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3月25日零时起,武汉市以外地区解除离鄂通道管控,有序恢复对外交通,离鄂人员凭湖北健康码‘绿码’安全有序流动;自4月8日零时起,武汉市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有序恢复对外交通,离汉人员凭湖北健康码‘绿码’安全有序流动…”
——是的,湖北解冻,武汉冰融!…一切
似乎都将过去,也终将过去,连同那些记忆中的
残忍与悲痛…黎明似已临到,
黑夜不再守望…除了
时间缓慢的平复,亦或
那些再难平复、挽回,与换回的…是的,
这百年之疫,也是百年之丧(郑司农《三礼目录》有云:
不忍言死而言丧,丧者,弃亡之辞,
若全存于彼焉…)、百年之哀…谨此,
让我们同声祈祷:给那些不幸的人,也给这
已然、依然的疫情下的罹难,以这样一种
事后、无用的,不成样子的哀挽…愿上帝
“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哭号和苦痛…”
——然而,我们,这些“幸存的人”,会承诺
得享幸福么?——或如《训道篇》所言:
人在太阳下的辛苦劳作,或终为虚无?
——是的,“一代过去,一代又来”,
人们终会在哪里相聚,也终将在哪里离别…一如诸君、你们:
即将离开校园,揣毕业之华茂,朝向未知之路,
听凭声声属己之牧歌、灵魂之召唤…尽管,或许,
面对这世界之实存纷繁,你们(和我一样)
还太过羸弱,难以晰辨(如时代之诗):
是的,这个世界,有人为一己之私,轻薄
他人之私;有人为此时之社会
鄙薄彼时之社会;有人为一时之社会真理
无视共时之灵魂真理;有人因灵魂真理之恒久
妄贱社会真理之阈限…似乎,再难有
甘冒野蛮之放逐,遁世无闷之灵魂,
甚或挺身亢言:“我去死,你们去活,孰好孰坏,
唯有神知道”;再难有
古典贤哲般,在“政治/哲学”、
“灵魂/社会真理”间明辨自制,审慎分畛,
从容取中;再难有,甘冒“偏下”之诋,
为艰难汝成之“社会真理”:礼法,
勇毅道出“爱国家,甚于爱灵魂”!…
是的,这世界太多分歧、太多滋嚷、太多陨落、
太多抱憾…如同我们:有人奉道/玄,
有人踞德,有人恭奉天主,有人心系“整全”,
有人捍卫华夏宗法,有人崇尚西人教法,
有人在近世德意志之纯思中徜徉,
有人在中世纪晚期公法之失域中苦觅挣扎…《老子》有云:
“同出而异名”,《庄子.知北游》亦谓:
“异名同实,其指一也”…若然,我们终能寻见
彼此“趣向”之同出、“异名”之同实么?…甚而
面对世道纷纷之“快乐追求”、未来种种之“突逢困疫”,
我们终能免去奥古斯丁青年时的慨叹:“这个时代,
我们看不到确切可靠之物,足以使自己拳拳服膺,
放弃目前欲求之种种”(《忏悔录》6.10),
而勇敢说出:“(他人)志在酣醉,汝则志在光荣”?(6.6)
或如夫子“丧狗”时之振勉:
“(君子)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
……
好了,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终到搁笔之时…
古有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旧时
校训亦尝言:“仰天地之正气,
法古今之完人。”——字字诫训,足馈吾等书生之愚,
虽未能(骤)至,然心向往之…在此,
谨愿诸君将来,仍能忆起今日困疫之共勉
亦或旧时檐下之共读:能安忍耐苦如斯,勤勉谦逊如斯,
以待自至之花开…且望诸君,他日驰骋,勿忘
今时之初心,——此亦仆
不揣鄙钝,继夜攒诗之深为冀焉…
注释:
1 参见太史公:《报任安书》。
2 参见太史公:《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3 参见 Marina Tsvetaeva,Moscow in the Plague Year,translated byChristopher Whyte,First Archipelago Books Edition,2014,P.12,及“后记”(Afterword)。
4 参见David P. Fidler,SARS, Governance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Disease,Palgrave Macmillan,2004.本诗写作之际,忽闻特朗普宣布美国单方面退出WHO,不觉内心五味杂陈,这个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主导的“多元的”世界依然无法构建起稳固的“战争与和平法”…
5 此节子尹之简议和摘引,合参自:《郑珍全集》(全七卷)之第一卷、第四卷、第五卷、第六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12年;施吉瑞:《诗人郑珍与中国现代性的崛起》,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同时参校原书Koninklijke Brill NV,Leiden,The Netherlands,2013);邹方望:“会通汉宋:郑珍、莫有芝学术渊源考”;龙飞:“郑珍诗歌与杜诗的渊源关系考”等。
