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我还在寻找最理想的表达方式

来源:《野草》2019年第2期    作者:傅小平    人气:    发布时间:2019-04-11    

我们很多时候会想当然,有时候需要反向思考一些事情

傅小平:常听人说江苏作家擅于写中短篇,感觉你倒是一个以写长篇小说见长的作家,你作品中的气韵,应该说能撑得住长篇的容量。那中短篇小说在你的小说创作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回头看怎么评价让你声名鹊起的《夜泊秦淮》?

叶兆言:我短篇写得相对少一点,凑在一起大约可以出四本书,中篇和长篇多一些,尤其是中篇,可能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刊物需要有关。总得来说,我是个喜欢写作的人,喜欢马不停蹄地干活。至于自己的活干得怎么样,我很少去想,我的信念是,写出来最重要。或许时间太久了,我读《夜泊秦淮》,已经感觉是在读别人的作品。

傅小平:你的中短篇小说,虽然高度浓缩,但人物关系还是相对简单。不像《刻骨铭心》里人物众多,各各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故事,故事之间又有很多的交错,要理清这本账,真得费点功夫。当然我明白,你取这个书名是有道理的,贯穿小说的就是各各不同的刻骨铭心的痛么。这部小说或许真没有更合适的书名了。

叶兆言:有经验的写作者,一般都以两种方式结构小说,一种是连下去的,一种是铺开来的。除了一些比较单纯的故事,结构小说不太可能摆脱这两者模式。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实际上是以“百年孤独”这四个字串联起来的,它写了不同时期的孤独感。《霍乱时期的爱情》也是,它是用爱情两个字串联起来的。“刻骨铭心”也是这样一个连接词。说白了,这部小说就是写了不同时期让人难受的事。包括第一章里写的无性之痛、失语之痛,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有些东西咀嚼起来会让人很痛,你一琢磨就会特别痛的那种痛。

傅小平:要的就是这个琢磨。吴义勤说,读完小说后一直在想,是什么让他铭记在心?他说,小说里这些人物都有刻骨铭心的东西,但他比较困惑刻骨铭心的点在哪里,他没有找到。实际上,我也在找,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找到了。但读到锦绣被何为强奸这一段,还真是给刺痛了,一种尖锐的刺痛。按说,小说里还有其他更剧烈的痛,尤其是时代带来的阵痛,但就是冷不防被这个情节刺痛,我想是因为这样的隐痛,都让我不忍心去琢磨。还因为锦绣只和作者、读者分享了这种痛,她没把这事告诉小说里的任何人,一切她都独自承受了。

叶兆言:我写这一段的时候,就感觉很痛,难受得要命。我女儿读到这一段,忍不住掉眼泪了。她问我为什么这么写,我也说不出来为什么。锦绣这个小女孩,真是很惨。虽然她的生母对她有过诅咒,他爹冯焕庭特别疼她,他原本躲在家里,但日本人要杀锦绣的时候,他从藏身处出现了,被抓走后死于非命,他相当于替锦绣去死了。冯焕庭是军阀,是警备司令,那锦绣被强奸后肯定会想,要是我爹活着,我会被你这个狗东西糟蹋,他会灭苍蝇一样把你掐死掉。但她再怎么想,事实是她爹已经不在了。

傅小平:听你说的这会儿,我都不能释然。说来何为这个人物,也真是可恨可叹。这个人很有手段,既灵活变通,又精明强干,要不是生错了时代,也很是了得。像这种人物与时代的错位之感,也让人感觉到一种不一样的痛。

叶兆言:对,要不说民族气节之类的事,这是很有能力的一个人,任何时代都有这样的人,他们确实很奸诈,很会见风使舵、见机行事,无论社会怎么变化,都会混得好。要放在今天,他该是马云这样的浙江商人,但他选择了做汉奸,那也没什么,他有本事把自己洗白了,也确实这样做了。到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时,很不幸地,因为某些很偶然的因素,当局没要他,不需要他了,所以落了个被枪毙的下场。

傅小平:作为读者,我们乐得看到何为有这样的下场,所谓恶有恶报么。就这么一个人,要在任何时候混得如鱼得水,都天理不容了。但实际的情况未必如此。你只是给这个人物按上了这么个由偶然而生的不幸。要不是这样,像何为这类人就是显赫的成功人士,就是敢玩命的弄潮儿。这其实也提醒我们不能想当然。

