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一座城（外二篇）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石夫    阅读次数：767    发布时间：2016-01-11

如果母亲是一座城，我情愿是一条清澈的河；如果母亲是一座城，我情愿是河畔的一盏灯，那样这城就一定不回干涸；那样这城就一定会永远亮着灯火。

——题记

我的母亲，出生于陕北的一个偏僻小村庄，一生不沾腥味儿，她最爱吃的是那些类似于炸油糕、炸鸡蛋、韭盒、黄馍馍、南瓜饭什么的。在那些困难的岁月里，槐花、榆钱儿、苜蓿、苦菜都吃，甚至于榆树皮也吃，她和陕北的女人一样经受了岁月的磨难。

近来，她发福的身体走路总是极其地慢，慢到让我觉得伤心：看来母亲真的是病了。

近来，母亲的头发开始大半儿白了，左眼害着不怎么严重的白内障；近来，母亲开始小便失禁，冬天里往往会湿了棉裤；近来，母亲的右肩膀又落下了病症，睡觉总也要做侧着身体，看上去灰灰的，是一种孤独又哀伤的灰。

尽管这样，但母亲于我就是一座城，是一座虽不怎么繁华，但一定温暖的城。

我的母亲，姓雷，一九五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出生于陕北清涧县郝家墕公社老庄村。外婆、外爷起乳名珍，官名秀芳。

老庄，是一个很小的村庄，三面环山，几十户人家，且多数住在土窑洞里。外婆高氏，彩云，兰州人。解放前，她跟着当兵兰州的外爷日行夜歇，走州过县，辗转近半年光景来到这个小村庄。由于年轻的外婆不大懂得陕北农村的生活，使得母亲的童年和陕北多数孩子的童年便不同，使得童年的母亲便受了不少的罪。

母亲听外婆讲，深冬腊月，她还不满月，外婆就抱着她去看戏，戏场里的老年人一见母亲还当着花儿（出天花），这才硬让外婆赶紧抱着她回家的。

母亲说，十一岁那年，她帮外婆压钱钱儿，由于自己的不小心把左手压在了碾子底下，由于外婆的大意，她的食指指甲碾成了两瓣儿。

从小喜欢扭秧歌，而且秧歌扭得最出众的母亲，总也梳着两根长长的辫子，扭一回秧歌，再扭一回秧歌。这么说来，母亲的童年、少年又该是快乐和幸福的。

郝家墕公社高小毕业后，一九六八年腊月二十八，身材修长，脸膛红扑扑的母亲，经媒人介绍，嫁给了远在三十里外的石嘴驿公社王家砭村十九岁的父亲，那年母亲十九岁。母亲说，她出嫁正赶上闹“文革”，她唯一遗憾的是没能听到响吹细打的唢呐锣鼓声，也没能赶上坐一回轿。

母亲出嫁的那天，正飘着雪花儿，刺骨的北风漫山遍野地劲吹着。翻过一座十里路的叫“贾家沟”的山，在再翻过一座二十里路的叫“中庄”山的时候，山顶隘口的风就变得更尖了，仿佛要把母亲的那些大红大绿的嫁妆，还有她骑的毛驴卷走似的。

雪，渐渐地下得更大了，加上弯曲陡峭的山路又藏有“暗冰”，在下山的路上，就见一个穿得臃肿的迎人婆姨脚下一滑，就地跌坐在雪地里。她手里端着的薄铁皮制成的灯一脱手，就叮叮当当地滚到了沟里。

黄昏时侯，天地一片儿灰白，当母亲走进那一院陌生又亲切的一线四眼旧式石窑的院子时，不见了父亲的面——“拜天地”显然是不可能的，跳“忠字舞”、唱“语录歌”是必不可少的，不见新女婿，新娘子怎能不慌呢？

原来，在母亲出嫁的前一天黄昏，父亲担一担水回来就跌进了窑里的地窖——是父亲的继母设计陷害的，结果是父亲左脚大脚趾的趾甲飞了。母亲说，结婚第二天是大年（那年腊月是小尽儿），父亲的继母当家，她和父亲被另了出来，父亲还了借来的装新衣裳，结果是棉袄、棉裤的棉花凸在外面似叫花子一般。

婚后第一年，父亲去了城里的“253”写文件，母亲怀上了大哥。二十岁的母亲睡在那一盘宽宽大大的炕上常常犯糊涂，往往会看见那一眼“黑窑”里走出走进穿着一双红雨鞋，留着两根长辫子的高个子女人。

母亲认定那个女人就是鬼。

婚后六年，母亲生了大哥、我和三弟，期间，母亲受尽了煎熬：她一边要抚养三个娃娃，一边要参加农业社的集体劳动，她还要挨后婆婆的蛮骂和算计：后婆婆常常会把母亲喂养的鸡呀猪的毒死，然后掀在厕所里。后婆婆还会对母亲谎说，是猪呀鸡的自己掉进去的。母亲是要和后婆婆理论的，但还没张口，后婆婆便一跳三尺高，一通指桑骂槐。

一九八零年五月的一天，父亲由民办教师转正为公办教师。同年七月，父亲大专函授毕业，一家人吃上了国库粮。夫贵妻荣是对的，父亲是一把教学的好手，在前后沟，在公社，甚至县上都是出了名的。由此，在一九八五年正月的一天，父亲又原来的“青龙寺小学”调到“石嘴驿中学”，母亲带着我们由农村老家王家砭搬家到公社的石嘴驿中学；由此，母亲和我们的生活开始了大大的转变。

