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丫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江苏黄云峰    阅读次数：140876    发布时间：2015-11-06

第二节

——第一次在饭店打工，差点遭到强暴。事后，得出一个教训：未婚姑娘出门，千万要提防向你拼命献殷勤的男人。

函授期间仍需要花钱。我不能去北京参加面授，老师讲课的录音磁带不能不买吧。磁带钱上哪儿弄呢？

父母不给钱，我也不能抱怨，因为家中太穷了。我们姐弟十来个，个个要穿衣要吃饭，全靠老父包点地和看堰上树挣点钱养活一大家人。哥大了要娶亲。娶亲得盖房，没有三间瓦房，姑娘不进门，还要送彩礼什么的，没有万儿八千块钱，就只能打光棍。姐大了要出嫁，再穷的人家，为了面子也得陪姑娘，沾陪嫁就得一两千元。娶亲的和等待娶亲的、出嫁的和等待出嫁的哥哥姐姐四五个，哪个都把老父急得要死，上哪能挣到钱？不挣钱又能行吗？每每想到这些，我就体谅为家庭生活长年劳作不辍的父母心情。有时，自己也有一种愧疚感，毕竟十七八岁的人了，不仅没有给家里挣一分钱，相反却想伸手问家里要，实在是不应该啊！

为了学习，为了家庭，我只能省钱，攒钱，赚钱。

我把逢年过节父母给的压岁钱和平时攒的零钱一分一毛地聚起来。函授期间的笔墨纸砚，全是靠这些钱支出。头一次，我将攒了几年的五块钱，拿出来买了五十张大白纸，那时纸张便宜，毛把钱一张。我订了好多个本子，还送了一本给上学的弟弟，为此，弟弟感谢我好几天呢。

光靠攒钱不是法，我得想法找活干。

谁能帮我让我有事干呢？

我想到了胡素华大姐。在我的印象当中，胡大姐既是热心人又是能干人。她准能帮我。胡大姐那时也不过二十五六岁，人长得很标致，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这在沙塘乡是独一无二的。她还能写会画，又会放电影。因她经常送电影下村，沙塘人几乎没有不认识她的。

记得那天特热，太阳硬是赖在头顶不走，火辣辣地烤着没戴凉帽的我。四周没有一点风，路两旁的白杨树上，知了不停地叫着，很烦人。好在绿树挺拔，翠叶在阳光的照射下，亮得很鲜活，很成熟。驱走了心中的一份烦恼；路畔野草葳蕤，五颜六色的无名野花，隔三差五地散香于草丛间，给人一种美感、清香感、舒适感、快乐感。

四间平房，两间厨房，让红砖绿树砌成一个农家小院，这便是胡大姐家。若是让风水先生说，这里可算是一方风水宝地。它东面是长流不息、清澈见底、宽阔平坦的流沙河。河里游鱼不断，河边上是沙滩，扒个沙窝，就会泉一窝清水，那水甘甜如露。岸上是高高的钻天杨，那白杨树棵棵睁着大大的眼睛，似乎在期盼着有情人的到来，又像是哲人，在审视着世间的变化。置身于杨树林中，天是一片苍翠，风是一股清新，若是找把凉椅，躺在浓荫下静听树上鸟语，细品手中的名著，那真是神仙过的日子。胡大姐家西面是一条纵穿南北的阳光大道，路上车水马龙，路畔有三三两两的人在乘凉歇息。

果然不错，胡大姐很乐意帮忙。她先问我，去不去乡地毯厂？我说，不能去，因为进厂要带资，我没钱，除非不带资。石粉厂呢？那儿不带资。我说，那个厂效益不好，光干活不给钱，还不知什么时候能给钱，我也不能去，何况那个厂是三班制，一个女孩子家，上白班还问题不大，上夜班可就不方便了，如今坏人不少，倘若出了事，到底是驴不走，还是磨不转？我无法说清楚。

胡大姐听我说得有道理，也就没坚持让我去。

一天，胡大姐兴冲冲地来到我家，喜孜孜地告诉我说：“野丫头，你的工作有头绪了。”

“真的？”我高兴得差点跳了起来，“干什么事？”

“让你在乡文化站管管图书怎么样？”

“那当然好啦！只是，人家要我吗？”

