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光乾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贵州作家网    阅读次数：11375    发布时间：2019-08-10

【作者简介】

    廖光乾，笔名乾卦，男，汉族，贵州作家网签约作家。于1974年1月24日出生在贵州省湄潭县新南镇一个农村家庭。1994年7月参加工作，业余看看书报，研究散文和诗歌创作技法。作品散见于当地各文学刊物和文学网站，主要作品有：散文《我的晨读，他们的梦》、《吊兰悠悠忆当年》、《母亲的白头帕 》、《家在深处》；诗歌《七律.周末愁情》、《秋之歌》。

【代表作品】

家在深处

年关了，羁旅思归，车流、人流、物流瞬间繁杂起来。我虽离家不远，但也不经常回去。家中父母已然故去，又尚无弟兄可靠，仅剩老旧木屋三间。回与不回，很是纠结。若论过年有味，当属老家老屋。若去老家，锅碗瓢盆，衣物被褥，实难准备，去时满车，回时车满，煞是费心劳力。回想去年今时，母亲新逝，葬母祭祀，责无旁贷。再想今年孤家留校，有酒无陪，六目相对，凄凉之至，难受心伤，岂有年味？于是，毅然打包买物，奔老家老屋而去。

老家是一个小小的村落，她四面环山，南去半里，就到瓮安县域。背山靠东，宽大平缓，大部分人家依山而坐，处于山林之深处。车行之地，积叶如絮，阳光斑驳，偶有鸟音鼠跃。车唱风语，稍许入村。上中下三寨，百余户家庭，全有两米宽的水泥小路贯通，即使有断处，也可连接通寨公路，当然一色混泥土造就。主路之上，车流如织，沿路两边，车停成线，有规有矩，自成章程。乡村僻野，如城似镇。遇到一老邻居，停车驻足，我笑问：“今年如何？”这是我们之间的暗语，是为过年了讨个吉祥语。他大笑而答：“今年政策真是好，修路造房也要照顾乡巴佬，酒肉饭菜不用愁，进出方便哪能没钞票？”自豪喜悦之情陡然而显。我们还没聊完，又一人蹒跚而至，见我就喊：“老师好，老表好！感谢政府政策好……”他是我曾经的帮扶户，每次见面总要说上一通这样的话语。只是酷爱酒精，沾酒即醉语言重重叠叠，说起话来张牙舞爪。是呀，脱贫攻坚政策就是好，让我们广大农村大变样，老百姓心中怎么不高兴呢？想想前些年，城市乱建滥建重复建，农村只是光眼看。朴实的老乡们，要求不高，能够适当享受伟大祖国发展的一些红利，他们就会喜不自胜，实在令人可爱可敬。

继续行驶，回到老屋。家门四闭，入户路上，苔痕清晰可见。院坝四周，小路两旁，露土之处，繁盛的荨麻龇牙咧嘴，如同看家护院的公狗一般忠实地护卫着老屋。开门进屋，蛛帘串串，积尘如垢，物不知放何处，坐不能蹲何地。想想前些年景回家，父母定会出屋相迎，进屋还送上一杯热水热茶。是亲如客，很是亲热。今日之凄凉，是岁月易逝，年华不再，骨肉相别的悲痛。我不敢多想，赶忙动手收拾打理，尽量能布置一个落脚的地方。房前屋后，里里外外，能除尽除，该丢的全丢。劳累半天，总算有了家的样子。

正打算收兵打烊的时候，却看到用“J”字形伞把做成的拐杖被撂在地坝的角落里。我大急，去把它收拾起来放到屋里，没曾想又被丢了出来。于是，我不得不向家人警告说：“此物不能扔！”他们都不能理解，只好听从我的。拐棍是父亲的第三只脚。父亲七十八岁以后，身子弯成了曲弓，重心前移，稍有不慎，就会踉跄扑倒。我也不常在他身边，为了能够稳住身子，他自己制做了一根拐棍，很简单，很粗糙，但是跟了他整整四年多。就是这根不起眼的，不过三四尺长的，拇指般粗细的木棍，代替我向他尽孝。

父亲那一代人，对木料的感情和依赖，是我们乃至后人无法理解的。我二十岁，父亲六十岁的那一年，家中木房修缮，他要我去林里砍两棵松树下木料。松树水分特多，每截两米左右，大约有三百五十斤重。姐夫力大，独扛一截。父亲与我双抬，他用柴刀在林中砍来两条拳头那么大，近五尺长的木棒，削去细枝，顶端留个很小的叉口。递给我一条说道：“稳子（农村人抬木料时的一种辅助用具，也叫衬子）比幺儿强，抬不起可以替替你。”他见我一脸惶惑，便一边给我示范了一边说：“感觉膀子酸了，就用稳子撬起粗重的木料，把重量分摊给另一边肩膀。换肩的时候就用稳子撑着重物。下坡的时候，腿脚不稳，就用稳子当作拐杖使用。休息的时候，前后两个人的稳子撑着重物，适当用手管控着，就能够抽支烟，聊几句天，缓解缓解一下身上的疲劳”。示范完毕，他就抱起一段木料的一头，放到我的肩上，自己扛起另一端。没有移动几步，我的整个身子如同垮架一样，承受不了那样的重量。连连惊吼：“我的腰断了，我的腰断了！”父亲鄙夷地说：“没出息，老子再往后挪挪！”我们用稳子撑住木料，他向后面挪了一截，我感觉轻了许多，才勉强挪动脚步，跟着他一起走出山林。回到家里，姐夫看着我狼狈不堪的样子，笑我是“胀干饭的”。父亲也讲起他年轻时伙同他人去大溪沟偷木料造房子的英勇事迹。一幢大房子，全是他们赤脚摸黑从五六里地外偷砍而来的。真让人羡慕又佩服。