在石嘴驿中学，那些女教师和教师家属大都留着短发，母亲看着觉得好，就剪去了齐腰长的“双辫儿”，也留起了“短冒盖儿”。母亲就照照镜子，满足而幸福地说，这才是她白天黑夜所期盼的好事儿，我们一家终是脱离了苦海，她的那个“男人坐在办公窑里看书，她在踩踏缝纫机”的梦变成了现实。

柳暗花明，苦尽甘来。在石嘴驿中学，我们见到了灯泡、电话，以及电视机，我们听到了柏油路上南来北往的汽车喇叭声，而且还亲眼看见了汽车——这些，都是母亲和我们满心欢喜的，愉悦而幸福的生活啊！在石嘴驿中学生活的三年期间，母亲为贴补家用，她在父亲的办公窑里张罗了小卖部——说是小卖部，又不完全是，母亲也只是给学生娃娃们卖些炒向日葵、炒花生而已，后来增加了方便面、麻花、面包什么的。零零碎碎的小买卖，毛二八分的薄利，但对于一贯闲不住的母亲来说，的确是感到很满足、很幸福。

在石嘴驿中学生活的三年期间，母亲忙忙碌碌，勤俭持家，实现了她早年里“三转一响”（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的梦，而且还添置了“双卡”录音机和十八英寸的“黄河”牌彩色电视机。三年后的腊月天，由于父亲工作的调动，三十八岁的母亲再带着我们搬家到城里的电大——“广播电视电大”。一进城，母亲就谋算过来，谋算过去想要再做点儿什么营生好贴补家用，好改变我们的生活。小卖部看来是不可能了，更大的买卖又太冒险了。和父亲合计来合计去，在来年开春季节，母亲推着自行车开始了摆地摊卖苹果。

由自行车到架子车，早出晚归，大街小巷，风里雨里，卖苹果的生活，母亲一干就是三年多。期间，又老要遭遇那些工商税务的追赶，一不小心，不是让工商们抢走秤，就是提走了筐子。看着那些苹果、梨散落在街上，母亲就没有了主意。

这样的生活，好似警察抓小偷的生活，直到一九九二年开春，高中辍学的我在正街饮食公司黄金地段，张罗着开了一个装潢部才算结束。

期间，大哥已经师范毕业，而且当了一名小学教师，而且已经和大嫂订婚了；期间，三弟正在上高中。用母亲的话说，家里正是费钱的时候，而且母亲还谋划着将来要在城里，或城外买一院地方的。装潢部，在一九九二年三月三日正式开张以后，生意的确很红火、很热闹，父亲的工作还没赋闲，母亲就收拾了摆地摊卖苹果的营生，白天晚上寸步不离守着装潢部——装潢部，所处黄金地段，也经营烟酒百货、成衣鞋袜和影像。

这四年里，身体渐渐发福的母亲，习惯了城里人的“烫头”，她也到过美发厅烫过头发；习惯了穿裙子，而且喜欢穿各式各样的裙子。这四年里，以装潢部为家，除过回“电大”的家里过年以外，满年四季就在装潢部生活。这四年里，虽是晚睡早起，虽是辛苦，但母亲是快乐的、幸福的。四年后，也就是一九九六年秋后，由于装潢部所处的地段要拆迁，装潢部的买卖也只能终止了。同年腊月，在母亲、父亲的精心计划下，我们最终把“电大”的家搬到城外七里的王家湾村。

叫组织部家属院的地方，向阳暖和，三排新修的戴“砖帽”的窑洞整整齐齐格外显眼，在第二排前边上，母亲花两万七千块买了三眼窑洞，圈墙、盖大门、打水井，装修一新，赶在年前心急的母亲催着父亲，我们就把新家搬在了这里。

其时，母亲四十六岁，是所谓的人到中年了；其时，二十三岁的三弟也以就业成家，本来母亲的压力该减轻了，她可以享福了，然而生活似乎总还是跟她过不去：大嫂和大哥结婚四年多了，还是没个孩子，母亲为此寻医问药，没少犯熬煎；不成器的我，虽是也当了一名教师，但由于自己的不是，正处在一场死亡婚姻的边缘——这场畸形婚姻，母亲一直是伤心悲痛到极致的。好在一年后，三弟媳妇顺顺利利生下了侄儿王乐；好在一年后，我的第二次婚姻在母亲的眼里是理想的（九八年四月我的媳妇顺利生下女子取名王咪），这才填补了母亲抱孙子的空缺，这才使得母亲不再为我的婚姻大事担忧了。

大嫂，先是在九八年抱养了一个孩子，最终在二零零年的五月生下了侄儿王悦。这，对于五十岁的母亲来说，她所有的心病该是全都去除了，她对我们一大家子的生活该是感到满足了吧！

但是又由于大哥的不是，赌博欠债，闹到大嫂提出“离婚”的地步，为了保住这桩婚姻，为了保住这个危险家庭，三年后，五十三岁的母亲不得不跟着单位赋闲的父亲出门洛川，张罗着为大哥、大嫂开了一个“西服专卖店”，替大哥还债，以此挽救这个濒临绝境的家庭。

