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约，上帝最后的眼睛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邓云平    阅读次数：988    发布时间：2017-07-06

 前言： 将近两个月了，我没有阅读什么，也没有写作什么。原因非常简单，我的膝关节非常疼痛，走上和走下四楼的办公室，都有些困难，到医院去检查的结果，是患风湿性关节炎；我的右臂肌肉也在疼痛，把手臂抬到电脑桌上，也已十分难受，同样也去了一趟医院，医生告诉我，是肩周炎。这一前一后的病痛，虽然不甚严重，却给了我一种老之将至的感觉，似乎正午的阳光没过，也就到了秋天。故而，每天吃过晚饭，就履行医生的忠告，没了时间去阅读什么或许干些其它抄抄写写的事儿。近日病情有些好转，也就阅读了王宏甲的报告文学《塘约道路》，这是近年来我仔细阅读的各类读物中最仔细的一本，读完之后，心绪颇为激动，仿佛上帝一双慈祥的眼睛默默地注视人间，也仿佛一线光明在远处摇曳，若有若无。我无意写什么书评之类东西，只是就书中谈论的话题我熟知的事物，谈谈自己的感知、感叹和感慨，仅此而已。

一、土地的传说。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对土地有一种天生的眷念和依靠，这一点毋容质疑。我们几千年的历史都围绕土地所有权的变更而生而死而杀伐，几千年的农民战争的也就是土地争夺的战争。每一寸泥土的变更都是一场血腥，每一寸土地所有权的阐释，都是一场革命，一场流血，一场死亡和一场新生，这样一种过程总在我的脑海浮现，不时思绪万千，不时泪流满面。

在阅读中，我知道塘约是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乐平镇的一个村，有十个自然村寨，共有人口3300多人，劳动力1400多个，外出打工人员1100多人，属国家扶贫开发二类重点村。村子和中国的其它乡村，最少是贵州的大部分乡村一样，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了，就剩下老人、妇女和孩子，按照前几年流行的说法，也就是“9961”部队了，这当中“99”代表老人，“61”代表儿童，按照村支书左文学的说法，也就是“男人都出去打工了，女人是我们村种地的主力”。这几年不常听见人们这样说，似乎乡村在人们的记忆中已经淡忘，不再被人想起。乡村在一种虚张的伪饰下自生、自长和自灭，慢慢地消逝，被丛林和峻岭淹没，消隐于荒草，给那些在远方游走的人一种淡淡的哀伤。

上个世纪中叶以前，塘约的土地集中在黄、梅两家大地主手里，他们不住在乡下，住在城里，土地对于他们是一种财富，但对土地没有感情。在中国大部分土地改名换姓的时代，共和国成立之后不久的1951年，塘约解放，土改同大地的阳光一样降临塘约，黄、梅两姓大地主的土地同中国其它地方一样同时散落，塘约农民实现了“平均地权”的千秋梦想，一夜之间分到土地的农民夜不能寐，辗转反侧，实现了这个国家的荣光。把土地分给农民，把农民发动起来，激发农民对国家的热爱，这也是中国革命能够用强大的力量推翻了一个旧世界，建立了一个新世界的动力。以至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农民被称为老大哥，工人当然成为了老二哥，现在当然不一样，他们不再是老大哥，是城里的打工仔，以另外一种方式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也赚取一点微薄薪金赡养父母和抚养儿女，塘约的人们称为“外汇”。

但不是很久的1952年，土地又被合作社重新集中起来，领导人们大概是发现了单枪匹马的农民和需要教育的农民无法完成其历史的使命，又不得不重新把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从合作社向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生产队迈进，掀起了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仿佛共产主义就在眼前，但问题是理想的翅膀无法在现实的土地上起飞，那一抺朝晖可望而不可即，璀璨但却遥远，一锅粥无法养活睁眼吃饭的农民。于是，问题出现了，人力和地力的产出下降，饥饿和恐惧弥漫在每一个人的心灵，大地一片乌烟瘴气，贫穷是唯一的特征。这一点，在我的幼年有着深刻的体验，每天都感受到饥饿和恐慌。

1978年左右，安徽凤阳的农民在饥饿的胁迫下，为了不再外出讨饭，肩负着可能走进大牢的危险，将集中的土地悄悄地分散，分解到每一户人家，也悄悄地推开了关于土地的一场变革，也就是全国推行的“家庭年产承包责任制”。因此，人力和地力被激发出来，土地产出了大量的粮食，我们才得以从饥饿中解脱。也是在那一夜，“开荒开到天，种地种到边”成为最战斗的口号，大量荒山被开垦，树木、森林在一夜之间被砍伐。慢慢地沟渠开始断流，梯田开始无水，自然生态被严重破坏。2000年左右，我们开始去搞退耕还林，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去弥补，修复的希望似乎仍然遥远。“家庭年产承包责任制”最大的成就是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但在走向富裕的路上，面对惨烈的市场竞争，农民显得势单力薄，举手投足之间显得力不从心。《塘约道路》指出，三十多年来，农村在土地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是违约用地，二是违规用地，三是非法卖地，三是暴力征地。 这一点是正确的，也一针见血。    

