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以上,君师政教并行,广设
“塾庠序学”,如《论语》以“学而”开篇,
《危言》亦以“学校”、“考试”诸章领衔
(而其论议针砭,皆循“孔门六艺四科”之整全,
不废“经世”之学),另鉴之以异邦之制,
以兹较补,故又有《西学》及“附录”之诸篇;
三代以上,《周官》有三询之朝,且建鞀设铎,
俾君臣之合议,以通上下之志,则《危言》
亦发“议院、公举、原君、自强、日报”
等君民共和之论,且扬弃民主之短,
以不违逆礼法之本;三代以上,广设百官六典,
且仕有美恶、任有岁矩,以示致官之德操、
退身之需亟,《尚书.周书》有云:
“官不必备,惟其人”,——故《危言》又阐
“吏治、书吏、廉俸、限仕、汰冗、革弊”等篇,
以饬吏治、定任年、汰冗员、戒瞻徇、革积弊;
三代以上,郁郁乎文,邦畿用礼乐,
万国因公法,——礼者,所以安邦定志也!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
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然礼乐趣味,
文质繁俭,代有尚同。由文入质,由繁入简,
去伪存真,相契彬彬,夫子之教也!——故有:
“礼,与其奢也宁俭”,“麻冕礼也,今也纯俭,
吾从众”之庭论…而泰西礼俗,或类三代之平朴,
君民亲晤,切重时务,故《危言》亦作“典礼、
游历”等篇而嘉称之;至于公法干城,同求敦睦
——然列国强弱,殆有参差,权利均衡,
亲践实难…且近世和约,屡犯吾彝,
前有烟鸩教传之入,后有蓄奴贩猪之出…
交涉维权,衡平强弱,变法损益,惟赖自强!
——故,又做“公法、通使、禁烟、传教、
贩奴、交涉、条约、入籍”诸章,
以行怀柔,以为激愤,以图自励;三代以上,
《周官》《洪范》,爰述官政,明列三司:
前有司空,以掌营郭,度地居民;中设司徒,
以掌教民,贤德绌恶;后忝司寇,以正刑名,
以听狱讼…故《危言》撰续,先绍“建都、户口、
旗籍”之建置,再接“教养、训俗、善举”之论议,
后补“刑法、狱囚、巡捕、罚赎、盗工”之谕督;
三代以上,仓禀衣食,通商惠工,系关荣辱:
冬官厥遗,益补考工;食货经济,跻列政俶…
则《危言》亦有“税则、停漕、盐务、
度支…铁路、修路、电报、邮政…铸银、圜法、
开矿、纺织、垦荒、治河…”诸班之政,
以通货兴业、裕民而藏富…三代以上,护祚佑民,
尤赖师旅,《官》设司马,《范》列政足,
故《危言》以“海防、边防、江防、炮台、
练兵、水师”之军事诸章,为全篇之否极、
鸿篇之酋终!…至此,包罗“成败治乱、古今盛衰、
宇宙利病”之骋思,逾跨前后仨十年
瘁心勩力之茹苦,陶斋终成此
稽古护法、高掌远蹠、救时图新之绝著!14——*
*旁批五,诌议“礼法良序”之护法
尘世礼法良序的形成,既仰“自生自发”,亦仰人为之“后天立法”。从未有形式之绝对“政治正确”,因缘于尘世绝无“永恒最高”之善法,唯有“取中”之良法。本乎人类灵魂属类有别,虽或有近世科学所谓共同之“生理”,若心理学弗洛伊德之“力比多”、生理学肾上腺之“多巴胺”,然终究“取用”有别,“分有”有差:有更善乎精神而拒肉体之“性灵爱欲”者,有更溺乎血性而好勇斗狠者,亦更有湎于两性或肉身之食色者…而绝无“启蒙”所谓“普遍人性”之一贯发明也!故而,于尘世普罗而言,未有适于所有心性趣好之“普善”,唯有不同之“殊善”,而各类心性皆以自身“殊善”为“普善”,此“权力意志”与“历史沿革”,甚或“偶然”所为之也(然,吾以为有一类“善”可超乎二者之上,此为后话)。且“个体之德/善”不可全同于“社会之德/善”,乃在于“个体之德”终究朝向于亚里士多德所言之“自足”或诸多神秘教义之“尘世的超越”,与社会终为反向抵牾。如同“社会之德”终不脱“人生而为政治/社会动物”,而以“自足”为“野蛮”或“自然状态之前”之贬抑,此二者互为畛域之根本,不可不慎察也…故而,不可以“个体之德”全判于“社会”,亦不可以“社会之德”全判于“个体”(然于今,两者往往互混,古典现代互为訾论,终成价值之曲解,深受其害者,以本赖“个体德性”超拔之文学、诗艺为甚)…然“取中”之道亦为分歧,虽笼统而言:专制与自由、集权与平权、超性与世俗诸类之间寻一适度,然其具形从未统一,且溺于权益占取,众说纷纭,若古希腊所倡“僭主与民主”之和合,若天主教之Codex、伊斯兰之教法、华夏之儒法、欧罗巴之“共和”…皆自判存乎二者之间…孰专制乎,孰平权乎?孰分有为多,孰分有为少?