“西服专卖店”，开了两年多，生意不是太好，最终转让。除过母亲、父亲的本钱，赚到的钱开过大哥的赌债，他们还是身无分文。父亲就带着大哥一家又辗转去了青海贩煤——听说青海的煤贩子都赚了上百万的。青海贩煤，前前后后一年多，人生地不熟，又苦于没有门路，结果父亲他们也只能灰灰地回到家里。

青海回来没多时候，父亲和母亲商量决定后，他带着大哥一家几经考察，又来到延安开了一个宾馆。

在父亲带着大哥一家去青海贩煤，延安开宾馆的期间，三弟一家正在延安的一个商场开着“西服专卖”，我虽是在城里租房子居住，但由于在三十里外的镇子教书，也很少回家看望母亲。这样往往就母亲一个在家了；期间母亲所受的孤独寂寞，我们做儿子的又那里能够体会呢！

其时，父亲不知道听了哪位风水先生的话，说王家湾一院向阳的的地方再不能住了，说住过十年以后怕是要出大事，而且是伤及生命的大事。结果，在二零零六年开春，在父亲的主张下把王家湾的一院地方卖了，赶在秋后便在新城国道边的旧砖瓦厂又买了两眼崭新的石窑——又是圈墙盖大门，装修一番，赶在年前我们把母亲的新家搬在了旧砖瓦厂。

其时，母亲五十六岁，头发渐渐地开始花白了，发福的身体也觉不到异样。

母亲没有兄弟姊妹，性格内向少言寡语，二零零六年正月十五，五十六岁的母亲侍候八十九岁的爷爷去世，同年十一月又埋了没来得及侍候一天的外婆后，她似乎一夜之间就老了许多。

同一年，爷爷去世，外婆去世，导致父亲没有空闲再带着大哥一家在外奔波了。没有生意可做，赌债又没还清，大哥、大嫂他们也不晓得出于什么原因接着闹离婚，母亲苦口婆心好话说尽，但还是没有改变这个事实：大哥、大嫂在两年后（二零零八年）的腊月办理了离婚手续。

屋漏偏逢连夜雨，麻绳就在细处断啊！接着是，一贯嗜赌如命的三弟开始走了背运，赌债欠下上百万，账主整天踢塌门槛。母亲时常以泪洗面，又对三弟苦苦哀求，只要能把赌博戒了，欠债总能还上的。母亲尽管说，只要三弟能改邪归正，她情愿去卖肾替三弟还赌债，但是三弟也只是苦苦一笑。

为了能使一贯身体不好的三弟和赌博不再沾边，于二零一零年正月，父亲带着三弟几经考察出门横山，投资近五十万转让了一家酒店。酒店一开张，由于人手短缺，六十一岁的母亲独自一人坐长途汽车去了异地他乡，帮忙酒店的生意。母亲的到来，厨房、菜房，大厅和住宿部，哪一处离了母亲能行呢？

生活一向节省的母亲，在酒店总是晚睡早起，总有忙不完的活要做。从早上起床买豆腐、拣菜、打扫住宿部卫生整理床铺、洗那些似乎永远洗不完的被套床单到端饭、洗碗再到晚上的登记住宿——有时半夜还有住宿的，往往母亲这一夜一夜的总也睡不踏实。就这样，母亲利用空闲的一点时间还要拣酒店四周的矿泉水瓶子、饮料罐什么的。她说，这些东西积攒下来也能卖不少钱的，好为三弟还一点赌债。

母亲说在横山酒店初夏的一天，父亲和三弟差点儿出了人命，差一点她的天就塌了。

酒店，开在横山城北三十里外的国道边，父亲总觉得每一天早晨去城里买菜骑摩托不方便（去一趟城里也买不了多少菜）就要学开车。父亲已是六十一岁的人了，母亲不管怎么劝说让他不要学开车，但是父亲很自信地说，学个开车并不难，一学就会，学会了以后去城里买菜就方便了。

酒店左面不远处又一块空地，平常总也有人去那里练车。看着父亲心急的样子，三弟勉强同意了教父亲学开车。那天下午，三弟教父亲学完车，出了空地，就被国道上迎面驶来的带挂车撞翻在地——远远地，母亲就见三弟的白色小车被撞翻在那里，心想，这下他们父子怕是要完了啊！等母亲心惊胆颤快步走近一看，三弟搀扶着父亲面无血色正站在路边，见他们没有擦破一点儿皮，又惊得流下眼里来。

三弟的车报废了，父亲就责备自己说，要是不学开车也不会这样的。母亲反倒安慰他和三弟说，车报废就报废了吧，只要人没事就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腊月二十四下了一场大雪，二十五后晌，母亲得了一场猛病。母亲只说心口子疼痛厉害，就见她满炕上滚来滚去，满头直冒虚汗。母亲吃了些止疼药，熬过一夜，第二天一早，我和和父亲带着母亲去了县医院。拍了片子，做了各种化验，说母亲得的是胆结石。

胆结石，是小手术，只是母亲免不了要受一场罪了。

大哥出门去了湖南，三弟一家在西安，我们一家三口和母亲、父亲在一起过了大年。过了初六的小年后，正月十一，在绥德同心医院给母亲做胆结石手术的期间，主治大夫站在手术室门口，慌慌地对父亲和我说，病人的病情有变，手术中发现她患有后腹腔肿瘤，而且已到晚期。如果不做肿瘤手术的话，结石已经取出手术立马就结束了，如果做肿瘤手术的话，家属要第二次签字？

