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邓小平之歌》作者王蔚桦辞世 他是贵阳人!
信息来源：贵阳网    作者：    阅读次数：4077    发布时间：2016-10-22

　　在“王蔚桦文学创作六十年研讨会”举办前夕，年届八十的王蔚桦先生有些夜不能寐。先生一生视“文学为生命”，不论是昔日刘邓麾下的一名“文艺小兵”，还是今日贵州文坛的“文学老头”，他一如既往的以笔为刀，“为时代而歌、为生活而歌、为情义而歌”，哪怕是近年来一周三次透析、两眼近乎失明的境遇下，仍拿着放大镜强撑病体写作，说“如此才心安”。当贵州文坛以文学为先生的人生加冕时，他因“情怯”而难眠。

　　10月18日，延绵多日的阴雨天转晴，研讨会也在省文联如期举行，贵州文艺界的负责人与中坚力量几乎悉数到场。拿着摆在桌面上刚出版的两卷本《王蔚桦作品自选集》，在座的欧阳黔森、冉正万、袁华、谢廷秋、冯飞等我省作家一开口，便说受益于先生昔日的提携，先生是“古道热肠的师者”，先生还是“但开风气的诗者”。

　　王蔚桦先生的史诗大作《邓小平之歌》先后有三个版本及大量衍生品，著名诗人、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雷抒雁赞道：“真正用长诗来歌颂邓小平的作品，应该说这是最早的一部，蔚桦在驾驭这个题材上是成功的。”先生凭此位列“纪念改革开放30年·贵州省十大影响力诗人”榜首；此外，先生在担任贵州省中国现当代文学会三届会长、讲学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与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期间，思考的是贵州文学如何走出大山，中国文学如何跨过大海。他又是“行走无疆的思者”。

　　孰知天只晴了这一天。翌日凌晨五点半，王蔚桦先生病逝。随会散场的大家，在细雨中重聚景云山送先生。有人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八十周年纪念日，先生随鲁迅去了。”

　　生命短有时，文学长不朽。

　　追忆：杜鹃花、放大镜：先生最后的一段时光

　　去年羊年正月十二日，省地质文联副主席、《杜鹃花》副主编陈跃康邀约该杂志首任主编李绍珊一同前往先生家拜年。

　　陈跃康说，以《杜鹃花》为阵地的“贵州地质文学现象”大幕是蔚桦老师一手拉开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叶辛、王蔚桦、顾汶光、何光渝等作家纷纷前往矿区挖掘文学“金矿”，贵州地质文学创作迎来了首个高峰。“蔚桦老师对贵州地质文学新人多有照顾和帮助，如欧阳黔森、冉正万、秦连渝、冯飞等。”陈跃康说。2006年，先生创造性地提出了“贵州地质文学现象”这一重要命题并组织研讨，他认为，“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贵州文坛有两大文学创作生力军，出现了两大文学现象，一是以龙志毅为代表的贵州少数民族文学现象，二是以欧阳黔森为代表的贵州地质文学现象。”次年，贵州省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会编成《时代的追问》一书，将“贵州地质文学现象”列为研究专辑，为该文学现象赋予理论的高度。

　　“登门前，我特意准备了一束‘杜鹃花’当拜年礼。”陈跃康说，先生一见这束“杜鹃花”便喜出望外，还举起放大镜翻看带去的《杜鹃花》杂志，欣慰之情溢于言表。

　　先生偏爱杜鹃花。他曾写道：“站在杜鹃花团锦簇中，我常常思绪如泉，我在寻找一种精神、一种哲理，这风餐露宿而不怨，甘居荒野而自乐的杜鹃花，它向大地索取的甚少甚少，它向人们贡纳的却甚多甚多。它多么像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人啊！”

　　“那天辞别时，先生说，天气暖和了，我的身体就会好起来，就可以四处走动了。我说，那时我一定再陪你去看山野里的杜鹃花！”陈跃康无法实现他的心愿了，但先生成了大家心目中永不凋零的“杜鹃花”。

　　“蔚桦老师成就了太多的青年作者，也成就了我。”2014年清明节，从贵阳演艺集团总经理位置上提前退休的莫洪军先生，选择这天开写《拉开大幕》的第一篇稿子。这天也是他的“新生日”。一年后书稿完成，该书成为中国演出行业首部纪实文学，并在2016年“中国国际演出交易会”成为了焦点。

　　写稿之前，他首先想到的是向“忘年交”蔚桦哥征求意见。两人相交三十多年，莫洪军在任期间站在文化体制改革的最前列，不论是创作新作，还是面对挑战，都会找蔚桦哥。

　　“他指导我写稿，帮我解决工作中出现的困难，鼓励我写《拉开大幕》。他重病在身，仍拿着放大镜为《拉开大幕》作序。见他吃力，我请他作罢，他仍坚持，说《拉开大幕》令他感动，不写对不起我，更对不起贵阳文艺，他会于心不安。最后用二十多天才写完那篇三千多字的序——《风雨彩虹》。他说，这是他写得最艰难的文章，恐怕之后将封笔！”莫洪军说，“我知道他不是在用笔写《风雨彩虹》，而是用心和血在写！”先生去世后，莫洪军赶到灵堂跪哭半小时。

