了她。那是1999年秋天,临近电影关机的时候,北影导演夏钢打电话让我去片场看看,正在拍一场室内戏,夏钢介绍了我们认识。马伊俐刚刚从上戏毕业,模样像个大学生,青涩,白瘦,见我时还有点不好意思。但我没想到这部电影会取得成功,作为电影频道的经典作品,后来经常播放。此后,我似乎与影视有了缘分,各地影视公司曾购买我七部小说的影视改编权,有趣的是,有一篇小说叫《城市的一个符号》,刊物上市的第二天就有影视公司老总打电话给我,说要购买改编权,作为他电影里的一个补充情节。当天下午就成交了,给了我五万元现金。我揣着一叠钱回到浦东家里的时候,开心得要死。2001年后我涉足过影视创作,为央视和江苏电视台修改过两部长篇电视连续剧的剧本,我是工作干完拿钱走人的那种,是否署名我都不在乎。我在上海独立创作过电影剧本,但没有拍成。在我个人的体验中,写剧本没有写小说过瘾。写小说的时候什么都不想,比如文艺理论家所说的什么主义,规则,理论,技法,全抛在脑后,只琢磨人物和故事,我就是我小说的总导演,人物命运全掌握在我手上,我就有种上帝的感觉。写剧本就不一样了,本来我执笔,结果弄一群人来讨论故事,各有各的思路,争论不休,还要考虑公司和导演对角色安排的意图,很多隐秘的东西不能说出来。近十年来,我是坚决不碰剧本了。

文学陕军:回到家乡后,您有部小说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就是《郎在对门唱山歌》。改编的电影在第十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力压群雄,斩获“最佳新人女演员奖”、“最佳男配角奖”、“最佳女演员奖”、“最佳编剧奖”、“最佳音乐奖”五项大奖。您接下来的重心是以家乡为背景继续创作,还是将侧重点放在了教书育人上,您能说说您当下的状态吗,创作的状态,教学的状态?

李春平:2012年开始,我的精力主要放在长篇小说《盐道三部曲》的写作上。第一部《盐道》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第二部《盐味》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三部正在加紧创作中,争取两年内出版。“三部曲”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总的要花费我十年时间。镇坪古盐道的价值很大,几千年的历史,长期被湮没,它融入了历史,文化,民俗,资源,精神等多种成分,它是巴山人苦难与快乐的见证,需要有人去发掘它的当代价值和人文精神。我常常感到遗憾的是,所有的志书都没有平民生活的记载,这是中国的政治结构导致的,皇权政治让《史记》开了一个坏头,从此史书屏蔽了百姓这个国家主体。写古盐道这种题材的小说,不讨巧,不时尚,也不是潮流,而是一个作家的历史责任。

在长篇创作之余,写了几篇散文和文学随笔,分别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报纸发表。去年还写了一部扶贫题材的中篇小说,将在今年的《清明》文学杂志发表。目前状态看还好,读了很多无关文学的杂书。格非说我们要写到七十五岁左右,如果身体健康又有强烈的创作欲望,年龄就不是问题了。我正在从容地好好往下活。

除了创作,我的另一个任务就是带学生。在安康学院带了几个写作的学生,在陕西师大文学院带了三个研究生,能够挤时间读书和写作。闲了就跟学生一起爬山走路,边走边谈学习或写作,玩疯了就吟几句古诗,吼几声嗓子,让骨子里的野性和天真同时显现,享受那种“咏而归”的快乐。

文学陕军:您和陕西作协、《延河》杂志社还曾有过一段工作的过往,一段往事,所以采访您有采访“自家人”的亲切感,想问问您,回味起在作协和杂志社的工作,您对当时印象最深和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呢?

李春平:我是1984年到《延河》的,白描时任主编,平时他们都叫他原名白志钢。张昭清老师当小说组长,小说编辑主要是雷乐长老师。我的任务是看小说稿子,给作者写退稿信。那时我已经在外省发表了五个短篇小说。我到《延河》后,跟摄影家郑文华先生住一间房子,背靠大街,房间里有一个蜂窝煤炉,冬天取暖。编辑部是老房子,位于院子底部的幽深处,比较陈旧,铺着地板,泛着光泽,有的地方已经裂缝,走在上面吱吱作响。路遥由小说组长变成专业作家,我就坐在他的位子上办公。我座位的三个抽屉里全是路遥的书信、杂志和图书,我比较好奇,常常取出来偷看,大约有十几封。如果那些信件现在还在的话,可能就是珍贵的文学史料了。文学书籍很乱,但杂志全是清一色的俄罗斯文学,里面大多是俄罗斯当代作家,鲜有经典。有时路遥会来翻找他的书,然后取走。那时我很小,他不大理我,可能是把我当成小孩子了。

贾平凹和路遥在当时已经很有名气了。路遥是长得肉肉的那种人,身子敦实,脸上富态。贾老师比较瘦弱,天生异相,自带不凡。他们俩私交甚好,烟瘾都很大。有次作协一群人在西安电影制片厂的看片室观看根据贾平凹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鸡窝洼人家》,我们都在剧场里抽烟。他俩偶尔还在我的宿舍下象棋,通常是很晚才离开。我一直用景仰的心态看他们,对他们充满了敬意和崇拜。作协院子是个名流出没之地,除了路遥和贾平凹,还有王愚和杜鹏程先生,时常在院子里转悠,每次看到他们的背影,都会心生敬意,觉得遥不可及。李星老师算是年轻的了,李国平刚刚参加工作,一脸清瘦,有时别人叫他“国平”,我会误以为叫我。

印象比较深的是,参加过两次贾平凹散文研讨会。批评的声音很多,贾平凹都认真听着,埋头记录,并不回应,但微表情上还是有些微变化的。这让我特别佩服贾老师的忍性,必须内心强大,才能承受得起。现在的很多作家听不得批评,听到批评脸上就挂不住,稍稍尖锐一点就会当成恶意的攻击,甚至会记仇。其实在作家队伍里,谁不喜欢谁的作品都是正常的。文化之间相互欣赏的佳话甚少。鲁迅与郭沫若互不买账,托尔斯泰不喜欢莎士比亚,海明威与福克纳之间微妙的文人相轻,都不影响他们各自的价值。贾平凹之所以成为贾平凹,他确实具备一个大家的品格与胸怀。

文学陕军:谢谢李老师接受我们文学陕军的采访,您是小说家,期待您抽空也写写散文,读者们很期待您的散文专栏,同时,我们也热切期待收到您的学生们的散文、短篇小说佳作,期盼着您的推荐。再次谢谢您!

李春平:我也写散文的,在《散文》杂志发表过几篇,曾经出版散文集《激动得很累》。今后还会写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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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古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