我是一个在农村出生，在农村生长又在农村工作过人，虽然居住在城市，对于乡村永远怀着无法割舍的依恋和牵挂，总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节。这种情节从很早的时候开始，一直延续至今，并且还将继续下去，大概再也不会割裂。

这一年的春节，我回到我的老家，独自在乡间的小道上行走，用脚步丈量我小时候看牛、割草和耕种的土地，看着荒芜的田园，每走一步我感慨万千：那时候我自己开垦的土地现在已经无人耕种，遍地长满荒草；那时候流水潺潺的溪流，现在已经干枯。一处高山之上，我遇见一位老农，就像我的长辈。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带着我在土地上爬行。因而，我看见他的时候，我非常亲切，他也非常亲切，于是我们很快就攀谈起来。我从他的口中知道，我以前所居住的那一个寨子的二十来户人家，现在只有两户人家还在耕种土地，其余的都不再种地，外出务工去了，包括他的儿子们，过了今年，也许只有他一家还在种地。他说现在种粮食没有意思，一年的收成，除去种子、化肥和农药以及其他，每一个工日的收益折合人民币不足20元。一年到头，口朝黄土背朝天，经受烈日的暴晒和风雨侵蚀，收益不了几过个钱。那像我，一天下来，少也有200元，儿子出去打工，一天同样也不会少下这个数，这让我同样感慨万千。《塘约道路》指出，丢荒的土地是30%，这一判断基本正确，我的家乡也是一样。

我在我家乡看见的情形与塘约的表现出的情形大体相似。同样是在上个世纪中叶以前，我家乡的土地大部分属于我的祖父，但现在我们都离开土地而去，在很远的地方遥望或怀想。三十年前的“家庭年产承包责任制”使我们解决温饱，但我们分散在土地的每一个角落，独自仰望太阳和星星，无法感悟到大海的波涛，在解决温饱之后独自富裕起来。

塘约这样一个村子，2014年的3月遭受到一场洪水的“洗礼”，这场“洗礼”几乎给塘约带来了灭顶之灾，也给塘约带来了动力和希望。在村支书左文学的带领下，对土地进行“七权同确”，也就是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林权、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集体财产所有权，小水利工程产权进行确认。给了农民一个新的判断，有人指出这是资本主义的不归路，我不能苟同，也不能反对，因为一切都在进行之中，任何主义之争都是无谓的空谈，甚至有些可笑，我们的使命是找出切合农村实际，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让农民再一次从中国的土地上站立起来。对于“七权同确”的准确性、规范性和必要性，要不要确权，如何确权，以什么形式出现。做出一个结论，似乎还为时尚早，一切还需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但这种命题是必要的和及时的。

三十多年以来，在我们关于农村土地政策的“家庭年产承包责任制”中，对于土地、荒山关乎三样东西，一是土地的所有权，二土地的是承包权，三是土地的经营权。这三样东西的确立、交集和矛盾一直贯穿了三十多年的成功和失败，有时甚至屈辱和伤痛。

对于土地的所有权，名誉上是属于集体，但对于土地属于集体的执行力，却微乎其微，它经常被农民侵占，甚至作为私有财产租赁、买卖和出售，而政府似乎无能为力。对于土地的承包权，这些年来，人口减少了，承包的土地并没有减少，人口增加了，承包土地并没有增加，土地的总量是固定的，减少的人口，并没有丧失土地的承包权，他们仍然占有那一份土地，我就其中的一个，我离开村庄已经三十年了，户籍也不在那个村庄，但我那一份土地仍然在我原有的家庭的名下；土地的总量不变，那些新增的人口也就没有可承包的土地，也就丧失土地的承包权，它从一个侧面催化年轻农民的外出务工和土地的荒芜。对于土地的经营权，从制度的层面，它是属于土地的承包者，但由于一些管理者的自作聪明和某些指向的需求，经常被一些莫名其妙的指令性经营覆盖，造成了无由的浪费和莫名其妙的矛盾，承包者的自信和磨练受到极大伤害。

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这三权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又独立成篇。这些年来，所有权的障碍和某些判断的羞羞答答，使这三者的错位和权责的不清晰，导致了前面所提到的一系列问题：违约用地、违规用地、非法卖地和暴力征地，这是一种必然，绝非偶然。绝对的所有权，必然导致暴力强征。因此要讨论土地的确权问题，我们还需要大量的问题要思考，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们更应该大胆地说出，土地属于农民，从制度的层面解决土地的权属问题。