“我估计问题不大。郝站长跟我处得不错，我们又是老同学，前几天，我把你的情况跟他说了，他很同情你，也很钦佩你，是他主动说让你到文化站管理图书的，只是工资有点低，每月三四十块钱，你愿意干吗？”

“愿意，胡大姐你马上就跟郝站长说吧。”

让我管理图书，这真是天上突然掉下来的馅饼，我能不高兴吗？天天和书打交道，在知识的蓝天中翱翔，这是我梦寐已求的事，我巴不得一步跨进文化站，一步！

“看把你急得，到手的鸟还能飞啦？”胡大姐笑着指了一下我的脑袋瓜说，“郝站长去市里开会去了，等他明天回来我就带你去。”

我硬要留胡大姐在家吃饭，她为我费那么多心，我得好好报答她。父母亲也都非常高兴，忙着要去买菜，胡大姐说什么也不愿意，看我执意要留她，便说等我拿到工资时，再来喝酒。我看胡大姐实在留不住，只得让她走，并一直送她很远才返回家里。

这一夜，我兴奋得怎么也睡不着觉，爬起来又躺下，躺下又爬起来，最后索性坐在院子里等天亮。虽然初冬的夜很冷，露很重很寒。我真抱怨这些星星不知趣。我平时喜欢你，舍不得你离去，那是为了躺在床上看书、休息。现在，我急等着太阳，盼它早点出来，我好去文化站打工，你们明知道太阳不愿意和你们在一起，你们怎么还不走的呢？

太阳总算露脸了，那是在我千祈万盼时赏给我的面子。

我简单地梳洗了一下，然后寻出一件旧而不破，还算漂亮的衣服穿了起来。这件衣服是三姐当姑娘时穿的，她出嫁后送给了我，只是那时我太小，一穿到身上便成了大褂，我就没舍得穿。那褂子蓝底白花，穿在身上很素雅。

我三步并作两步往胡大姐家赶。到她家时，胡大姐不在，等了好一会才见她慢腾腾地走来。

“天芳，太不巧了，郝站长调走了。”胡大姐无奈地耸了一下肩，“我一大早就去找他的，他说这次调动是昨天会上宣布的，新来的站长姓刘。”

胡大姐的话尤如一盆冷水迎面泼来，我的心一下子凉透了。难道我的命真是苦的吗？不然，上苍为何要这样对待我呢？我真想哭，但忍住了。

“我看这样吧，我现在带你到文化站去见新来的站长，看他还愿不愿意让你搞图书管理，说不定能行。不能说上任领导答应的事，这任就不承认。”胡大姐看我失望的样子，劝说，“走，试试瞧。”

“去就去吧，该输该赢随它去！”我沮丧地点了点头，苦笑说。

刘站长很客气，听到胡大姐的介绍后，马上表态：“我刚到，有些事情还不太清楚，等见到郝站长时我问问，不过你们放心，不管怎么说，我也会给天芳找口饭吃的。”

虽说管理图书的事他没有明确答应，但是，看得出他对我的事很热心，我真希望他的承诺能够兑现。

跟刘站长一起调来的还有一个人，叫方国成，是沙塘街上人，不过，我不认识，胡大姐很熟悉。听胡大姐说，方国成的父亲是烈士，他本人当过兵，说拉弹唱琴棋书画样样在行，他在部队里就很有名气，快板、相声说得特棒。他个头不高，大约一米六左右。五官不丑，浓浓的眉毛下面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透出几许机敏。高挑的鼻梁很称职地贯通南北，两片能说会道的薄嘴唇，时时展露出洁白有致的皓齿。他原本是农村户口，后转成非农户口。他工作虽然在文化站，但工资没落实，不是正式在编人员。他上上下下跑了好多次，大大小小领导找了不知多少，送钱、送画、送烟、送酒，礼送了不少，就是不解决问题，后来才知他曾无意中得罪过一位小领导，正是这位小领导作梗，他的工资才不落实的。因为这位小领导还继续当权，找也没用，所以他就再也不找了。听胡大姐说，方国成会手艺，他的工作室里摆满了大大小小长长短短宽宽窄窄的镜条、镜架、镜框，墙角还堆放着成捆的宣纸、牛皮纸和装潢材料。找他写字、裱画、装潢的人很多，经济收入当然可观，所以他的家庭生活并没因工资不落实而受到丝毫影响。他待人很热情，刚见面，就一口一个天芳妹叫我。他说如果我实在没什么事可做，可以给他打下手，帮助搞搞装潢什么的，多多少少能解决自学经费问题。毕竟是头一次见面，尽管他很热情，因不太熟悉，我不能一下子答应，只能表示感谢，说以后有困难一定找他。再说，我心中还迷着图书管理一事。

