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稀漫语

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北京 杜兴成    人气:    发布时间:2019-05-23    

人到七十古来稀,今天是我的生日。母亲健在时,每逢这一天我都要给她去封信或打个电话,以示我对她老人家给予生命的感恩!

常言道:“儿的生日,娘的苦日”。母亲曾无数次地谈起我出生时的情景。那是1949年5月7日(农历四月初十)晌午时分,田野里干活的人们正回家吃饭,我哇哇出世了。家人是又喜又悲,喜的是我父亲上数三代辈辈单传,添了个男婴当然欣喜;悲的是我一下地就长有牙齿,吓坏了接生婆,闻者生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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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祖母40岁,父亲16岁,母亲19岁。三口之家正处衰败时期。邻里懂巫术的人讲:“小孩生下来长有牙齿不是好事,很难长大成人。”并说:“得赶紧找一家办喜事的新娘把牙齿给搬掉才行”。刚巧院子那边有一家结婚的,母亲就赶紧把我抱去请新媳妇搬牙。第一颗用手搬掉了,第二颗是用钳子拔的,正要拔第三颗时,我满口鲜血,母亲再也忍受不住了,将我一把夺走就往家里跑。家族中又有位心地善良的长辈说:“搬什么牙啊,六十年甲子满了,说不定杜家又要出一个人物!”

听母亲说,我三天没吃奶,险些饿死。我们家是名门世家,我天祖杜修德是清朝“团练”,咸丰年间建造了“杜家堰坎宅院”,是位有影响的人物。我高祖父杜灿芳是光绪二年武举人,曾进京参加殿试,得到过慈安皇太后敕“宝剑”一把,“复书”一件。堂屋上方高悬的那块“武魁”牌匾就是皇家恩赐的,据传,那时我们家收租十里,县太爷来访也得下马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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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家不能太富,人不能盛名。不知怎的?正当我高祖父勤学苦练,以再求更大功名时,一天晚上,他练功回屋,一只猫头鹰飞进他的住房,赶也赶不走,他当即就甩了一句:“完了,我这一生不好!”就这样,这位远近闻名的清朝举人33岁英年早逝。我的曾祖父37岁病故。我的祖父走得更早。一天夜晚,他约一邦青年去河里网鱼,突然一条水蛇钻进渔网,怎么也出不来,他回屋后便口吐鲜血,第二天早上就突然离世,年仅23岁。我爷爷上午走,他的母亲下午就气死。

听奶奶讲,那是一个夏天,两具尸体停放在堂屋已经发臭了还不知怎么去安埋。这时的老屋,只留下24岁的奶奶和我不满3岁的父亲。从此,这个书香门第之家一落千丈。可以试想:后来的岁月里,我奶奶和我父亲不知吃过多少苦?受过多少气?

为了保住这棵独苗,奶奶把他寄养在较富裕的我姑奶奶家。父亲12岁与我母亲结婚时,他还在县城上学呢!母亲在家扶助奶奶,婆媳俩相依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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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来,家境的衰败对于我们这一代恰是一件天赐好运,否则我们家定是个“大地主”。土改时只给划了个“小土地出租”的家庭成分。由于父亲有文化,20岁就当上乡长,母亲也成为大队妇女主任,两人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母亲一共生了6男3女,除三弟幼年夭折外,我们8兄妹都长大成人。

小时候我是家中最苦的一个,也是挨父亲打骂最多的一个。我要带弟弟妹妹,替他们承担过错;我要帮奶奶做家务,放牛干农活;我还要上学读书,从杜家堰坎步行6华里到县城的洋川小学,中午不能返回吃饭。我们农村有句俗话:“夜饭夜饭,鸭子下蛋”,我从天亮吃的一碗油炒饭直到晚上才能吃第二顿饭。人小路远,饥寒难忍,我常迟到早退,加之大同学教我使坏,直呼老师的大名。小学三年级时校方给我“留校察看”处分。四年级时将我“勒令退学”,从此我幼嫩的心灵播下了“发愤”的种子。