二、农村专业合作社的影子。

重新组织起来，这是多么豪迈的话语，只是负有强大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人物，才有力量说出这样的语言，我不能够。

塘约在进行土地的“七权同确”之后，第二步就是把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农民在自愿的原则上，以土地入股，实行“一清七统”，集体和个人的产权分清，土地统一规划，产品统一种植销售，资金统一使用管理，村财务统一核算，干部统一使用，美丽乡村统一规划建设，全村酒席统一办理。重点是组建专业合作社，进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专业合作社共分三个团：一是农业生产队，二是建筑队，三是运输队。队长通过民众选举产生，罗光辉被选为农业队的队长，彭德明被选为建筑队的总队长，刘晓光被选为运输队的队长，有些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感慨。

合作社的成立并不是新鲜事物，正如《塘约道路》所说，20世纪50年代，互助社、合作社就在中国大地上产生。土改之后，家家有地，可是村里有年老失子，妇女失夫的，还有父子生病，缺乏耕牛的，缺乏农具的，农民分到的土地缺乏耕种。于是，也就从邻里互助开始，发展到同村互助，随后又发展到几十户人家共同合作的“初级社”。这样一种联合，最初的想法是纯朴的，是一种传统精神在农村的彰显，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背景：一是刚刚解放过后，人民充满建立一个新世界的斗志和热情；二是我们必须医治战争留下的创伤，让那些在战争中受到伤痛的心灵得到慰藉；三是还有可能发生新的战争，这样一种统一的管理显然更有效果。“初级社”的特点是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把土地和耕牛及其它一些生产工具集中起来，统一使用，统一管理。这是土地私有制改造的一个过程。其优点是把土地集中起来，便于经营和管理，缺点是管理成本过高。这种判断，后来逐步发展到高级社和人民公社。1954年1月，中央发布《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1955年1月，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1956年6月，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国家层面的这些决定一步一步地推进了初级社到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的进程。到1956年，全国建立75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6.3％。当然，后来的情形上了一定年龄的人都是清楚的，几乎成了灾难。人间万事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和轨迹，我们不可强行也不可违背。

1949年以前，塘约的那块土地属于两家地主，农民都是佃户；1951年，农民成了土地的所有者；1952年，初级社成立，土地被集中起来；1978年，那一场土地承包，土地被分散；现在，那些分散的土地又被集中起来。将来呢？或许那一天又被分散。真是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呀！每一次的分合，不知凝固了多少人的汗水！

这不禁让我想起英国的圈地运动。中世纪的欧洲大陆，德意志、法国、荷兰、丹麦等国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地主圈占土地的现象，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英国。从十五世纪开始，到十八世纪中叶的1845年才逐步结束，前前后后几乎经历了四百多年的时间，起因是毛纺织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羊毛。利益的驱使之下，新兴的地主圈占土地种草养羊。在英国的圈地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条田的圈地，二是公共荒地的圈地，三是议会圈地，四是打破租约的圈地。这四种圈地中，我所要谈的是第一种。中世纪的英国实行敞田制，敞田制就是把肥瘦、远近、干湿的土地平均分配，产生了大量的条田。每一户农民有一块肥地，也有一块瘦地；有一块远地，也有一块近地；有一块干地，也有一块湿地。这些土地分割经营，相互混杂，分户管理，独立经营。这种分散的土地极不利于大规模的经营和发展，也就是不适宜大规模的种草养羊，于是也就出现了圈地运动。英国的圈地运动的结果，一是摧毁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二是圈占土地的新贵建起了农场、牧场，雇佣失去土地的农民进行生产；三是在劳动力、市场、原料等方面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发展。

英国圈地运动的条田圈地与我们现在的情形差不多，最少与贵州农村的情形相似。当时我们实行土地承包，实际上是土地分配，每一户农户在土地承包时，为了达到公平，按人口的多少，有水田，有旱地。在旱地和水田中，同样有坡地、坝子，肥沃的土地和贫瘠的土地，离家远的地块，离家近的地块，就像一块豆腐干，散落在乱石苍茫的乡村。我们的土地承包把集中的土地分散，也类似英国的条田。现在，塘约行动起来，把分散的土地集中，仿佛看到太阳在远方升起。我们与英国所不同的是，英国的新贵在利益的驱使下，圈占土地；我们为了适宜大规模的生产，主动调整土地，调整产业结构，对抗市场威胁；英国是被动的，我们是主动的；英国称为“圈地”，我们称为土地流转。