离开文化站后，胡大姐笑眯眯地对我说：“你呀，你个野丫头是不相信方国成，你看人家对你热情，以为是对你另有所图，告诉你吧，人家早就有老婆了，他老婆可是有名的大美人 ，孩子也有两个，一闺女一儿，家里生活美着呢。”

“胡姐你仗着比我漂亮，净损我，我根本也没朝这方面想，我连饭都没得吃，还能考虑个人事，再说，谁能看中我这个丑丫头。”我笑着抢白她。

不几天，胡大姐又来找我，说刘站长叫我去上班。我欣喜万分，既感激胡大姐的热情奔波，又感谢刘站长的言而有信。因怕夜长梦多，我立即跟胡大姐来到文化站。

文化站是座小楼，上下两层。楼上是文化站办公室加图书室，楼下的两间则是租给别人开的饭店。刘站长对我说：“图书室有方国成在管，你就不好再干了，不过，我让你作为文化站的人去饭店当服务员。本来，人家不需要人，但看我是新来的站长，不愿意得罪，所以同意收你，月工资三十元，包吃，晚上可在楼上图书室里住。不过，人家丑话也说在前面了，干得好就加薪，干不好就辞退。你看怎么样？”

我用征求的眼光迅速地扫了一下胡大姐。胡大姐点了点头，我就说：“试试看吧。”心想，有事干总比没事干强。

刘站长见我愿意干，目光里似乎透出一种满意，便带着我和胡大姐来到饭店。

饭店老板一胖一瘦，都是三十多岁的年轻人。胖子奇胖，头胖、肚胖，脖子被头、肚两个胖胖得没有了。胳膊、腿虽胖，但胖得太短，像是很不相称的四根短棍插在一个圆圆的啤酒桶上。若说此人是日本相扑运动员，别人一定深信不疑。胖子是饭店厨师，瘦子是菜买。瘦子又太瘦，真像棵豆芽菜，或者说像根火柴杆。我真担心，一阵风吹来，他不闪了腰才怪呢。饭店里还有两个服务员，和我年龄相仿。只是她们打扮很时髦，描眉画眼涂唇抹红指甲，说话嗲声嗲气，很“港台”。我真不敢相信，在这样一个小乡村，还能容下这样两个妖艳的女子，岂但妖艳，而且妖艳得勾人魂魄，无怪乎此店生意兴隆。看她俩如此装扮，我自觉惭愧，因为我太土了，土得掉渣。

“啤酒桶”和“火柴杆”对我的到来，明显不欣赏。他们也不可能欣赏我这长相的乡间小丫。但是，碍于面子，他们只能勉强同意。事后，刘站长说，他们要真不给面子，我就让他们屎壳螂推车——立即滚蛋！不给我面子，不听我话，我还能让他们干吗？——也许，刘站长的话也是说给我听的。

饭店的服务小姐可不是好当的，尤其是我。那两个服务员因为受宠于两个老板，所以都干些面上活、轻活，重活、脏活都落在了我的头上。饭店的主食是水饺，我去时，天已变冷，但是，不管怎样天寒地冻，饺子都得包，菜得洗，碗得刷。来饭店吃饭喝酒的人不少，上自乡里方方面面的大小官，下自百姓游民，还有流氓恶死癞。前者酒足饭饱，多说唱唱卡拉OK，或者跟那两个小姐飞几下媚眼，调几句情，最多偶尔拍一下两小姐的屁股，小姐故意撒娇地叫一声，或嗲两句，那些乡下的“小土老爷”们便心满意足，签字走人。这些人吃过喝过，都是事后结帐，从不当场付钱。他们认为当场付钱没面子，也没钱付，——这个“没钱”，不是他们的口袋里没有，而是单位没有。

