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延凤：一位始终高擎诗歌火炬的大地诗人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王长征    阅读次数：4222    发布时间：2016-09-11

合肥这座前进中的城市正在如火如荼、热火朝天地进行着大规模开发建设，彰显着前所未有的青春活力。在这个喧嚣繁华的城市背后，却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数不尽的精彩故事。位于长江中路的安徽省老省文联大院，有一个名为《诗歌报》的刊物，掩藏在岁月深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末，它在全国诗歌界乃至整个文学界，曾经有过举足轻重的地位。时光荏苒，星移物换，流逝的岁月淘尽了多少人间沧桑，但却不能完全淹没它的光华，诗人们仍会怀着一颗颗虔诚之心，对它深情回眸仰望，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怀想起那位高擎起诗歌大旗的歌者——一位与之结缘、把诗歌视为生命、把《诗歌报》当作情人，并为之甘愿奉献一生的著名诗人，他的名字叫乔延凤。

因种种原因，他早已离开了《诗歌报》编辑部，但是多年来他一直活跃在诗坛，始终竭尽全力创作着诗歌，传播着诗歌，研究着诗歌，写了无数精美的诗章，并在诗歌理论上不断取得新的突破，硕果摇枝。

他的家位于在安徽省文联大院的一幢六层小楼里。窗外大树参天、巨柯浓荫、蝉鸣声声；屋内汗牛充栋、书香四溢。他不仅拥有一间单独的书房，连卧室内也都塞满了书刊。除了书，室内竟然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这个小屋虽然极为普通，却经常接纳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诗人、学者。每逢客人登门，乔延凤老师往往先洗净杯子，简单地泡上一杯绿茶，之后，坐下来与客人们促膝长谈、娓娓道来，让客人们静静地感受着文学的魅力。乔延凤身材高大、颀长，说话不疾不徐，尤其对待前来讨教的文学爱好者，总是怀着极大的耐心与热情，愿意把自己所知道的诗歌创作的精髓，如实坦诚相告。坐在那里，你完全可以看出他有着古代文人的风骨和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透着文人的儒雅与浪漫气质。许多青年才俊一直仰慕他过人的才华和对诗歌的钟情迷恋，视其为诗歌创作的领路人和人生导师。在与他长期亲密的相处中，都能自然而然了解他的一些的故事。

乔延凤是江苏省句容县（现为句容市）人，生于1944年，父亲抗战年代投身于革命，任新四军镇句县一区区长，他父亲早年曾跟随抗日烈士巫恒通先生在无锡梅村读书、求学，巫恒通烈士任新四军句容县委书记时，被日寇逮捕，日寇劝降，他绝食而死。解放后，他父亲担任江苏省句容县中学的首任校长，1950年调到苏南行政公署栖霞师范（今南京市栖霞中学）任总务主任。乔延凤小时候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而且拥有得天独厚的读书条件，可以经常出入学校的图书馆。到了小学五年级，他已经将《红楼梦》读了两遍，中学阶段又相继读了《唐诗别裁》《宋词选》，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德莱塞《美国的悲剧》、左拉的《金钱》、哈代的小说，以及《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鲁迅文集、茅盾文集、郭沫若文集、巴金文集等古今中外名人的优秀作品。大量的阅读使他对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后来，他被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并凭藉自己扎实的文字实力，担任了校报《南师生活》主编，负责编辑部日常工作，看稿、编稿，为《南师生活》和南师校广播站的长年宣传服务。其间，有三位老师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位是教古韵文课的教授孙望先生（系主任），另一位是宋词专家唐圭璋教授，还有一位古文专家段熙仲教授，这几位老师为他学习古典文学打下了坚实基础，以至于后来他长期在安徽的几所大学兼职任教时，游刃有余；作为外聘教授，他授课时深入浅出，很受学生们欢迎。他记忆力惊人，不用带书，很长的古诗文都能够背诵着讲解。他不断强化自己的记忆训练，经常临睡前，将那些熟悉的诗歌、散文，回忆背诵，直到疲倦入眠为止。如果发现有生疏处，不管当时多么疲惫，总要起床来查核一下。他常说：“教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乔延凤是一位治学严谨的人。