主治大夫讲的后腹腔肿瘤就是癌症啊！父亲慌了，我更是没有了主意，如果这次不做肿瘤手术的话，母亲迟早还要做第二次手术，如果那样的话母亲还不是要又一次受罪吗？再说，母亲现在就在手术床上，而且还正在昏迷着。与其让母亲在造一次最受，还不如乘她正在手术中就一并做了肿瘤手术的好一些。

这样思前想后一阵，在主治大夫的建议下，父亲第二次签了字，母亲便接受了第二次肿瘤手术。

两点三十分，母亲打了一针，被父亲和我搀扶着走进手术室后，我就一直等在手术室外边。一分一秒的等待着，在焦急不安里，在惊慌错乱里，等到九十多分钟以后，也就是下午四点钟以后，打着氧气，输着液体，一块儿白色单子盖了的母亲被推出了手术室，再被大夫护士一阵手忙脚乱抬在了病房的床上。

病房里出奇地静，我和父亲就守在母亲的左右，是无助的，又是惮怕的，生怕母亲醒过来难以忍受那刀割的疼痛。除了父亲和我的哀叹，病房里的空气仿佛是静止了一般，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揪心地悄无声息地划过，昏迷了将近一个钟头的母亲渐渐地醒了，她微微睁着眼睛，不住地有眼泪流出，她望着父亲和我不住地说，疼，疼……

如果母亲是一座城，我情愿是一条清澈的河；如果母亲是一座城，我情愿是河畔的一盏灯，那样这城就一定不回干涸；那样这城就一定会永远亮着灯火。望着母亲挣扎的样子，我的心就像刀剜一般：她不能动一下，也不能下咽一滴水，我只能拿小勺子的把儿勾一滴水，小心翼翼地润在她干渴的嘴唇间。

母亲是平凡的，是善良的，于我是一座洒满阳光的城；母亲是不善言语的，是孤独的，于我是一座雪花儿妆扮的城。正月二十四，住院十三天后，出院回家的母亲，在二十九天后的那个夜晚差点儿就要“走”了。

那个夜，母亲窑里的灯一直是亮的，时光啊仿佛被谁钉在了炕上。

母亲的坟已经打好了，母亲的寿衣也已经置办好了，母亲是满意的，又是无奈的。

我晓得我的日子不多了，我晓得我害得是命。日子一到啊你们的外爷、外婆就会带我走的。我走了以后，你们一定要好好活着，老大你要答应妈复婚；老三呢你一定要远离赌场，还有老二，你也一定不能再喝酒了……

母亲是一座城，虽是不怎么繁华，但很富有；虽是不怎么华丽，但很祥和。母亲又像是一尊佛，端端地坐在炕上，这样那样叮嘱一番，再叮嘱一番，眼泪就悄然滑出了瘦瘦的眼眶儿：唉，人生一世，草木一秋！

母亲，一定是原谅了大哥、三弟和我所犯的错，不，是所犯的罪，母亲，一定是解脱了自己，但我们不能原谅自己，更不能原谅的是我们所犯的罪，给母亲带来的伤害。

母亲扛过了清明，靠吃冰块儿又扛过了立夏，虽然我们给母亲叫了魂，又请人陌送一番，又请阴阳先生重新安了土神，但在立夏后的第八天，也就是四月十二日，在暖暖的阳光洒满院落的那个早上，她最终还是闭上了那双似乎早已失去了生命的双眼，走了。

我的母亲，从正月十一在绥德同心医院做手术开始，满打满算，三个月零一天后，受尽了病魔的折磨，最终离开了我们，享年六十二岁。

我的母亲，于我是一座城。母亲走了，我的城似乎在一夜之间变了模样：清澈的河浑浊了，那灯也便变得暗淡了，仿佛淡到了极致。

我的母亲，于我是一座城。母亲走了，我的城似乎在一夜之间倾塌了。

母亲的园子

园子，即菜园子。在母亲病危的日子，她也没有忘记叫我们把她窗前的那块儿园子种上；不多时日，由于母亲的病故，那块儿园子最终还是荒了。

——题记

母亲，郝家墕公社高小毕业后，在18岁那年的腊月二十八，在一个飘着雪花儿的日子，响吹细打，从老庄的那一眼小土窑里出嫁到三十里以外王家砭的一眼大石窑里，和大她七个月二十三天的父亲结成夫妻。这样说来，老庄外婆家沟对面，河底的那一块儿园子，从此就由从大城市兰州走州过县，大半年光景跟着当兵的外爷来到陕北的外婆，和常年害着胃病的外爷上肥、浇水、打掐营务了；这样说来，那块儿园子，该是不再属于母亲的了。

父亲，原本是在城里念初中的，初三那年，只因为要闹一场“文革 ”，结果是扛着一把铁锨，心灰灰地回到了王家砭的一眼大石窑里；结果是上外语大学的梦彻底破灭了。

和母亲结婚成家后，身体单薄，面黄肌瘦的父亲实在不是受苦的把式。好在，没受两年苦的父亲，被调到城里的"356"（1970年中央连续发的3号、5号、6号文件，指示打击反革命活动）去写材料了。这一去就是大半年的光景。回家后不多时，父亲就在庄里当了代教。从代教到民办教师到转正，以及调动、搬家，石嘴驿社办中学、城里的广播电视大学，再到后来搬家王家湾、砖瓦厂，每到一处，母亲都不忘给自己平整一块儿园子。这样一算，准确地说，母亲的一生，该是营务了五块儿大小不等的园子的。