那些地痞流氓来了，吃白食是不可能的，他们不仅不吃白食，相反都给现钱，大把大把地掏。能让这些人主动掏钱，可以想象，那“啤酒桶”和“火柴杆”是何等人物，他们要是不通黑白两道，根本就辖不住这些人。不过，“啤酒桶”和“火柴杆”也不是吝啬鬼，——对流氓地痞而言；要对平常死老百姓，他们可是刮得很厉害的。——当然是他们也隔三差五地请那些地痞流氓吃饭，再者，这些地痞流氓来，无论怎样和哪个服务小姐调情，“啤酒桶”和“火柴杆”都不管。只要不在饭店当场做那事，或过分打闹，影响生意，他们才不问呢，反正不是他们老婆，只要能给饭店挣钱，随便他们干什么。

我的主要任务是包饺子、洗碗刷盘子、端菜送水。端菜送水，那是两位服务小姐忙不过来时才摊到我的。一般情况下，两位小姐也不让我端，他们认为我这个土样只能做下等活。我也不想端，不想去侍候那些人物。只能在生意太忙时，我才不得已的上场。可是，因心不在焉，常常端错菜，让顾客斥责、老板训骂、小姐讥笑。但为了那倒霉的三十元月薪，我一切都受了。

在饭店当服务员的我，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早上三四点钟就得到店里生炉子、和面、包饺子，晚上到十一二点等客人走完，洗完餐具打扫好垃圾，才能歇息，等上床时，已经到下半夜一两点钟。那两个服务小姐比我强，早上不要早来，晚上不要走晚，因为她们不做杂事，只负责侍候客人，还有两个老板。

饭店离家四五里，收工以后，我是无法回去的，没法，只得接受刘站长的关心，在文化站图书馆里占据一床之地。好在楼上没人居住，刘站长和方国成下班后都各自回家，住在那里倒也安静、方便。

饭店里休息的时间太少，看书时间挤得没有了。因为一天下来，浑身像散了架似的，倒在床上就唱起了“呼延庆打擂”。过了个把星期才略略适应。不过，我没有抽时间看书，而是写日记，每天一篇，记述当天的所见所闻，以便将来写小说时作为素材用。在此期间，最卑视我的是那两个服务小姐，最看我不顺眼的是“啤酒桶”和“火柴杆”，最挑剔我的是那些大大小小的“土老爷”，最关心我的，除了父母，便是胡大姐和刘站长。尤其是刘站长，他每天最少来看我四次，他问这问那，甚至连女人用的卫生纸都关心到了。热情得真让我受不了。

说实在的，起初我对刘站长的印象就不太好。他整天打扮得油头粉面，特别是脸一天擦几遍雪花膏，走哪儿香到哪儿，男不男女不女的，让人不能接受。平时言谈举止也有点轻浮，接触时间越多越长，越能感觉到他的素质不是太高。他那笑声，有点让人捉摸不透，常于不经意间显出一丝猥琐。方国成大哥常提醒我，在外不是在家，对任何男人，特别是那些对你过于关心的男人，更应该注意。过分的对姑娘献殷勤，很可能就是为姑娘设下陷阱，让姑娘在飘飘然中不知不觉地掉进去。方大哥的劝告，我并不知道他有所指，因为任何一位亲人，任何一个朋友都会这样劝说我的。再说，我始终把刘站长当作自己的长辈，而且是有文化的长辈，我想，他也不好意思对我有非分之想，何况他又是有家有道之人。

不过，刘站长并没有把我当作他的晚辈看。一次他跟我说：“天芳，我发现你长得特像我姨妹白雪。（天知道他的姨妹是不是有，又是不是叫白雪。）我姨妹是幼儿老师，在马陵市幼儿园。她对我很好，常来找我玩，只是，我们相隔太远，又是姨表亲——”言外之意，若不是远，若不是姨表亲，说不定他俩会天天在一起。

刘站长在我跟前几次提到白雪，每说到此人时，他那一双眼睛就像蹲在洞口的老鼠，骨碌碌地转着，盯着我。老鼠望的是食物，他可是在我身上的神秘处来回巡视，常常望得我浑身不自在，起鸡皮疙瘩。每每如此，我都赶紧找个理由离开，为了不失他面子，离开时，我总是装作一副笑脸，表示他的话是可信的：我像他姨妹白雪，可是我不是白雪。