叶兆言: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想当然,有时候需要反向思考一些事情。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很多人会说抗日战争,给了共产党发展壮大的机会。但我们也得反过来想想,要没有共产党这回事,没有抗日战争这回事,当时的国民党也不会那么强大。国民党得天下看似很容易的,哪像后来共产党打天下那么费劲。实际上,蒋介石北伐胜利后,定都南京,他也只是牢牢地控制了江苏、浙江、安徽这么一小块地方,其他地方都被各大军阀势力占据。那么,好了,共产党在前面走,国民党在后面撵,中央军就以剿共的名义,把势力渗透到了原来被各大军阀占据的地方。要没有共产党在那些地方,中央军找不到充足的理由扩大地盘。因此结论就是,长征时红军胜利了,国民党也胜利了。你想,蒋介石的威望什么时候最高,是在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他的威望达到了最高峰,成了大家共认的领袖。

傅小平:你在小说里也写到这个背景,只是没你现在这样说得明白。有些历史还真不见得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比如在你笔下,大屠杀发生后的南京,尤其是在汪伪政府统治时期的南京,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读者可能就会有点想不明白,要按一般的理解,发生了那样生灵涂炭的事件后,南京的境况该是很不堪啊。

叶兆言:大屠杀时,南京的确很惨。但大屠杀过后,不打仗了,又开始大兴土木了。房子被日本烧了,你要居住,就得盖房子,就得翻新。汪伪政府统治这七年,就生活水平而言,可能要比内地的日子过得好。前任国家领导人江泽民同志就在那时候的南京上大学,那大学也比内地要安定。当然老百姓日子过得再好,也还是亡国奴,也还是寄人篱下,这想起来会让你觉得特别的痛。

傅小平:谈了这么多痛,特想问问是什么触发你写这种种刻骨铭心的痛?和你的某些经历或经验有关吗?读完这部小说,我真想不出来你为何写它。当然写作有自己的逻辑,未必和现实生活有直接的关联。这个问题,或许可以换个问法,一般来说,是怎样的情境,促使你全心投入写一部小说?

叶兆言:我也说不清,就是一直想写,最后竟然就真的写了。有些断断续续的念头,已经存在很长时间,写着写着,就冒出来了。

傅小平:我揣摩,促使你写作的缘由,会不会是某种时间意识或历史意识。不知是不是巧合,我读过的几部小说开篇都有准确的时间刻度的,也都有对气候的描写。回想一下,也就《没有玻璃的花房》是例外。

叶兆言:这我还是说不清楚,可能是不知不觉的一个习惯,不知不觉中,就这么写了。

傅小平:你也会选择一些重大的历史时刻,《一九三七的爱情》就不用说了,1937年,发生了南京大屠杀。《滞留于屋檐的雨滴》开篇则是,1978年12月,首都北京正在召开很重要的三中全会,陆少林的父亲在南京一家医院过世了。

叶兆言:小说中的时间当然是重要的,不仅是小说中的时间,有时候,写作的那个具体时间,同样重要。

同性之间的友谊,说来真是挺复杂,有很多超出你的想象

傅小平:和秦淮三部曲的另外两部一样,置于《刻骨铭心》前景的,其实不是那个时代的战争、政治等,而是那个动乱时代的爱情,或说是生活和情感。

叶兆言:文学关注的就是人,就是那些男男女女,作家写的也就这些男男女女的故事,爱情当然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它应该也可以处于比较核心的位置。

傅小平:怎么体现?在你的《一九三七年的爱情》里,爱情倒是绝对的中心。

叶兆言:其实每写一个小说,我都会有不同的想法。像在《一九三七年的爱情》里面,你会觉得,在战争机器面前,爱情这个东西真是特别渺小。在那样的时候,爱情就是个狗屁。就好比文学在真正的大历史面前,也是个狗屁一样。但是战争结束以后,你换个角度看,换个角度去思考,你会发现爱情比战争更厉害,你会发现文学也是这样,它们更持久,更永恒。但要只是强调爱情,简单地表明爱情更厉害,那我讲的肯定不会是一个好故事。所以说在那部小说里,战争与爱情,其实是鸟的两个翅膀,只有当它们一起煽动的时候,鸟才可以飞翔,故事才可能好看。

傅小平:的确如此。有意思的是,在《刻骨铭心》里,倒是没读到矢志不渝的爱情,更多是错乱的爱情。而丽君这个人物更像是走向了爱情的反面。从一开始,她就给了我大大的震撼。白烨也谈到了,在丈夫亚声去世后,她竟嫁给了自己的仇人冯焕庭,这个转换还很自然。此后,她一下跟了汉奸,一下跟了革命党人,日本投降后,又成了国民党的国大代表,最后遭遇是那么悲惨。这个人物真是不同寻常。但反过来讲,就像谢有顺说的,像丽君这样被时代大潮卷着走,没那么清晰的生活的设想,倒是一种生活的常态。也像贺绍俊说的,丽君的生活看似一堆碎片,要把它和大的历史勾连起来,我们就会对她的命运有一种新的理解。

打赏

取消

感谢您的支持,我会继续努力的!

扫码支持
扫码打赏,你说多少就多少

打开支付宝扫一扫,即可进行扫码打赏哦

责任编辑:古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