母亲，出生在老庄小庄子的那一眼小土窑里，她和五六十年代陕北农村所有的孩子一样，她的童年该是在苦水里泡大的；她的童年又该是快乐的、幸福的；她的童年该是对这个世界，同样充满着无限的希望，甚至是无限的幻想的。母亲，在这个小庄子里快乐地、健康地成长，而后出嫁到三十里外的王家砭，便开始了打坝、修梯田，开始了早出晚归，山里沟里的劳动生活。母亲，生活了十六年的那一眼大石窑，和右面爷爷住的窑，左面大爷家的两眼窑呈一线，四眼旧式石窑，横石片儿砌起一人高的围墙，正中间是木椽、石板儿和横石片儿盖起的大门——大门的方向，是稍稍向左的。大门外， 右面围墙外，靠右端是母亲用横石片儿、小石块儿圈起的一块儿一步宽，两步长的园子。

记忆里，这是母亲的第一块园子，虽是不够大，虽是土质也不怎么好，但母亲总是在春种季节把父亲在大门外拐角处沤好的粪，拿小铁锨铲上一些细细撒在那原本贫瘠的地上，然后脚踏着铁锨一下又一下翻那地。接着，用耙子平整那地，不多时，大小不等的三畦园子就有了模样（母亲总是习惯把菜园子叫园子的）。两畦大一点的菜畦，母亲会种上柿子，或者黄瓜，或者茄子，末梢的那一畦小而且又不怎么规则，母亲则会栽成韭菜——韭菜省事，又好活，而且栽上一回就再也不用管了，冬季盖一些粪也是不会冻死的。

小的时候，每每遇到母亲翻地种菜，或是上粪浇水，或是打掐、摘那鲜红的、脆绿的柿子和紫的茄子，或是割一把儿嫩绿鲜活的韭菜，我总是跟着母亲走向那和我差不多高低的园子，我总是双手扳着那石墙上牢靠的石块儿，安静地看母亲在里面忙绿着。这时候，我也总能看见母亲一面举着沾满泥土的手擦拭额上，或是脸上的汗，一面又把手里的那些柿子、茄子举起给我看，我也总能看见母亲消瘦的脸上闪着愉快的、幸福的笑。而且，母亲又总会对着傻呆呆笑着的我问一句：

小卫呀，你看妈这园子营务得美不美？

美着哩，当然是美着哩！我答应着母亲，一面依旧傻呆呆地笑着。

美着哩，美着哩，红的绿的！母亲，有时候又像是自言自语一般。

王家砭，母亲在那一眼旧式石窑里生活了16年。母亲，34岁那年，也就是1985年夏初的一天，由于父亲的民办教师转正和工作调动，母亲带着我们把家由农村搬到了二十里外的石嘴驿中学。

至此，母亲和我们告别了点煤油灯的年代。

农业社打烂，单干后，驴拉着架子车，装着缝纫机和一对平箱，装着两条水瓮、被褥和锅碗瓢盆，在阳光下，我们沿着后沟爬上一个高高的坝粱，走过一坝柳树，再翻过一座十里路的大山，出了那面的沟口就是石嘴驿公社了。沿着油漆公路，向北转过一道大弯，那白杨树掩映着的中学便出现在母亲，和我们的眼前了。父亲的办公窑，也是我们的新家，是三斋靠北数第八眼窑（左隔壁是图书馆，我记得清楚）。窑显然要比老家的旧式石窑小得多，但白亮白亮的，而且地上还铺着砖，而且窑里有办公桌，椅子和书柜，最要紧的是还有电棒——第一次见到电棒这种东西，明晃晃的好别提心里有多美了。一线三十眼石窑的院子，那叫一个大，那叫一个敞亮。母亲一下子就觉得仿佛这是天底下最好的生活了。原因是，下面一斋的会议室里有彩色电视机；原因是，右面沟底还给我们分了展展样样八畦的一块儿园子。

这便是母亲的第二块园子。

八畦园子，既平整又肥美，而且还能放水，那该是多么好的一块儿园子啊！有了属于自己的八畦园子呢，母亲就谋算着种上这样，栽上那样，高兴得她整夜整夜睡不踏实。首先是玉米，玉米棒棒煮的最好吃，父亲爱吃，母亲爱吃，我们也爱吃；所以玉米是一定要种的，而且要种成白玉米；而且玉米地里还要种上豆角，这样豆角既省了用杆杆架，还节省园子。其次是柿子、茄子、辣子、白菜和茴子白，最后也不忘在靠近梯田根的一畦，再栽一畦韭菜。哦，对了，在靠近梯田畔上，母亲还要种上一溜儿南瓜的。这样一计划，母亲又仿佛觉得那一块儿八畦园子里满是青的红的柿子，吐着粉红樱樱的玉米棒棒，还有小的大的茄子，胖的瘦的豆角，或者展开的白菜，或者半包、全包的茴子白，或红的绿的辣椒。