大学毕业后，他任了10年高中语文教师之后，于1981年，调入蚌埠市文联，担任《淮河文艺》的诗歌、评论编辑，并兼任蚌埠市文协的副秘书长，因工作能力超群、业内口碑甚好，六年后，他到安徽省文联《诗歌报》担任编辑、编辑组长。对于他来说，能够与自己喜爱的诗歌打交道，绝对是一件幸事，但是他深深地知道，诗歌编辑和诗人是不一样的，诗人只要写好诗就行了，编辑除了要有扎实的文学功底外，还要有踏实的敬业、甘于寂寞的奉献精神。他每天阅读大量的来稿，将良莠不齐的作品分类、去芜存菁、挑选出好稿。他对人情世故并不太懂，其诗歌理想是很纯粹的、非功利性的，唯好稿是用。初到《诗歌报》时，当时单位内部矛盾重重，几个人都不上班了。于是，编务工作他承担了很大一部分，从拆信封、看稿子、到跑印刷厂、看校样、签付印、出版，他常常忙到凌晨两三点。那时候，他只身一人在合肥工作，生活十分清苦，每天就住在办公室内，要等所有人（包括来访的作者）都离去，才能够休息一下。

为了增加办报经费，不久，他受编辑部委托，做了一件具有影响力的事，那就是办诗歌报函授班，学员高达3200名。最辉煌时期《诗歌报》发行量突破十万份，一跃成为“中国当代诗歌三大品牌刊物”。1990年，《诗歌报》由报纸改为杂志，不久，便赶上全国刊物整顿，《诗歌报》被列为整顿对象，杂志顿时失去了报纸优势，影响面和周期都受到强烈的冲击，订户大量锐减，剩下四万多份，不得不从之前的半月报变成月刊。

更名后的《诗歌报月刊》由于主编的几次错误举措和文学一度陷入低迷状态，处境越来越举步维艰，乃至入不敷出。到了1995年，订阅量仅剩下800多份。于是，《诗歌报月刊》开始了长达九个月的停刊，失去了原有订户，账户上也只剩下2000多元，从此淡出人们的视野。这时的乔延凤内心异常苦闷，后来，他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沈培新（原省文联党组书记、省文联主席，此时分管省文联工作）之托，负责了《诗歌报》的复刊工作，担任了《诗歌报》“执行主编”。为了挽回《诗歌报》，他殚精竭虑、多方奔走。在一无经费、二无订户的情况下，要想重新复刊真是困难重重，这时候，许多人对他这样的努力，不抱希望，面对无数质疑和嘲讽，乔延凤一言不发，忍辱负重，脚踏实地奋然前行。短短两个月，他向全国各地发了4000多封信，把所有能找到的诗人、作者和报刊编辑等与诗歌有关的人，一一进行了联系，并在全国四十多家报刊同时发布“复刊启事”。就这样，订单一下子又恢复到8000多份，当时只要订户达到5000份，就能够正常运转了。就这样，他复刊一举成功了，用当时省文联党组书记的话说，“又死灰复燃了”（此处加引号），人们又重新看到了浴火重生的《诗歌报月刊》。

《诗歌报》成功复刊后，乔延凤调整了思路，将刊物定位为与广大读者生活更为贴近的刊物，将那些不符合艺术规律、表面先锋其实是非诗，以及西方那些“现代派”的糟粕、脏话，全部摒弃，让诗歌与人民的生产、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拒绝将诗人引向宗教、引向虚无，还诗歌一片净土。在滚滚商潮的污泥浊水中，坚持初心，远离世俗，不赚作者的钱，不发金钱稿和人情稿，强调刊物的定向。尤其关注底层作者的稿件，扶持诗坛新人。在原有编制基础上，从社会上聘请祝凤鸣、魏克、蓝角、胡兴、叶匡政、涂明求等6位兼职编辑，确定了 “青年性、探索性、公正性、信息性”的办刊方针，每年十月编一期“民间诗歌专号”，使得全国各地民刊民报把《诗歌报月刊》当成最大的支持者和神往之地。而且每年推出一期“新人新作”专号、“校园阿波罗”专号、“爱情诗”专号、“女作者作品集”专号，开辟“十支铜号”、“世风民情”等专栏，为诗坛培养了大量诗人。同时增强了“缪斯信箱”栏目，选发一些水准不高，但有个别精美的句子的诗歌，并在作品下面留下作者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使得很多基层作者通过这个联系平台，相互建立了友谊，甚至产生爱情。备受诗人们欢迎的栏目 “月桂树下”，则是基层无名作者与编辑部的“对话”的讲坛，注明通讯名址，为诗友们建立联系档案、进行相互交流提供了便利。为了拓宽诗歌创作道路，《诗歌报》有了自己独特的“发明”——发表作品时，同时刊发作者的诗歌随笔和诗歌理论，这一做法后来被一些刊物纷纷效仿学习。

