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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类
汪曾祺接触外国文学是在上大学前。高三时为避战乱，躲在乡下的庵中，随身所带是《沈从文小说选》和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日后他曾说这两本书改写了他的人生，引他走向文学道路，“屠格涅夫对人的同情，对自然的细致的观察给我很深的影响”（见《西窗雨》）。但大批量地阅读西方文学作品则是在西南联大时期。
这期间汪曾祺读过尼采、萨特、伍尔夫、纪德等。他对巴尔扎克提不起兴趣，说他总是站在读者之上，有些欺负读者；对托尔斯泰也不喜欢，直到四十多岁时才勉强读了《战争与和平》；对莫泊桑和欧·亨利也不感兴趣，说他们“耍了一辈子结构”，但显得很笨，实际上是“被结构耍了”。他钟情于契诃夫、阿索林、海明威等，说契诃夫按照生活的样子写生活，喜欢散文化的结构，喜欢他把文字丢来丢去的，这正是他的现代性所在；说阿索林的小说“是覆盖着阴影的小溪，安安静静的，同时又是活泼的、流动的”。他喜欢长篇《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等意识流式的小说，说《追忆似水年华》“纤细、飘飘忽忽”，还曾“野心勃勃”地打算写个像这样的自传性的长篇。
青年时代的汪曾祺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意识流的影响，那时写就的小说《复仇》和《小学校的钟声》，就有意识流的味道，很空灵。曾有人认为他的小说是有点“洋”的，应是指这一时期的作品。
写于1992年的散文《西窗雨》，可说是汪先生自陈外国文学对他的影响及他对外国文学的态度。他认为年轻人写东西要多尝试，浓丽华美都不为过，不要一开始就流于平淡。但他也主张，要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要纳外来于传统，融奇崛于平淡。想来这都是他的夫子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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