6 近世以来,华夏文学分科昧于“文学”本义之全体,而偏于“辞章”之游艺,实起于所谓“新旧文学”之争,其偏狭早为民国学者所觉察,早如罗志希于《新潮》第一卷第二号所刊发之明定文学畛域之正论,认为所谓“新文学”实为“美术文”,且以“美术文”冒“文学”之全称;又如近世“新儒家”之开宗(亦为冠冕)熊十力将其时兴起之所谓“新文学史”径直判摄为“文艺学史”(所谓“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乃文学史之一脉而已,参见《熊十力全集》第八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页26。然文学之蠹,其源已久,可溯及晚清科举、学校之朽坏,可参后文所论郑观应君在《危言》中之讨论,对其时学校儒生之章句、贴括之艺的批评。
7 此段“古今诗人”之诗旨诌议,非全为鄙人之诗学,可另参陋作《诗路卮言》(2017-2018年辑)。
8 此段谬赞之写作,合参自:《益都县志》(中国方志丛书,第三七五号,清康熙十一年影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民国六十五年)、《青州府志》(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社1999年)。
9 “安史之乱”简议合参自:孟献志:“2000年以来安史之乱研究综述”;苏利国:“胡风东渐与文化认同——文化共同体视野下的“安史之乱”成因探析”;王军:“安史之乱与王忠嗣遭贬黜关系考”;张文良:“从《三教不齐论》看唐代的儒释道关系”;寇养厚:“唐初三帝的三教共存与道先佛后政策”、“武则天与唐中宗的三教共存与伟先道后政策”等。
10 此节颜鲁公之简议和摘引,合参自:《颜鲁公集》十六卷本,钦定四库全书影印版;朱关田:《颜真卿年谱》,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
11 “意识形态”在其发明之早期,并非一种单一的统治阶级的支配性理念,或被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用以对专制政体展开批判所使用,而是同笔者所列之几类秩序真理类型之基本功用并无二致,即皆为提供一种社会层面之科学建构、一种“理念之科学”,而服务于改善人类生活之目标。可简要参考利昂.P.巴拉达特:《意识形态起源和影响》,张慧芝、张露璐翻译,世界图书出版社2010年版。
12Gnosticism,此处使用“诺斯替”之旧译,以示基督教灵知之独特范式,以甄于犹太教、伊斯兰教等别派之灵知类型。而各派之灵知,则分有经验之共性,参沃格林:《新政治科学》,段保良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页134。
13 何为“上古三代”?“上古”者(上/中/下,合为“三古”),依诸家经文,如《周易.系辞》、《礼记.礼运》、《汉书.艺文志》及历代注疏,皆存不同之判别,然统而论之,皆本伏羲(包羲氏)之时为“上古”之开篇,此亦“易卦”初创之始,亦可堪“华夏政治文明”之始。可参今世学者张文江之讲论:“周易的观象体系和古史序列——试论中华文明的基础”。而“三代”者(史有“二/三/四”代之不同划分,如《墨子.三辩》、《韩非.八说》、《大戴礼记.四代》之说),亦存诸家之纷纭,然循古人之用法,可略以“平王东迁”为迄限,故而,《危言》以“上古三代”纲举立论,非仅为“返回”孔孟春秋以前之治道,实乃追溯“华夏政治文明”之起源,——甚或,断其为“发明华夏政治文明之起源”,亦未尝不可。
14 此段平议,概拙仿自太史公《自序》。此外,我们当明此书对后世中国之重大影响,除却康、梁、毛等人之尤加重视外,更有甚者,《危言》中“农功”一章,实为陶斋同乡孙文所创…这亦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深思,中山先生革命立论背后的“古今”问题。
15 此节郑陶斋之简议和摘引,合参自:夏东元:《郑观应年谱长编》(上下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郑观应集》(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另比照中华书局“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2013年);易惠莉:《郑观应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2016年;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2016年。另:本习作,绝未敢奢求材料之新证,但求略补于思想,而今世陶斋之研究,材料考订历历坚实,然于思想判别处,或存商榷,如诸学者皆以“宪政革新者”而衍论陶斋之言语行事,虽概论不假,然革新之道,未可浅理带过,故诗中略加赘言,以呈现其思想原有之“革新-保守”张力,如其晚年诗作有叹:云守旧者旧何在,云维新者新更失。其思想砥砺之艰难,概足以瞥见…
(编辑:黔州)
版权所有:西南作家网
国家工业信息化部备案/许可证:黔ICP备18010760号 贵公网安备52010202002708号
合作支持单位:贵州省青年文学研究会 四川省文学艺术发展促进会 云南省高原文学研究会 重庆市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投稿邮箱:guizhouzuojia@126.com QQ1群:598539260(已满) QQ2群:1042303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