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汝乡前贤郑观应君。且忆曩日之己
于长江隩畔、渝中陋宅的
一段居家养病的日子:那时,病痼稍痊,
然诸事无着,甚感际遇艰辛。时常,独自,
凭着一面书房的薄窗,手握一卷
装帧做旧、泛黄的《危言三种》,倾身侧望着
那条曲回平际,又绵延东去的江心(心底
却按捺翻涌)…是的,人人都有一段
命运难由的艰难,亦曾依寻、握着
一爿支撑属己的希冀…而那些年,
(19世纪下半页),陷于内患外侮的伦彝华夏
终于迎来了自身“形器”的图志维新——
官督民筹的近代洋务实业之兴起:
“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国人士交接,
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
盛衰之由…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
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
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
保商务,使物畅其流…”(《盛世危言》自序)
——而陶斋之生平,亦讶然同步于
此“旧民主革命”之峥途:初度之始
即遭逢《中英江宁条约》之签订…同年,
“睁眼看世界”之人:魏默深(源)
呕心制夷怀柔之作《海国图志》首次刊行…次年,
同乡粤民洪仁坤创拜上帝会…又贰年,沪上
洋泾浜以北之英租借地启用(此亦
近代租借之端始)…而陶斋本人
则六岁入私塾,十七岁售落于童茂之选,同年,
赴沪上洋行学贾…从此,开始了其立志
“器变、道不变”的实业安攘、忡心立言之路:
从弱冠提笔之《救时揭要》
到近世首家轮渡合营(“公正轮船”)之主筹;
从概当而立的盱衡之作《易言》
到以赈代捐、出濡道员、傅相帮办(追随
李鸿章、盛宣怀)、锐志务业:
机器织布局、沪上电报局、
天津电报局、金州矿务局、轮船招商局…
各色会办筹谋,郑君以经世罕匹之才,
将自身命运,同洋务运动之救亡纾难
唇齿耦合在了一起!…然而,匹夫勇毅,
世则症瘕;文明痈疽,日以潜成:
80年代,中法越南宗主之争,——其时,
战事待发,法舰进抵吴淞口,沪商
纷纷惶作恐忧,继而,金融潮汐洴涌,
股市分跌…而陶斋所主之官督织布局
亦陷金融债务之维艰,加之,外商太古
适时之构陷侵冒…一时间,厄于债务清偿,
陶斋被迫忍辞下野,退潜故里…同年,
中法战事新败(迫于国力,虽和亦败)…
国事当涂凄惶,陶斋亦遽陷囹圄:
当途径粤港之地,地方官府以抵拘之刑
令其赔银,踵相威逼…:
“疮痍满目凄凉甚,深盼回春国手医。”(《闻中法息战感赋》)
“竟辞高谊惊流俗,敢累群贤徇己私。一介自严存古道,二难愧附儆浇漓。冰心自矢盟天日,杨震清廉是我师。”(《乙酉道经香港有感》)
身屯国陷,于时共艰,命数同疫,辛苦备尝…
那时,陶斋自谑“脱累故里,
杜门养疴”,实则联络筹偿,潜心睿思,
以观天下时变。《庸》言:“君子而时中”,
——“时中”者:“用也,末也,所谓变易者,
圣之权也”(《危言》自序)…参天赞地,
守中不易,穷变通久,用之以权,
君子之行也!——在这困顿在野的六/七年里
(1884-1890年),陶斋以胯下之辱的含忍、
松柏之形的召勉(参《乙酉还家书以自勉》),
发“中西道器”之宏论,写下了
对“君宪”国体和时事启蒙,影响攸远的钜制
《盛世危言》(五卷初本,初稿续成于
复出后的两年,即光绪十八年):《危言》者
(初为五卷,后历经增补、删改、厘定,
或增为十四卷,或刊为八卷,而各卷式
又存诸多之印版,于此,谨以五卷“困疫自勉”之作,
代为镃基,合衷诸版论之),维新之语,
匡正之作也(按:今人所解之“维新”
乃启蒙之新语,以别于旧世,——然,
时人则谓是书,乃复古之作、三代之法、13
大一统之遗制也,——参《危言》陈炽叙序)。
其书捡箧胪成之时,正当华夏“千年变局”之将夜:
其时,泱泱祚土,万国竞逐,文明积弱,
肇兴亟务…而皇室清廷,为保其壤,
更欲摹效四夷,兴办实业,以达其富库强兵,
攘御外衅,涤洗约辱之希图…然自古以降,
皇朝兴废存亡之时,亦是思想越激偏弊、
礼法淹乎难明之秋…概当其时,
风化之吁、求变之声渐嚣渐长;而抵畔孔孟、
革新常法之论,亦弥布于朝堂,胫走于四野:
“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
然言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
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末而忘本。求其洞见本原,
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危言》自序)
——又“惟今昔殊形,远近异辙,海禁大开,
梯航毕集,乃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仿泰西,
复三代之法,广开民智,以御外侮…兹不揣弇陋,
将中西利病情形,博采群言,掇拾成书。
窃附古人谤木善旌之义,犹恐挂一漏万,
尚冀有心世道之君子有以正之,幸甚!”
(《危言》增订新增凡例)——噫吁呼哉!
此明《危言》之作,非唯民智启蒙之普度,
亦乃存古复礼之疾呼!——是的,诚如其言,
吾观《危言》之书:以“道器”为开篇立论,
以三代之教、易翼经传之辞
而统乎诸章,出入正奇、固本析源,
在在欲发明正道统、畛辨中西之教谕。在此,
谨将《危言》首章“道器”及全书谋篇之敷议
承览于兹,以垂方教:
概言之,道器者,空文垂训,
形上形下之谓也。若循《危言》之用法,
可约述为:驯致富强,器也;礼乐教化,道也。
——而“道器”之辨,蔽言之,乃承
“体用不二”之义也(若后世“性情”、“理气”、
“心物”、“知行”之辩,皆本此周易
“阴阳二一”之理):道之为体,器之为用;
道以制器,器以显道…而文明之盛衰
亦端赖两者承相裨补:有器以范,则无业不兴;
有道以维,则无百年之乱…然若以器胜道,
则近乎霸;道而乏器,则难于应世临危…是以,
三代以上、先王制礼,皆奉两相兼顾,
器存而道亦寓也!(然后世余年,道渐支裂,
器亦寖泯,非唯俟后之人,求野拾遗,
不可得也…)陶斋既奉易理为圭臬、
“上古三代”为制度统宗,则《危言》全书
亦循此而谋篇立论。先探章回之微义:
起初,五卷本《危言》各章,被缕分收纳入
“上/中/下”三篇,概合“三生万物”之理,
而分章之数五十七,后八卷本则修订为五十,
除去“自序”之引章,实用四十九,概合
《周易.系辞》“大衍之数”…再蠡测章节之次第:
《危言》既崇古制,则其论议亦当
循古溯典,以张其本,以为“发微”之薮基。
而“上古三代”之旧制,若详加甄定,可兹参谘
且遵孔孟之道者(因历代诸家,无论儒法道墨
皆奉“上古三代”政制之不同发明),不出:
夫子之庭语、周公之剙礼(按:周官
同维新之义合,非唯附会,亦可参
其时经师鸿儒:孙诒让之《周礼正义》自序),
以及《尚书.洪范》之九畴(而《世本》、《国语》、
《竹书纪年》等旧典,则各存瑕疑,以待后辨)…
故而,比堪诸书,《危言》篇章次第之内因
或不难揣度。以下,略以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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