现代农业的使命是集约经营，注定分散土地的又一次被集中，这已经成为必然，这是时代的责任，我们不能违背，也不能推辞。这当中，有的人会堕落，有的人会退化，有的人依然不忘初衷，有的人茁壮成长。塘约村的村支书左文学说得对：改革放开了农民的手脚，确实没人捆住我的手脚，我可以放手去干。但我深深体会到，单打独斗，很难抵御市场风险。塘约村委会的成员也一致认为：生产队解体后， 确实没人捆住你的手脚，你有多少本事都可以使出来。他们也确实奋斗了、拼搏了。但没有人富起来，反倒是外出务工使一家人团聚的生活变得支离破碎。

还是再来谈谈左文学和左文学们。左文学又叫左二牛，年轻的时候做过文学的梦，或许因此被父亲取名为“文学”，1991年高中毕业，大概是因为考不取大学的缘故，回家了。随后去北京打工，可半年的时间，只赚到了1000多块钱，又不得不重新回家。回家的创业，开始时种药材，但失败了，于是又养猪，成功了。有一天，左文学发现一群牛当中，必有一头牛，牛群都会围绕着它，于是他给牛脖子系上铃铛，别的牛四处吃草不会走出牛耳听不到铃铛的范围，他感觉这个范围至少有50米，他开始梦想搞一个大的养牛场。于是又开始了养牛，但又放弃了。后来，当上了塘约村村主任，再后来，就是现在的村支书，这就是左二牛的奋斗史。据《塘约之路》介绍，农业队的队长罗光辉，曾到江西华西村毛纺长打工，月薪四千多元，他的妻子和孩子也去，妻子做缝纫工，月薪也有四千多元，他比左文学混得好。因母亲八十多岁了，需要有人照顾，举家回迁，在自家的地里种植辣椒等蔬菜，因业绩突出，被推荐为农业社长。建筑队的总队长彭德明，多年来，一直在本县做工程，石工、泥水工、木工都会做。人民公社时期，还当过大队的出纳、保管员。土地承包责任制后，当过村委副主任，有管理能力，有公信度，可谓德高望重，大家就推选他。运输队的队长刘晓光，父亲刘仁全当兵学会驾驶，退伍回乡后开拖拉机，后来买车搞运输；刘晓光十几岁就跟父亲在车上奔跑，很早就学会开车，对运输业熟悉，也算是这个行业的能人了。

左文学、罗光辉、彭德明、刘晓光应该都是村里的能人，按照时下的说法，懂技术，会管理。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了合作社的带头人之一。合作社成立后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农业生产队以妇女为主，成立一年多的时间，种植了精品水果1250亩，浅水莲藕150亩，绿化苗木612亩，无公害蔬菜基地400亩；2015年4月，建筑队，改为建筑公司，注册资金800万元。果然是成绩斐然。

我还是忍不住再谈一谈圈地运动，英国的圈地运动并非田园诗歌也非地狱，在英国条田的圈地中，农民都是自愿的，但公共土地的圈地上，很多的农民没有得到补偿，这是不争事实，并非像通常人们所说的“羊吃人”，对于过去，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判断。既然现代农业是集约经营，必须打破传统的小农经济，我们就必须让农民从土地上走出来。其实，我们也有意或无意地这样做了，十年前的民工潮就是例证。也正如塘约村委会的成员所任为地那样：一夜跨过温饱线，三十年未进富裕门，其实光靠种粮，能解决吃饭，穿衣看病孩子上学都要用钱，怎么办？这是很多人不得不外出打工的原因。

不管是那一轮的大折大圈，都有一种振振有词的说法，不折不圈，我们将走向何处？我们必须培养大量的农场主，象培养科级干部一样培养农场主，培养成千上万的左文学们，左文学们在未当村干部和成立合作社之前，也就是一个一个的农场主，只不过是我们的提法不一样，我们需要农场主。说几句闲话，在现行的环境中，是一个以官本位为核心的社会，说一句过激的话，我们与其培养一个科级干部，不如培养一个农场主。我所在的区域有成百上千的科级干部，却只有几百个村庄，培养了几百个农场主，我们所有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这是一个制度层面的问题。我们不能只依靠能人的贡献建立一个世界，我们必须依靠一个制度性的变革走向未来，完成我们的宿命。

我们更应该大胆地撕去合作社那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

后记 ：据悉，塘约的做法报道后，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指出：塘约是新时期的大寨；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指出:“从《塘约道路》中看到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力量’，‘塘约道路’可以说是一条通向共同致富、同步小康的中国大道路，代表着中国农村改革的方向”；贵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指出：总结推广“塘约经验”；安徽省委组织部“致全省村党组织书记的一封信”中写道：“通过走合作化集体发展道路，两年摆脱了贫困，初步实现了共同富裕”。据说，2017年以来塘约这个3000人的村子，已接待了北京、辽宁、山东、山西、广东、湖北、重庆、四川等上百个学习考察团，仅一个月时间就有3万人次到塘约村学习考察，塘约可谓风生水起。

【编辑：文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