父亲为了我的学业,偷偷把我 “转学”到山那边的兴隆小学继续读五年级,功课一天也没耽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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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月正是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农村盛行“虚报浮夸”风,粮食全部交了公,老百姓家中无米,只能靠吃土豆、青菜、蕨根、野菜、树皮等度日,乡下饿死了不少人。不知怎的,那时豺狼猖獗,小孩常被狼吃掉,因此我们上学放学都得结伴而行,随身携带自制的纸火枪,路过山坳,我一声令下,大家就“啪啪啪”的齐放,吓得豺狼不敢下山。

艰苦的岁月,向上的民心,纯朴的乡风,良好的教育,两年后,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县城唯一的绥阳中学。从1963年至1968年,那是我人生最幸福、最美好、最自由的学习时光。我住校,享受“人民助学金”,参加“校乐队”,去“革命大串联”。这给我后来的成才之路铺垫了坚实的文艺基础。我发表的第一首诗歌和创作的第一支乐曲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18岁那年,我首批“上山下乡”(回乡知青),后成为“民办教师”。20岁那年,我参军入伍。在部队表现突出,创作发表了一些诗歌和文艺节目。1972年,中央民族学院田联韬教授来贵州招收一名作曲生,我被推荐并录取,荣幸地“在毛主席身边上大学”。我们这些“老三届”知识青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能吃苦,最能敢想敢干,最能乐于奉献的一代。在我的记忆中,还从未有过贪图享乐的思想,总是在不断地耕耘。上天是公正的,命运总会关顾像我们这些真正的“求索者”。作为一名汉族解放军学员,我无比自豪地生活在各民族同学中间,了解他们,向他们学习,朝夕相处。那时,我们常和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首长一同去迎接外宾,手持鲜花,敲锣打鼓,参加一些国家的重要活动。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国的大学已经是6年没有招收过新生了,我们能走进校园是多么的幸运!

那时的学习风尚非常好,我们师生一道去“开门办学”。到“部队”学军,到“天津塘沽船厂”学工,到“内蒙古草原”和“西藏边疆”收集民歌搞创作,一去数月,这是当今的大学生不可思议的事情。然而正因为如此,这几届毕业的大学生不少成为国家的栋梁。

30岁那年,我在贵州省军区创作发表了一首《战友之歌》,第二年加入中国音乐家协会。1983年,我登上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并考入中央音乐学院继续深造,毕业后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从事专业作曲。

有句话说得好,“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我刚到八一厂时,住在一间小平房里,冬天没有暖气,门缝透着寒风,但,我的心却是热乎乎的,享受着充实的每一天。40岁那年,我妻子和儿子随军进了北京,从此,一家人过着平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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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厂为我创造了走遍全国的机会,我尽量去各地体验生活,到没有去过的地方走走看看。后来,我还去了亚、非、欧一些国家,视野拓宽了,心胸开阔了,大大有助于我日后的文艺创作。我除作曲外,也写点散文,还偶尔写几幅毛笔字。我的感受是:文艺创作必须来源于生活,生活是创作的情感源泉,没有真情,光靠空喊口号是注定写不出好作品的。继《战友之歌》之后,我又创作了《忘不了你呀妈妈》《水花》《游子吟》《贵州放歌》《塔城啊故乡》《迎客松》等深受群众喜爱的歌曲。

有人欣赏我的散文,赞许我的文风朴实。其实这应该算是“文如其人”吧!因为我本身就是个心地善良,不做亏心事的人。

56岁那年写了篇散文《别哭,乡间的木屋》,发表在《贵州日报》等报刊上,呼吁拯救老家老屋。最初的设想是依靠家族集体力量,可一开始就矛盾重重,最终我只好一个人站出来承担起重任。在弟弟妹妹们的全力支持下,在政府部门的帮助下,十年磨一剑,耗尽了我的全部稿费,终于完成了这座清代古庭院的修缮、搬迁、扩建、新造,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了许多,使其更加古色古香,焕然一新。2015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将“杜家堰坎宅院”列为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可以说,如今耀然于诗乡绥阳的这座清代建筑与现代元素结合的“杜家堰坎古庭院”,是我晚年奉献给家乡的一大礼物;连同我设立的“杜兴成文艺奖”,这些都将永久刻印在家乡人民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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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贵州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