也许，每次我总给他一个笑脸，——端人家饭碗，当然不能板着脸待人，——麻烦就出现了。那天晚上，难得饭店客人不多，忙完饭店活约摸十一二点钟，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准备上楼休息。当打开图书室门时，我吓了一跳，虽未开灯，但借外面灯光和第六感觉，我知道屋里有人。我以极快的速度拉亮了电灯，果然不错，刘站长横躺在我的床上。他见我来后，竟毫不在乎，好像这里就是他的家，他的床。

我清楚，自己遇上了人面兽心的家伙。毕竟是十七八岁的姑娘，毕竟是第一次碰到男人躺在自己的床上，心里难免有点紧张，有点害怕，两腿也在打哆嗦，但我还故作镇静：“刘站长，天这么晚了，你来这儿干什么？”刘站长从床上爬起来，睁着一双色迷迷的眼，慢慢地走向我说：“我是来找你的。”我下意识地直往后退，因为房子不大，我又吓得走不动路，刘站长一把抓住了我，臭哄哄的嘴直往我脸上拱，一只手还不住地在我身上乱抓乱摸。我从来没有经过这样事，更没有男人的嘴碰过我的脸。望着刘站长那张狗嘴，那双魔爪，我感到恶心，感到愤怒，不由自主地惊叫起来。

图书室的隔壁是地毯厂办公室，室内值班的是我一个远房表哥，听到我的呼叫声，他循声来到门口。刘站长见外面来了人，愤愤地，极不情愿地松开了双手。我趁机跑到门外。当晚，不顾夜深天黑路野，一口气跑到家中，过了好长时间，仍然惊魂未定。母亲见我神色慌张、脸色难看，关切地问我怎么啦，为何回家。我怕她担心，没有实说，只说是回家取衣服碰到野狗追吓的。母亲安慰我一番，叮嘱我以后晚上不要回家，免得出事。

我本不想在饭店干下去，一来讨厌饭店那种环境，那种氛围，二来怕刘站长继续找我麻烦。但是，为了那可怜的三十块钱，第二天，我还是去了饭店。只是，我暗中决定，绝不再领受刘站长的任何“恩赐”，绝不在图书室——那方被亵渎、被玷污的圣土里居住。天再晚，我也回家，为防不测，我在身上带了一把剪刀，倘若再碰到刘站长那样的人，拼死也要捅他几刀。自那天以后，刘站长就没有搔扰过我。不过，他往日的那份温情也随之烟消云散，留给我的，只有一副冷若冰霜的狗脸。饭店里的“啤酒桶”和“火柴杆”大概看出了个中端倪，于是对我更加严厉，动辄训斥，像对待狗一样不停地喝唤我。那两个小姐指桑骂槐。也不知她们为何恨我，我又没得罪过她们。后来，我想，也许我虽然土，但人的长相还是比她们强的。女人大概都仇恨比自己美的女人吧。尽管她们骂我，但因为人家不提名，我想发火反击也不行，何况，我本着一条原则，只要不直接损伤我的尊严，只要能生存下去，我就坚持着。没有苦中苦，何来甜中甜？苦钱，苦钱，不苦哪来的钱？没有钱又怎么自学？为了学习，我要忍受一切可以忍受的折磨。

尽管我很苦，尽管我想在这非人的环境里占据一点点地方，尽管我想为那倒霉的三十块钱折腰，可是，这一切并不能遂愿。不久，饭店以重新装修为由，炒了我的鱿鱼。虽然，“啤酒桶”和“火柴杆”临走时说是让我在家待岗，但我心里明白，他们不会让我再来，我也不会再来的。既然装修，那两个小姐为何不在家待岗，无非是她们能让他们称心如意罢了，我却不能。我也不会那样做。一个姑娘如果连自己的贞操都当钱卖了，那还能是人吗？饭店还算可以，并没有白使我，临走时他们甩给了我二十块钱，算是二十天的劳动所得。

捧着二十块钱，我躲在回家路畔的田野里，大哭了一场。要知道这二十块钱是我第二次走上社会用血汗换来的，它溶进了我多少的屈辱和辛酸，同时，它也让我充分认识和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世间的险恶，它更让我明白了一个女孩子闯荡社会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