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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植民族土壤,书写时代“国风”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王长征    阅读次数:649    发布时间:2017-05-20

近年来,随着《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等电视节目的热播,以及网络平台举办的各种诗词活动,使得人们越来越关注传统诗词,并将其当做“国粹”进行大肆宣传,力求回归“中国诗歌”传统。如此一来,将当代新诗推向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然而另一方面新诗爱好者似乎对传统诗词不屑一顾,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对中国诗词的怀旧罢了,缺乏应有的时代感与创造性。

无论是从哪个方面来讲,中国新诗和传统诗歌都不应该是对立关系。当今世界,各种文化不断交流碰撞、相互融合,中国新诗和传统诗词更需要互相吸收包容。新诗相对于旧体诗来说,无论是格式还是语言都得到了很大的解放,她的诞生有极其深厚的历史原因,带着“革命”的色彩,在草创阶段引进了一些西方诗歌元素,打破了旧的桎梏和锁链,但是在日渐成熟的过程中,最终必定会回归传统,重新创构符合当下民情的“中国诗歌”。

中国新诗是中国诗歌的合法继承载体,尽管受西方现代思潮影响的因素较多,但依然不改其文化基因的中国底色。由于我们受到多年的古诗词传教育,对诗歌意境和建筑美要求严谨,造成某些人看不起新诗,认为新诗不过是散文的分行,这种从形式上反驳新诗的观点是多么幼稚可笑。诚然,新诗发展在没有完善之前,呈现的面目较为复杂和多样化,有许多非诗、伪诗充斥其间,造成鱼目混珠。诗人队伍里也不乏滥竽充数之人,这在新诗发展过程中均属正常现象。自古以来就有不少有权有钱之人附庸风雅用诗歌包装自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最终都会被历史淘汰出局。将新诗比喻成“回车键的频繁运用”,只能说明当下读者对中国新诗的认知不够,审美和思想都尚未达到一定高度,再者就是古诗词在国人的心灵里打下的烙印太深,中国人的“恋旧情结”造成“自虐式”的过度推崇旧格律诗,他们无视当今社会新诗更适合现代人情感表达需要这一现状。“诗言志”对当下来说,旧体诗词的短板越来越明显。

事实上,我们研究古诗词时,常常忽略古代一些自由诗,这些不受格律限制的古诗词在传统诗词中占很大比重。王国维曾说:“过度在语言上束缚,让中国诗歌少了很多生气。”,拿古诗词来说,包括后来的元曲,是无数前人不断尝试、总结、创新的结果,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语言风格,新诗更具有表现力,尤其在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大融合,古诗的惰性使中国诗歌丧失了创造力,现代人写的古诗词难以超越古人。很多古诗词作者还沉浸在一种农业社会的隐士趣味,所写作品仅仅保留了形式,几乎完全抛弃了时代中国精神,所以“老干部体”“励志体”才会十分盛行。

古典诗词是新诗创作的源头,新诗是古典诗词的继承和发展。新诗所继承的应该是中国人的精神和表现手法,抛弃的应该是人为形成的镣铐和桎䧊,比如格律诗的强制押韵和平仄这类束缚性的条条框框。新诗的内在节奏和思想性才是它永恒的生命力,古代东方的诗人气质让新诗创作者陶醉于自己的趣味之中,对生命的存在本身并不关注。

从诗歌发展的角度来说,内在节奏是新诗的生命力,新诗作者在改造和发展旧诗时,重点在表现形式和表达方式上发力,决不应该排斥旧诗并完全断裂,应当承认新诗是对“中国诗歌”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新诗最大的特点是学习西方,西方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发展有积极促进作用,但也不能将中国新诗演绎成西方诗歌的附庸,由于中国新诗形成初期是带着语言革命的使命,很多新诗作者一味地学习模仿西方诗歌显然不对,很多诗人缺乏文化素养,对西方又茫然无知,仅靠大量的阅读就去和中国传统诗词反叛和对立,这样毫无出路,尤其是文化心理的反叛,是一种不健康的创作态度。在文化霸权扩张的当下,全盘学习西方文化,造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大量流失,只能跟在别人后面跑,认为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对西方文化不加选择地全盘接受,以至于把一些糟粕都当成宝贝来供奉,这岂不是越走越偏?