父亲的工资，一月也就一百来块的样子，供我们上学、生活，光景总是过得紧巴巴的。母亲又是一个一贯闲不下来的人，她唯一能做的就是营务沟底的八畦园子。母亲说，只要把这八畦园子营务好，满年四季的副食基本就够吃了。这样，一早一晚，母亲不是担着桶扛着锄，就是挎个筐子提着小镢忙碌在园子里，或是浇水，或是打掐，要么就摘一些辣子、柿子、豆角什么的。这样呢，大多时候，剪去双辫儿，留成“短冒盖”发型的母亲，总会出现在从沟底八畦园子到中学三斋靠北的那一条弯曲而陡峭的小路上。而且，她还显得消瘦的肩膀上总是扛着锄头、镢头，或者铁锨；而且，她的手里似乎又永远也不空着，就算枯死的树枝儿，她也总要拾些回来的。

1988年冬天，对于母亲和我们是一个难忘的冬天，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冬天。用母亲的话说，受了大半年的委屈啊，最终还是得到了好的结果，我们最终还是逃出了苦海！原因是，父亲出色的教学工作遭一位校领导的妒忌，加上个别教师扇阴风点鬼火，致使母亲担惊受怕，致使一贯良善的母亲以泪洗面，致使我们原本愉悦幸福的生活蒙上了灰，蒙上了苦难的阴影。所谓苦尽甜来，老天爷总是眷顾一心向善的人的，好在事情最后得到了妥善的解决，母亲的脸上又有了往日的笑容。

这一年的冬天，算是破天荒，父亲被调进城里工作，而且还是电大——“陕西省广播电视大学”的副教导主任。所谓电大，地处县城南端两公里外，是和党校、百货公司、大修厂成一个整体的，三排石窑，三个大院儿，那气派远远要比石嘴驿中学大得多，而且宽大的河对面还坐落着一院叫“魁星楼”的古寺，风景既然是别致的。二斋靠北紧挨路洞的六眼石窑是属于电大的办公场所，父亲的办公窑兼我们的新家就是向北数第四眼石窑。正对着石窑六步开外处，端端正正，是一块儿左右各三畦（共六畦）的园子，只是时值寒冬看上去有些荒凉而已。

这便是属于母亲的第三块园子，母亲就想，等到来年开春季节，经过自己精心营务，这满园子一定又是红的绿的、青的紫的鲜活脆亮的辣椒、柿子、茄子，或者是玉米、豆角什么的。

这一年，母亲38岁。对于自小就吃惯了苦，受惯了罪的母亲，她是闲不住的。从农村老家到公社的中学，再到一个对于母亲和我们来说的大世界——城里，母亲就更是有了些想法的。大哥已经上了师范学校，我和三弟也开始在城里念初中了，仅靠父亲一个人的死工资，受穷的光景什么时候才能得以改变呢？而且，三个小子将来总不能不娶婆姨吧，穷家薄业的谁家的女子能看上？思前想后，盘算了再盘算，母亲除过精心营务院子里的六畦园子以外，她决定要借着城里五花八门的市场做点什么买卖。从农贸市场到门市部到百货大楼，到街头巷尾的小摊，母亲父亲没少费心。经过一番又一番商量，经过一贯有买卖头脑的父亲的同意，母亲最终选择了在街道里倒卖水果。这样，母亲就从自行车到架子车，从苹果到梨、葡萄、杏、小瓜，在风里雨里，在冰天雪地里一做就是三年多。而且，在这三年多里，除过过年，母亲从没有间断过一天。

三年里，母亲的身体开始微微发福，头发也开始有了些白发，但是母亲的精神很好，满年四季，几乎不吃药，不打针。三年后，父亲的工作基本赋了闲，加上母亲这三年倒卖水果所挣的钱，母亲便又和父亲商量决定在城里的闹市处开了一个门市部。门市部经营服装鞋袜，也经营烟酒百货。门市部，白天黑夜大多时候总是母亲守着，父亲只要没什么要紧事既然也在门市部了。这一守，细细一算啊，母亲竟然又是守了五年。1997年，由于门市部地处的地段要规划修建，47岁的母亲便忍痛割爱放弃了经营了五年的门市部。在门市部即将关张期间，也就是1996年秋后，母亲父亲在城里城外四处查问，最后在城北七里外的王家湾村花两万七千块买了三眼崭新的石窑。按照当时城里人修建的标准，也依着母亲的意思，三眼崭新的石窑，每一眼窑里都铺了地板砖，炕围子也都贴了瓷砖，窑壁（过洞）都安装了柜子；三眼窑的窗户都是油漆漆过的，而且小窗上都安装了满窗子的玻璃；而且还圈了墙盖了大门，院子里还打了水井，盖了三间简易房子。

装修停当，母亲不忘在左面靠墙的地方再给自己平整一块儿园子。这块儿园子，父亲起先是不怎么同意的，他说城里的地方不像石嘴驿中学（园子）那么宽展，更不像农村老家王家砭（院墙外）随便就能平整一块园子的，再说眼下的城里人谁还种菜呢。尽管父亲说是这么说的，但母亲还是背着父亲偷偷地抱来了人家遗弃的砖头，加上圈墙盖大门剩下的新砖，再提几筐土，最后还是砌起了一个块儿园子。虽说这块儿园子还不足一盘炕大，但母亲还是有计划地种上了四五棵柿子、三两棵黄瓜和一小畦儿韭菜。这便是母亲的第四块园子，许是母亲她真的是老了，闲不住吧，不管把家搬到哪里总要为自己平整一块儿园子吧。