就这样，《诗歌报月刊》在乔延凤的努力下一直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1997年到1999年，《诗歌报》重现了昔日的辉煌，在诗歌界影响巨大，越来越备受人们关注。乔延凤看着自己所付出的心血得到回报，不管社会事务再多，都要静下心来认真处理每一篇来稿，有时候吃过晚饭还要继续加班，常常一忙起来就到了十一、二点，星期天也要到编辑部选稿编辑。他坚持严肃的诗歌用稿原则，即便是很有影响力的诗人，寄来的稿子，如果质量不过关也坚决不予采用，以免误导诗坛。他虽然赢得了同仁的敬重和广大诗人的钦佩，但也因此得罪了一些人，认为他不近人情，不食人间烟火。此外，在推进中国新诗进程中，他不盲目搞外国的现代派，而是主张建立中国自己的诗歌体系，不摒弃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同时也吸纳外国现代诗歌中一些优秀的元素，还把五四以来的台湾诗、港澳诗、民间诗等都作为中国现代诗歌创作的参照系。

受社会上商业大潮的不断冲击，很多人纷纷劝说乔延凤搞创收，但都被他一一拒绝了。比如举办一些函授改稿会，他都是先找社会支持，参会的学员只需自付车费，吃住参观等费用一律免除，临走时还得发点纪念品，所有这些费用都是由杂志社安排支付。《诗歌报》曾连续组织三届“金秋诗会”（1996年、1997年、1998年），在国内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函授改稿会也开了两次（1988年、1996年）。1997年，在杭州举办“爱情诗大奖赛颁奖”也是由《诗歌报》杂志社支出费用。1997年，《诗歌报》在厦门举办诗会，与会人员吃住花销全为免费。

《诗歌报》除了培养了一大批诗作者以外，理论方面不断探索，硕果累累，选发了很多优秀理论文章，改变了当时评论界与诗歌脱节的状况，具有导向性、前瞻性、号召力和凝聚力。当时在中国诗歌评论界，不少评论者自己并不写诗、圈子小、学院式，与诗歌作者之间有距离，写诗歌评论仅凭主观臆想，往定先下的框子往里死套，诗歌理论僵化呆板，与诗歌创作不能同步。而《诗歌报》十分注重实践和理论相结合，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诗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乔延凤凭藉自己的努力给了《诗歌报月刊》以全新的风貌，经常有全国各地读者纷纷前来编辑部，甚至有些人可以用“不远万里”“跋山涉水”等词语来形容。万千读者与《诗歌报》有感情，也与乔延凤老师结下了深情厚谊。《诗歌报》因其正宗、主流，有感召力，青年诗人无不把她当做朋友和精神家园。在1997年的全国诗歌报刊交流会议上，《诗歌报》在整个诗坛上的位置是很明确的。张新泉、叶延滨、乔延凤有一个共识：“三足鼎立”各有特色——谁也不能取代谁。《诗歌报》特点是探索性、青年性、民间性，《星星》居中，《诗刊》因其特殊身份，似乎排名靠前，处于老大的位置，但业内人士却不这么认为，把它们看成并蒂盛开的花朵。

然而，正当这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时，厄运突然袭来。1999年初，一个震惊诗歌界、波及整个诗坛的大事来临。那就是《诗歌报》被迫停刊，原是省内政坛、文坛人事、体制纠葛等矛盾激发，造成了这种《诗歌报》一触即溃的局面。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诗歌报》起而抗之，一则声明引发全国诗歌界舆论大哗，并联名签字，随后多家刊物发声呼吁。

此事件，虽然著名诗人曾卓、蔡其矫、绿原、舒婷等34人都联名呼吁了，连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都给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回良玉写了信，要求保护诗歌报，回书记也亲自批示：“要保护诗歌报，保护诗歌报负责人。”中宣部在内参《国内动态》上，也点名披露了此事，但最终还是抗不过地方行政势力，《诗歌报》最终被强制停了刊。

眼看着多年心血付诸东流，这象征着公平公正、象征着神圣和谐的《诗歌报》就这样永久消失了，乔延凤心痛不已，他仍旧坚信，诗歌报总有伸张正义的一天。

随后他被安排到安徽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工作，任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担任《文艺百家》执行主编，但他心中的诗歌梦想一直未灭。

两年后《诗歌报》几经折腾“复刊”为《诗歌月刊》，但物是人非，办刊的宗旨、理念不复存矣。随后他前往南京老朋友创办的刊物《扬子江诗刊》编辑部，在那里“文化打工”，继续编织着自己的诗歌梦想。然而因为跨省，编制难以解决。在那里他过着清贫、穷苦的文人生活。