一些文学理论家研究西方诗歌,推崇一些他们喜爱的诗人,但这只是理论家自己的看法,其口味并不适合所有的民族、所有地域的人,更不值得盲目地学习和推广。很多中国普通民众对新诗无法接受,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新诗艺术原创性的缺失和诗歌本土化演变过程的失败,我们一味地学习西方诗歌中的“神性表达”,却没有生长神性的土壤,中国新诗一直没有形成基本稳定的民族化风格,没有将新诗的艺术思维融入到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当中,以至于诗人们创作的新诗不但中国读者不认可,而且连西方人也不认同。

另外,我们阅读到的西方诗歌大多是翻译家的“翻译作品”,是一种浅层次的表达,诗歌的内核是“意蕴”,这是最难翻译的东西。当下不少中国诗人往往热衷于翻译西方诗歌,而对中国传统诗歌和民间诗歌丝毫不感兴趣,这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诗歌的特性。除了诗歌的本质以外,诗歌意蕴非常重要,那就是作者虽然没有写出来却又客观存在的东西,作为读者从一首诗中领会的东西应该比作者表达的多,这就是诗。诗歌的意蕴是诗人个性化的感受,具有模糊性、不确定性、没有具体指向性,就连作者本人也说不清、道不明,它与作者本人的气质、个性和精神气度密切相关,是作者个人情感的真实反映。

这种意蕴是很难翻译的,不但需要翻译家掌握一种语言,还要对西方文化心理和中国文化心理双重熟悉,才能更加接近但“永远也达不到”理想的境界。读者在阅读时应该用心思考,不能浅层次去阅读一首诗,要思考她的本质。同一首诗不同的人翻译,结果是不同的,不但是表达情感不同,形式上也千差万别,既可以译成自由诗,又可以译成五言、七言,也能翻译成词曲。诗歌意蕴的丰富性由于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土壤的区别,造成翻译字面的差异,意蕴丰富程度往往不可想象,就拿中国古代的《诗经》来说,翻译成现代语言,也有各种不同理解,同一个词性在中国南北方都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们学习西方诗歌通过这种翻译的“二手货”,注定了它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西方翻译诗只能作为构建中国新诗、完善中国新诗的一种参考。我们应该尽快去完善“中国化”“本土化”的新诗创作理论体系。

要想创作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新诗,首先要保持一种原创力,抒发个人真情实感,去除中国古诗词中的教化,讲究艺术审美,去除与时代脱轨的“文人化”,彻底深入生活创造无愧于时代的诗歌作品。

中国的诗歌资源极大丰富,想写出好东西却很难,一定要有坚定的艺术目标和清醒的创造意识,克服主流化的艺术惰性,摆脱那种强有力的艺术体制性约束,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写出具有时代精神的诗歌作品。很多“地震诗”“采风诗”“关怀诗”和一些陈词滥调的抒情诗,表面上看起来很热闹,但思想不够深刻,很快就会被人们所忘记。

诗人应当关注世界、关注人民大众,关注社会的兴衰进退。若是这些都漠不关心,整天沉浸在个人小小的快乐与悲哀之中,自己的世界将会越来越小。每天写一些同质化的隐士诗,把自己塑造成一副出世高人的模样,虚伪程度令人作呕,这种远离现实的作品怎能具有代表性?还有一些协会组织跟政府合作,举办一些歌颂家乡和土地的诗歌赛事,每个人的抒情看似激情洋溢,但有多少真情实感?我曾给南方某省文学大赛担任评委,看到很多基层作者视野狭窄,作品意象重叠,拿“故乡”来说吧,读了一个开头就知道无非是“母亲”“太阳”,这类被人千百遍过的“比喻”,还有什么新鲜可言?

当下社会矛盾重重,正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并不乐观,有喜有悲、布满酸辛,他们的精神面貌是什么样的,需要诗人走出书斋去亲近他们。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热衷于关怀农民工,然而写出的作品却缺乏真情实感,带有想象性的性质,看似对底层人民十分同情,实则假大空,带着一种俯视的姿态,不深入生活,不融入他们的生活,这能写出好作品吗?所以诗人要摈弃文人化,不要让自己变成庙堂里的伪君子,应该用更通俗更简洁的语言去“呈现”,不作无病呻吟,把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尽,不留一点想象空间和艺术空白,哪里还有什么诗意呢?

对于创构中国诗歌,我也不反对当代人写古诗,应当继承中国古诗词的“真情”“真实”等优良传统,但不要被格律化所束缚,更不要沉浸在一种复兴传统卫士的意淫当中。即便是盛唐时期,也有《长恨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将进酒》这样较为自由又充满时代气息的杰作。中国新诗作为中国诗歌的延伸,还处于成长完善中,作者创作时应该追求高深的审美,敢于吸收优良传统,积极借鉴外国新诗的理论和表现手法、勇于创新、不断探索、不断总结、不断提高,与时代接轨。只有扎根生活、深入生活、贴近基层、贴近群众,进行全面观察和深入思考,充分认识到中国诗歌的丰富性。只要是还原诗歌本真的东西,甚至可以运用来源于土地和草根的民歌、曲艺等艺术体裁进行创作,只要能真正表达个人情感、代表中国新诗发展方向、与我们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密切相连、且植根于民族土壤,写出的诗歌才能更加厚重、鲜活,从而使中国诗歌走向世界!


【编辑:与文为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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