王家湾村子里，向阳的那一院三眼石窑的院子里，我们来到城里的第二个新家，母亲生活了十年，在2007年的二月，我们把母亲的家搬到了正北面的废弃了的砖瓦厂。原因是，父亲不晓得听信了哪个风水先生的话，说王家湾的地方住过十年以后要出大事，而且是伤及生命的大事。57岁的母亲，本来是不想再把家搬来搬去再折腾了，没奈何，母亲，最终只能依着父亲的意思把新家再一次搬到正北边，国道上方原砖瓦厂新修的二斋两眼新石窑里。二斋朝北数第四个枣红色瓷砖大门里便是我们的新家，两眼装修一新，窗户玻璃透亮的崭新的石窑，地板砖要比王家湾那边的大一些，窑壁上也安装了柜子，而且贴了瓷砖的炕前，依着母亲的意思还装修了木隔断，木隔断上就摆放了一些母亲喜欢的工艺品，以及她放大的早年里的照片儿。

两眼窑的院子里，靠大门南侧盖了一间小房存放生活杂物，夏季也可以做饭。两眼窑的院子，是水泥打磨过的，虽不是很宽敞，但的确很整齐，遇到天阴下雨，也照样干干净净，总也给人舒心的感觉。两眼窑的院子，的确是够小的了，然而母亲还是固执地在靠北的墙根儿亲手砌起了一块儿园子。

母亲说，她晓得城里的地方金贵，她也晓得城里人多数都不种园子了，但对于母亲，她要是不营务一块儿园子，就觉得生活似乎短缺了什么似的。原因是，这院子里铺有自来水管道，原因是，砌一块儿园子浇水方便，原因是，红的绿的园子满年四季好看，原因是……总之，母亲有太多的理由，最终还是在两眼窑的水泥院子里，用砖挽成花栏儿，砌起了一块儿像是只属于她自己的园子。这，便是母亲的第五块儿园子，是母亲来到城里的第三块园子，也是母亲一生中最后的一块园子。

56岁的母亲，把家从王家湾搬到砖瓦厂时，大哥、我和三弟早已先后就业成家，也早已有了自己的孩子。许是由于工作，或是忙于生计的借口吧，我们总是和母亲聚少离多，甚至多到个把月，或是大半年不打一个照面儿。老话说，“娶了媳妇忘了娘”——这话看来是对的，说的就是我们这些个做儿子的全都坏了良心吧。一个家庭，又一个家庭，个把月，或是大半年也不踏进母亲的家门，也不询问一句母亲的生活缺少什么，身体还健康不健康，既然就冷落了母亲，也使得母亲一下子就孤独了，没有了依靠。而加上一贯像是好东奔西走的父亲，又大多时日不在家，母亲的孤独落寞，伤心寂寥，大概也就只有她老人家自己晓得了。

外婆，她老人家是2006年腊月得病仙逝的，母亲，也由此像是一夜间老了很多，头发多半儿花白了，发福的身体，行动起来也远远不如了从前。后来的母亲，除过一天两顿饭，似乎就再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后来的母亲，她把太多的时间都耗在了园子里——靠窗的那一块儿园子。仿佛，她孤独落寞的生活只有这园子能够理解似的。

这块儿园子，母亲是特别上心的。她不光用砖砌成砖栏儿，而且砖栏上面还用水泥打磨过，打磨得既平整又光滑。这块儿园子，虽也是不够大，但土质很好，都是母亲提着筐在脑畔后面的庄稼地里一筐一筐提来的，而且还上了粪；粪，有鸡粪、猪粪和牛粪，是搅在一起的，也是母亲提着筐一点一点儿拿着小铁锨拾来的。

等到来年播种季节，满院子的阳光下，母亲踏着铁锨翻过地，拿着耙子平整好三畦园子，然后或弯着腰，或干脆就蹲在园子里，一边端着茶缸浇水，一边栽那些买来的柿子、茄子和黄瓜苗苗。园子，实在是太小，太小了，栽上四棵柿子，四棵茄子和六棵黄瓜，就别再企图栽上别的什么了。柿子、茄子和黄瓜苗苗栽好了，要它们更好地成活，母亲会捡来手掌大一点的石片儿，两块两块拢在苗苗上，这样即挡住了阳光，还能起到保湿的作用。柿子、茄子和黄瓜苗苗都栽好了，一棵一棵端端正正地站在那里了，但母亲总是觉得缺少了什么，老是心里不畅快。玉米，显然是没地方种了，但是韭菜——韭菜总可以栽点儿吧！想到了韭菜，母亲便又在靠窗的砖栏那一端，拿砖头垒起矮于二尺高低砖栏半尺的约二尺见方的一小畦来。倒进去两筐土，倒上点粪，再细细一平整，一畦韭菜就有了着落。

韭菜有了着落，而且也活了，是绿绿的，鲜活鲜活的，再久久地看着那满园子的红的青的柿子，绿的紫的茄子和细的粗的脆生生的黄瓜，母亲心里就踏实了，而且脸上的笑容是别样地愉悦和幸福，仿佛她的生活又满是乐趣和生机，仿佛她的生活就不显得过于单调，或者是孤独了。