　　王蔚桦先生为莫洪军《拉开大幕》写序的场景，先生的女儿王田仍记得。“一天回家，又见父亲在书房里为莫洪军的新书写序，拿着放大镜，鼻子贴着纸，手颤抖着，形象实在不佳。想起生病前风度翩翩的他，我心痛至极，又无话可说。父亲见我没有埋怨他，便对我说，莫洪军、王家洋、谢昌达、冯飞和郭渊他们来看我了，他们劝我安心养病争取早日康复，那些‘扶老携幼’的事，他们也可以学着去做一些了。”王田说，父亲说完便咳嗽起来，同时脸上掠过一抹深沉的笑容。

　　历程 ：握过枪、拿过笔：为文学献身的诗者、思者与师者

　　王蔚桦出生于书香世家。王田在为父亲写的一篇序文中提到，“蔚桦哥”的祖父王延直是清末民初的大儒，曾留学日本，专攻伦理学(也称逻辑学)后回国任教，并于一九零一年出版《普通伦理学》，是为该学科的开山之作；新近出版的《中国逻辑学史》，用五个篇幅介绍了他的学术成就，将其与王国维、严复等相提并论。王老先生还是著名的书法家，他和他的入室弟子陈恒安、冯楠都是我省公认的书法大家。

　　实则王氏门中，王蔬农、王和叔、王佩芬、王萼华皆为饱学之士和书法名家。“王延直先生的一大贡献，是对清末民初贵州书法的承上启下、发扬光大，另辟蹊径，桃李延绵。王先生虽然行楷均优，但尤以篆书为最。”省书协副主席马宏明评说。

　　“而我只是一个只有40天初中求学经历的‘知识分子’，年纪小小就入了伍，成为了刘邓大军中的一员文艺小兵。”王蔚桦生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年纪小，初入伍犯下不少错误。“比小兵张嘎还要顽皮。”曾在首都革命博物馆举行的《邓小平之歌》再版座谈会上，先生当年的战友说：“没想到一个顽皮捣蛋、犯错不断的小兵，成长为一个著名诗人了。”转变发生在小兵王蔚桦被“下放”到侦察连锻炼改造，他先后参与大大小小的战斗总共16次，一次惨烈的剿匪战争中痛失亲密战友，“我瞬间成长了。”

　　从军时，王蔚桦本着对文艺的热爱，学摄影，当通讯员，总拿着本子在军营里收集创作素材。那些金戈铁马的战斗经历，让“本质上是一个诗人”的他对人生有了一种别样的感悟，他也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

　　从战争年代走到和平年代的他，放下枪管后再接再厉拿起笔杆。“小平同志不但是共和国繁荣昌盛的总设计师，也是我当年的老政委。两重身份、两种形象，我由此产生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创作冲动。”在老朋友的支持下，他写就了《邓小平之歌》。原总政文化部部长、著名作家徐怀中曾评说：“翻开《邓小平之歌》，我最大的感触是作品具有庄严感，这种庄严感是岁月人生所赋予的，绝非灵感和才气所能造就。”

　　王蔚桦先生总说自己走上文学之路，承蒙冯牧、公刘等众多亦师亦友前辈的点拨，若无他们的提携，不可能有自己的今天。“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让我体会到，我有责任将这种精神接力赛传递下去。”常怀感恩之心的他也成了一位古道热肠的师者，“即使为一些青年修改文稿、作序审订所花费的功夫，比我本人写作的时间还多，我也甘愿。”

　　他帮助过的学生中，有爱好文学、数十年笔耕不辍的中学教员，也有颇具文学天赋、勤学苦练的在校大学生，甚至是小学生……他始终以予以“师者老大哥”的帮助。“我大概帮两类人，一是有才华，作为长者不希望他们被埋没；一是精神可嘉的文学爱好者，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他们更需要有人来帮一把。我非常乐于做一个引路人。”他说。

　　作为一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先生关心的是贵州文学如何走出大山，中国文学如何跨过大海。

　　在瑞典访问期间，他先后两次拜谒诺贝尔墓，并与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院士就“诺贝尔与中国文学”的问题展开过对话。他说，妨碍中国作家成群结队地进入世界文学殿堂的内因，确实与当代中国文化圈还存在若干致命的硬伤相关：如在体制面前放不开手脚，又被商业浪潮冲昏了头脑。2012年，莫言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陆作家，王蔚桦先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激动地说，“小说大于政治”、从“人性角度写作”获得“文学的胜利”的莫言经验获得认可，无疑会为今后中国作家的创作减少一些束缚。