尽管乔延凤多方奔走，天涯处处觅知音，然而在经济大潮冲击下，还有谁会关注诗歌的走向呢？更有谁对诗歌坚守本真之心，去构建中国现代诗歌体系呢？人世浮华，英雄迟暮，他一颗沧桑之心疲惫不堪，但他仍盼望着能有人为他奉献了一生的诗歌事业带来一线光明。他身上那种知识分子骨子里的刚正不阿、不随浊流、不屈不挠、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范，却一直长存在天地之间，留在广大诗人的内心深处。

如今乔延凤退休多年，孩子远在国外，他常常孤身一人于慢慢长夜面对青灯伏案写作。凭着在文坛的身份与地位，他先后在安徽大学、合肥师范学院、合肥学院、安农大学涉外经济学院、安徽新闻出版学院、省直电大等众多高校任教过，所授课程很多，他善于将自己亲授过的各门课程融会贯通，一些基础课，如《艺术学概论》《语言学概论》《美学原理》《教育学》《心理学》《古文字学纲要》《欧美文学简史》《20世纪外国文学》等，他都讲授过，对这些相互关联、相互渗透的知识，他都潜心研究，他的课，不仅深受学生欢迎，而且对他一直研究、创作诗歌，也十分有益，奠定了深厚广博的基础，他的诗歌理论研究也愈见精湛了。

他同时还兼任着合肥市文联的刊物《未来》的工作，负责每期刊物的把关校对。

工作之余，他经常扶持一些年轻诗人，为他们指点迷津，帮助他们出版诗集，代写书序。同时应邀为一些全国性的大型文学期刊撰写诗歌理论文章。

随着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重视《诗歌报》当年的地位和影响，国内一些文化机构也将《诗歌报》当做重点研究对象。乔延凤为此开始系统地整理《诗歌报》的相关资料，编辑出版了《<诗歌报>封二作品集》《<诗歌报>爱情诗作品集》《<诗歌报>十支铜号作品集》等几部文献资料，并亲自撰写前言，整理相关理论文章，除了这三本书的编纂，他还积极参加各种文艺活动，并为一些省内文艺活动进行诗歌讲座，应邀参加省内外的文学活动等。

《诗歌报》的猝然倒下，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安徽文坛、中国诗坛最大的憾事，是中国诗坛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其中的人事纠纷错综复杂，难以理清，唯独剩下这位信念执着的老诗人带着无尽的惆怅和希望，继续朝前艰辛地跋涉。《诗歌报》历经15年风雨数番起落，如同一座璀璨的灯塔闪耀在诗坛，点亮无数青年的文学梦想，吸引成千上万的诗人朝着诗歌的圣殿坚实地迈进。作为《诗歌报》的灵魂人物乔延凤依然执念，不顾古稀之年奔走呼号，希望发挥余热，贡献自己最后的力量。《诗歌报》停刊十余年了，仍有人说“那盏明亮的文学之灯仍在亮着——不在具体的安徽省文联大楼，而在万千诗人的心里……”

一次，笔者与几位青年诗人拜访乔延凤老师，临走时，有人提议想与乔延凤老师合个影。乔老师笑了，说要打扮打扮，不大一会，只见他戴着一个墨镜从内室出来了，衣着是那样简单、朴素，与代表着时尚美的太阳镜形成鲜明的对比。离开乔延凤老师，大家无不唏嘘不已，有人感慨地说：“像乔老师这样做了十几年主编的人，居然生活得这么清苦，恐怕世上都难以找到了。”说着，这位朋友眼里闪动着晶莹的泪花。

乔延凤除了做编辑、授课、参与一些社会活动之外，还长期坚持业余创作，先后出版《蝴蝶伞》《再生之蝶》《乔延凤诗选》《西山飞黄叶》《乔延凤散文选》等十多部诗文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是位极富正义感、事业心、责任担当与坚守道义的诗人。在对历史与现实的审视中，他能够保持冷峻的思考，坚持着生命的正义与人生的理想，除了对人生信念的坚持恒久以外，他的志趣和尊严，也不只是在文学作品中贯彻里，还表现在他的言行中。

房间里除了拥有大量的图书，乔延凤可谓家徒四壁。在他的墙上悬挂着这样一副书法，那是书画家陶天月先生为他书写的乔延凤创作的一首小诗：“鸟和谷粒/在一阵风里/秋天到了/都说一片叶子透露的/其实叶子能说什么？ /季节不可挽回地流转/树能说什么？”

这首诗虽然没有明确说什么，但却坦露出他的心声，这是一位诗人对大自然的无比热爱留恋，也是对生命彻切的感悟，一如对《诗歌报》命运的哀叹和对逝去流年的无奈。尽管一切不可挽回逆转，什么都不再说了，但我们从这首他最喜爱的诗歌里，仿佛看到了一位诗人，站在广阔辽远的地平线，朝着远方一路行走且吟哦的身影！

【编辑：文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