如果，生活不要再出什么状况；如果，时光能永久地停留在那里；如果，全能的上帝真能掌控世界的一切，包括生命，那么，母亲该是怎样地快乐，怎样地幸福与健康；那么，我的生活里又是充满着怎样的快乐与幸福；那么，母亲的最后一块儿园子呢，又将会是怎样地满是一片儿绿意和一片儿生机。然而，我不能自已，我们的生命最终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无可奈何，我们束手无策，我们的生命最终是不能挽留住母亲的。在无形无影的病魔面前，我们一个个犹如孩童般只能以泪洗面，惶惶不可终日，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病魔夺去母亲的生命。

2011年，立夏后，在一个阳光洒满窗户，洒满院子，洒满母亲的园子的早上，母亲，骨瘦如柴的母亲，病入骨髓的母亲，沉沉地睡去了，永远地睡去了。2011年四月十二，母亲再差七个月就满62岁了，然而母亲最终还是在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走了，而且走得匆匆，太匆匆。

至此，窗前砖栏里，母亲的那块儿园子也荒了。

虚构一场殇

虚构一场殇，许是绝世的；虚构一场殇，如梦似幻，真真假假；虚构一场殇，城市也该是支离破碎的。

——题记

不记得城市的模样， 也不记得是怎么来到这城市的；只记得城外荒草凄凄，同那城外的窑一起春去秋来；一秋一世，一世一秋，枯了原本青的草，也瘦了窑洞。

城外巷尾处，院墙破损， 土畔塌陷，荒草也歪歪斜斜；旧式窑洞仿佛也成了一种摆设，满眼望去，没有一丝的生机。得到到消息是，母亲命悬一线；得到的消息是，我们亲爱的母亲，她正在同死神抗争。

窑里空落落的，光线灰灰的。后窑地上，横着的简易床铺上，头发全白了的外婆、身形单薄的外婆侧身坐着。外婆的身旁，展展地气息奄奄地，躺着的正是我那得了绝症的母亲。外婆，灰灰的衣袖里伸出一双瘦瘦的手来；这一双手，正在满含着爱，抚摸着母亲赤露的肩膀、手臂和瘦到了极限的细长的手，以及早已逝去了鲜活面容的母亲的脸。

母亲侧着脸向着窗，黑的长的头发遮着一些瘦小的脸，还有裸着的肩膀；母亲的脸是瘦瘦的，白白的，是那种叫人望一眼就伤心到骨头里的瘦和白。母亲的双眼是微微睁着的，不走近前细看，是绝对不可能发现的，而且眼角正挂着两颗忧伤的泪珠。

你妈她……她快要走了！外婆，很是遗憾地，望一眼浑身不挂一根儿线的母亲，奄奄一息的母亲，淡淡地又像是对着满窑里灰灰的光说：你妈她就要走了！

妈，妈你怎么样了？从来就不懂得一种离别叫生离死别的我，像是怕惊着了母亲甜美的梦似的，看着母亲低低地、轻而又轻地唤了母亲一句，接着就哭出声来：妈，你……你怎么了！

母亲，像是在下意识地挪动着左手，一下一下地挠浑身的痒，血丝就一下一下地渗了出来。母亲没有说一个字的意识，显然她不能回答我什么了。外婆，也像是失去了知觉，她只是不停地无意识地摇头，一下一下地，全然是无奈，全然是疼痛。

救命，救母亲的命最是当紧。兴许，城市最好的医院能救母亲的命吧！脑子里闪过这样一个念头儿以后，和大哥借来一辆架子车，把皮包骨头的母亲轻轻抬上车。大哥在前，我在后，我们出了破损的院墙，走过塌陷的土畔，从巷尾向着城市小心翼翼地走去。

咔嚓——咔嚓——这当儿，一声轰响，是房屋倒塌，城市坍塌的一声轰响惊呆了我们。接着是巨大的撕心的玻璃碎落的声响：哗啦啦，哗啦啦……这当儿，向着城市街口的上空显现出一幅形变的、巨大的画图来：蓝水晶一般的玻璃嘶嘶地正在断裂，断裂后又在迅速地合成，合成后，蓝水晶一般的玻璃上显现的是父亲的巨幅照片；这当儿，就听得一声响彻整个儿城市的一声呐喊：爸爸——爸爸——这一声呐喊是再熟悉不过的了，这一声呐喊正是三弟的喊声。

父亲，父亲他怎么了啊！难道，难道父亲他——骇人的轰响，惊心的呐喊，房屋倒塌，城市坍塌迫使我又顾不得母亲了，我是使着浑身的经，飞一般向着那城市的街口奔去的：爸爸——爸爸——

阳光下，城市的街口，早已被格式的车辆和各色的行人围了个严实；阳光下，城市的街口，只见围观的人群一个一个在指手画脚，却没人愿意搭把手。挤进人群，只见一辆绿色“出租”倾倒在路畔，只见穿着一身西装的父亲正倒在血泊里，而且是一动不动，气息奄奄。

【后记】算算日子，我的母亲走了该四年多了；外婆则也有九个年头了吧，许是又是一年中秋临近，许是她们在那边过得不好吧，昨夜托一梦与村庄教学的我，梦里所叙真真切切，醒后则一切又化为乌有。梦里，一生劳动奔波的父亲，也没能闲着，他尽然也遭了祸事。早上和父亲通过电话，晓得他正在榆林一家医院看病买药，这才踏实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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