　　这就是先生，握过枪、拿过笔，一生为文学献身的诗者、思者与师者。

　　研讨 ：头微昂、嘴微笑、身坐直：“真”与“正”的贵州文学泰斗

　　研讨会现场，身体虚弱的王蔚桦先生，一直坐直着身子听着与会专家学者的研讨——这是一位长者对文学的敬意。先生全程保持着他标志性的姿态：头微昂、嘴微笑。大家评说，先生从“文艺小兵”到“文学老头”，见证并推动了贵州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是一位“真”与“正”的贵州文学泰斗。

　　在先生对面的幕布上，是投影仪投射的他六十年来的文学之旅，可惜近乎失明的他看不到了。好在，他还能听得到。

　　——作家战士文学典范

　　欧阳黔森(省文联主席，省作协主席，省文学院院长)：有着六十年创作生涯的蔚桦老师是我的老师，为人真古道热肠、行事正仁者风范，不遗余力提携贵州当代文学新生力量，是一位“真”与“正”的贵州的文坛前辈、文学泰斗，是体现习总书记文艺座谈会精神价值的贵州文学典范。

　　蔚桦老师是战士出身，是战士型作家，骨子里流的是红色的血液。这股精神支撑他走过六十年的创作，他像战士一样直到病重也不放弃写作。我觉得，他是靠写作抵抗着身上的病痛的。这种为文学献身的精神、为贵州文学培养接力者的精神，是当今文坛缺乏并渴求的。

　　——古道热肠独具慧眼

　　李绍珊(省地矿局宣传部原部长，《杜鹃花》原主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蔚桦老师就与袁浪、李裴等参加了《杜鹃花》的创办工作，并为《杜鹃花》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发刊词《献给“杜鹃花”的杜鹃花》，这是贵州地质文学的开门奠基之作，被几代地质文学爱好者奉为经典。后来更是提出了“贵州地质文学现象”并组织研讨。

　　他古道热肠、独具慧眼，当初看好并提携的欧阳黔森、冉正万、冯飞等人，在各自的文学领域都有所建树。这是他乐于见到的。

　　——工作执著扎根基层

　　贾盛云(国家一级导演)：上世纪九十年代，《贵阳晚报》刊发了一篇《黄金搭档》的文章，介绍我和蔚桦在电视节目上的合作。我们两人的合作，获得了国家级、省级的很多奖项。

　　他的作品为何能获如此多的奖项？一个词：执著。他的剧本是扎根基层、来源于生活的。比如，为了介绍地质部门在兴义开采黄金的剧本，他前后十下兴义。

　　——学者气质诗人情怀

　　谢廷秋(贵州省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会会长)：《邓小平之歌》这部长诗集中体现了王蔚桦先生的学者气质与诗人情怀。该诗作为中国当代诗歌贡献了一部具备史诗审美内涵的真正史诗，实现了历史叙事与政治抒情的较好的结合。

　　——当铺路石培养人才

　　罗大胜(市文联原党组书记)：蔚桦早已是贵州著名作家、诗人和文艺理论家，但从不以此为傲，长期甘当贵州文坛的铺路石和文学人才培养的人梯，为培养贵州文学人才呕心沥血，润“人”细无声。

　　他对贵州本土作家的作品，尤其是新人新作，总是认真研读，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介。担任贵州省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会的三届会长期间，为数十位作家和文学新人开过文学研讨会，学术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他支持和鼓励学会会员创作，学会成立二十多年，先后有二百余部作品出版。

　　——扶老携幼助人解难

　　周海燕(贵阳日报传媒集团原总编辑)：前不久与蔚桦通电话，电话那头传来的几句话令人伤感。我问他近况如何？他说算是活过来了。他告诉我，现在仍然是每周要做三次透析，走路最多只能在百米之内。听后我难过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上周接到电话要我来参加这个座谈会，一阵惊喜，连忙打电话过去道声祝贺。看到他新出的两本集子，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谈论，纷纷赞叹，敬意连连。

　　我和蔚桦相识至今36年。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在贵阳晚报，一起创办这张曾被近百万读者追捧的报纸。离开报社后的十多年间，他佳作连连，报告文学、电视连续剧、长诗……作品屡屡获得大奖。

　　1994年，邓小平同志九十华诞，蔚桦的长篇诗《邓小平之歌》问世，贵阳晚报破天荒地用十个整版刊登了这部长诗。在北京召开的《邓小平之歌》出版座谈会以及诗歌电视艺术片《邓小平之歌》的摄制，报社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当年，蔚桦为身为贵阳晚报的记者编辑而自豪，今天，报社也因这位优秀的诗人、作家身上传承着晚报的基因而骄傲！

　　——德师慈父大义深恩

　　冯飞(乌当区作协主席)：蔚桦先生，他首先是一名战士，其次才是一位满腹经纶的学者。然而回顾他老人家的一生时，最恰当的描述就是：这是一位宽厚、仁慈而又浪漫的诗人。获悉先生噩耗，我毫不犹豫做了一副挽联“德师慈父，大义深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