曷以不落两极,不为独一之偏见?…其判准/择取,或如近世大哲沃格林(E.Voegelin)所论:全赖秩序与历史之协调建构(本诗中,诸贤艰难护卫之“宗法”、“祖先之法”、为求革新而冒籍之“上古三代”礼法,——类同西人所言之“patrios politeia”,亦成型于此),或亦仰政治家之应时智慧(此往往为人所訾,责为一种“立法”之空妄发明或“存在之谎言”),或赖通达者世道“观相”之妥协、游逸与淡然…嗟乎,逢此“民主意见”、“政治正确”之唾沫汪洋,“何为良序”之认知与捍卫,迭迷乎、急迫乎、艰难乎、困顿不易乎?!——聊作此诌言,因诗述志,惶惶而不求加于人,亦存后来之商榷…
——如是,《危言》的写作,不惟
在野困顿的那几年,其后凡历
春秋鼎盛之数十年,不断修改、增订、补编…
而历次订补,又每每缘起、踵随时局步履之艰阻
(如十四卷本(1896)之逢甲午中日败辱,
参“增订新编后序”;八卷本(1901)
之逢庚子事变、清廷“新政”、尸位保禄、
变法敷衍…参“原君”、“自强论”、“后序”诸篇)…
而迄至其不幸病陨于沪上之提篮桥,
是年,亦有集其“平生条陈上书、
论说序跋”之增稿:《危言》“后编”全本之初刊
(如“潘序”所论:《危言》“前篇”言其所知,
“后编”行其所言,以继往圣“知行合一”之垂教)…
诚可谓:竭终身之行远,殚归诣于一书!
而陶斋晚年归轸,除实业权争之屯蒙,
亦凡历时代沧海之“疫变”:洪宪帝制、府院蚌争、
辫勋复辟、南北分峙…此诚陶斋所叹
华夏“危急存亡之秋”也(1917年):
“当关道阻虎兼狼,兄弟无端痛阋墙。
民迫饥寒沉苦海,官争权利为私囊。
只愁罗掘中原尽,难御交侵外侮狂。
鹬蚌相缠渔得利,蜃楼变幻几沧桑。”
——虽深知渺身居间之奈何,且时常抱禅自旷,
寄寓幽玄,然终究勉力支撑…惟
在在心系教育,以寄后世子弟
能修真而育德、内圣而外王(参《致王君静山书》)…
如其倡设之招商公学,施教之方,首宗
“形器”之外,归真“道德”,返璞“本原”:
“道德者,人民之要素,国家之元气也,世界竞争之战利品也。统观中外立国之历史,其致强之道虽不一,然无不根据于道德。道德顾不重哉?!”(《与潘君兰史、何君阆樵论选举参议院议员》)
“自二十世纪学堂林立,人人趋学…然新学专门,但讲求形器争奇斗巧,沾沾自足…是以只重权利,昧于道德,实非本原正大之学…吾徒求学,纵不敢言内圣,然修身立己,必须取法圣贤,推之任事图功…吾愿诸生勿忘设学作育之深意,尤须体实事求是之本心!”(《招商局公学开学训词》)
——哀哉!及其殁终,实业附于伦常、
国体寄予施教、御侮兴邦本乎道彝礼法
之《危言》初衷,终究未改(参其时
陶斋评康子、论“代议”之诸函,1917-18年)15
…而时代忽淹,
历经“百年共和”之淘尽,终处
新式教育之吾等,逢此家国困疫之艰险,
再谛前贤于危难处之谆言苦诣,述往思来,
幡然自况,未知此心当存
曷之揭恻,曷之忾叹?!…《书》云:
“言之非艰,行之惟艰”;太史公亦嗟而自勉:
“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呜呼!起夜卷帷,孤作空言,
瓯茶妄语,殊不成篇,惟愿汝(并诸君)
伏维赐观,且作惺忪谬看…谅敝顿白。
*原诗计定“上/中/下”篇,“中篇”咏以疫难之挽辞,“下篇”贯以古今之儒脉,以衍校训之申义…然诸君离校日迫,未得已,暂以此阙篇,代为送别,以待来日之弥憾补缺。是为记。
三、后记
致诸君:
再提笔时,却已是仲春时节…沪上的时令
却也似初春的焕然:樱花
在枝头肆意吐露、倾诉,——生命
仿佛灿然如旧,仿佛(仍在发生,且在异乡
急剧恶化的)那些人世灰蒙的凋零
从未绵延而去,从未于人群中
悄无声息地来、收割罔顾地过…而校园的行人
也渐渐多起来了(教职员陆续返校),
每日午后,旁经“漫雪”素裹的“大道”,总有
口捂严实的人,或三俩,或独自
倚枝驻足、赏拍,——亦或,长久地静默(再无
旧时的喧浮)…仿佛
一切终归自由(内部的),——又仿佛
再次回到那些熟悉、敞开、
本属自身的事物;回到古老的(曾与世共享
又疏离、隔绝的)灵魂的“诸元素”…而时隔两月,
吾同杨进君亦再次逢面,樱花树下
叙语攀谈,彼此皆气色无恙、胸襟亦缓…而近日,
国内疫情,似也如身旁再次翻飞的樱花雨——
湖北疫情防控指挥部接连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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