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力学中的电子能级跃迁现象,描述了电子在不同能级之间的跳跃,其概率分布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而《周易》的卦象变化也是一种离散的、阶段性的变化,通过阴阳爻的变化来表示事物的不同状态和发展阶段。这种数学结构上的相似性,揭示了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在变化规律上的某种共通性。
人工神经网络中的隐藏层叠加原理,通过不断增加隐藏层的数量和神经元的连接方式,来提高网络对复杂数据的处理能力。而《周易》中八卦相重形成六十四卦的过程,也是通过层级的叠加和组合,来构建更为复杂的模型,以描述和解释更加丰富多样的事物和现象。这种层级架构上的相似性,体现了人类在不同领域中对复杂系统建模的共同探索和追求。
这种跨学科的理论对话,不仅为我们理解《周易》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现代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它启示我们,在面对复杂的科学问题时,可以从传统智慧中汲取灵感,寻找解决问题的新途径。
三、《论持久战》中力量转化的模型解构
3.1 矛盾分析:系统建模的前提条件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对中日矛盾的分析,是建立在系统论基础上的一次深刻而全面的多维数据建模。他敏锐地洞察到,中日战争中存在着敌强我弱(军事经济实力)、敌小我大(人口国土规模)、敌退步我进步(社会制度属性)、敌寡助我多助(国际战略环境)四大矛盾,这些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构成了描述战争系统的核心变量。
敌强我弱的矛盾,体现在日本在军事装备、工业基础和经济实力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而中国在这些方面相对薄弱。然而,敌小我大的矛盾则表明,中国拥有广阔的领土和庞大的人口资源,这为中国进行持久战提供了坚实的战略纵深和人力资源基础。敌退步我进步的矛盾,反映了日本的侵略战争是违背历史潮流和人民意愿的,而中国的抗战是正义的、进步的,具有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社会凝聚力。敌寡助我多助的矛盾,则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对日本侵略的反对,这为中国抗战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支持和战略空间。
这种将复杂现实抽象为可分析要素的过程,与《周易》通过阴阳爻构建模型的思维路径高度一致。《周易》通过阴阳的对立统一来描述世界的变化,而毛泽东则通过对中日矛盾的分析,构建了一个能够全面反映战争态势和发展趋势的系统模型。通过对这些矛盾的深入分析,毛泽东准确地把握了战争的本质和规律,为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3.2 阶段划分:动态模型的时间维度
《论持久战》将战争划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可视为力量转化模型在时间维度上的切片,清晰地展现了战争中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动态变化过程。
在战略防御阶段,中国面对日本的强大攻势,采取了空间换时间的策略。通过主动放弃一些城市和领土,分散日军的兵力,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将日本的军事优势转化为兵力分散的劣势。这类似于《周易》中“以柔克刚”的策略,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避免与敌人正面硬拼,而是通过灵活的战术和策略,寻找敌人的弱点,逐步削弱敌人的力量。
战略相持阶段,双方力量进入胶着状态,敌我双方在战场上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对峙局面。在这个阶段,中国通过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不断积蓄力量,增强自身的实力。同时,中国还通过政治动员和社会改革,提高了民众的抗战意识和凝聚力,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阶段对应着《周易》中阴阳平衡的中间态,双方力量相对均衡,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之中。
战略反攻阶段,随着中国力量的不断积累和日本力量的逐渐削弱,中国军队开始转入战略反攻,最终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系统跃迁,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一阶段体现了《周易》中事物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当积累到足够的力量时,就能够实现根本性的转变。
这种阶段性分析与六十四卦的动态演变形成互文,展现出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六十四卦的变化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通过爻辞的变化来表示事物在不同阶段的发展状态和变化趋势。《论持久战》的阶段划分,同样通过对战争不同阶段的分析,揭示了战争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趋势。
3.3 群众路线:数据增长的内生动力
《论持久战》强调的群众路线,本质上是一种数据增殖机制,它为中国抗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通过发动群众,中国实现了军事力量、经济资源、社会动员等多维度数据的指数级增长。
在军事方面,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抗日武装斗争,形成了广泛的人民战争局面。他们不仅为正规军提供了人力支持,还通过开展游击战争,有效地打击了日军的后方补给线和据点,使日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经济方面,群众积极参与生产自救,发展根据地经济,为抗战提供了物资保障。同时,群众还通过捐款捐物等方式,为抗战提供了资金支持。在社会动员方面,通过广泛的宣传和教育,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使他们积极投身于抗战事业,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
这种将人民群众视为战略资源的数据化思维,与《周易》“厚德载物”(坤卦)中重视基础积累的思想不谋而合。坤卦象征着地,具有承载、包容和孕育万物的特性。在《周易》中,“厚德载物”强调了通过积累德行和实力,来承载和孕育更大的发展。在抗战中,发动群众就是一种积累力量的过程,通过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群众的广泛参与不仅改变了战争的力量对比,更重构了整个系统的运行逻辑。它使中国抗战不再是单纯的军事对抗,而是一场全面的、全民参与的战争。这种全民参与的战争模式,充分发挥了中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和社会凝聚力,使中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能够坚持持久战,并最终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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