90年代后期，农村木屋和土地的价钱都很值价，我跟两老商量卖掉老屋和其他财产，用那些款项在县城里买一套房子。没等我说完，父亲撂下一句话：“有本事就自己去买，我死也要死在这房子里！”我顿觉尴尬，再也没有向他提过分的要求。不过他时时都在防备着我打这方面的主意。

拐棍虽短，却能支持父亲的整个身躯；稳子胜儿，陪着父亲那一代人建造了一座座乡村木屋。我不能不把它们保存下去！

没等我家夜饭做好，就有人邀我去做客。他们都是从外面打工回来的，有的在遵义，有的在浙江，有的在广东。既然大家图个高兴，就聚在一家喝它个三五杯，完了还能做点小娱乐。两杯酒儿一下肚，哥儿几个早就忘记了矜持与含蓄，说起了各自的工作和收入。有的今年挣了十多万，有的今年买了车又买房，有的还骂死了特朗普，有的说恨透了蔡英文，有的讲起了“一带一路”……我这个文化人反而没啥话，他们倒成了社会活动家和经济学家。

“酒席散尽心意浓，长歌浩荡气如虹。”我别了众朋友，走在回老屋的路上。远眺群山，那贯通各地的混泥土公路一直伸向云雾深处。此时，如血残阳挂在西山之巅，似乎在等待即将到来的新年礼花为她庆祝新生。不知是酒兴还是诗兴，我实在压抑不住自己的狂热，真想纵情为大山深处的家高歌，为大山深处的人们高歌，为这个新的时代高歌。

母亲的白头帕

              ──母亲逝世周年祭文

2017年农历腊月20日凌晨，母亲在经历短暂的痛苦之后不幸殡天。那个不幸的日子过去了整整一年，但她的音容笑貌却一如往日，尤其是伴随她几十年的那条白头帕让我记忆犹新。

母亲姓吴，生长在一个很偏僻的农家。还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就嫁给了毫不相识的父亲。据说，那个年代的女孩子出嫁的时候，父母都要给女儿戴上一条有颜色的头帕。母亲的家境不是太好，外婆就找来一段长五六尺的白布，放在陪嫁的大木柜里。过门没几天，母亲的头上就戴上了一条叠得很规整的帕子。

母亲很珍惜她的白头帕。大约在我四五岁的一天，我和姐姐在院坝里玩得正起劲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父亲和母亲吵了起来。他们一边对骂，一边动武。父亲特狠心，拿着一根长扁担向母亲砸去，她瘦小的身躯一下子蹲到地上。父亲的气还没有消解，又跑上去揪住母亲头上的白帕子使劲扯着。帕子被丢弃在地上，母亲的头发披散着，像一头发怒的母狮一般，不顾一切向父亲扑去，用嘴狠命地咬父亲的手，把指甲深深地嵌进父亲的肉里。姐姐连哭带拉地吼道：“伯，不要打妈，不要打妈！”我也赶忙跪在母亲面前求她放手。母亲哭了：“谁叫他扯我的帕子？”后来，母亲丢下我们姐弟四个到舅家住了一段时间，父亲也费了很多口舌，她才勉强回到家。自此之后，父亲再怎么愤怒，也不敢动母亲的头帕。

母亲的记忆力很好，她能够讲许多稀奇古怪的故事，还能够唱一些意境幽深的儿歌。冬天的晚上，一家人坐在烧得旺旺的火坑旁边，母亲一边哼着山歌或者哭丧的段子，两手一边不停地剥箩筐里的苞谷个儿，长而圆的苞个儿如同旋转的梭子一般轻灵快活地转动，“嘻嘻莎莎”跳动的玉米粒成了美妙的伴音。两个姐姐也情不自禁跟她一起哼唱着。父亲有时不爱听那些伤感的东西，就将我抱在怀中，捉住我的左右两边的食指向天空挥去，大声叫道：“虫虫母母飞，虫虫母母飞！”每到这个时候，母亲总是显得很不屑，把我从父亲怀中抢过来，白上一句：“教些什么呢？”随即解下头上的帕子，系住我的小手臂，一边忙活，一边教我念：“红公鸡，绿尾巴，上天去，打亲家，亲家儿子会写字，马家姑娘会挑花……”我很喜欢念这样的儿歌，不过特别害怕被她用帕子缚住，总是想挣扎着离开她的管束。她会警告我说：“别乱动，谨防被火烧个疤子，就说不到媳妇儿了！”据说还真起作用。

母亲的歌声不算甜美，有好多我也听不懂，但是在我幼小的心灵却是十分依赖。我本来是不喜欢读书的，曾经被父亲用扫把威逼着去了家乡的一间小学校，教书的是一个面相吓人的年轻男老师。二姐因为成绩不好，没有完成作业被他骂哭了。于是，我悄悄跑回家里躲藏起来，父亲找到我就想使劲揍我一顿。母亲剜了他几眼，我才幸免于难。第二年，母亲带着我来到家乡的另一间学校，找到一个和蔼可亲的女老师，说了很多鼓励的话，我才战战兢兢地跟她进了教室。我不喜欢读书，也不甚爱惜书本，那些新书要不了几个星期，就会被我弄得像油渣片。老师为此十分讨厌我，姐姐说我是败家子。母亲害怕我再不去学校，总是斥责姐姐管闲事。一天晚上，母亲拿出一张纸，纸上歪歪斜斜的用铅笔写了几行字。她捉住我的手，让我指着上面的字，轻轻念道：“工人爱机器，农民爱土地，战士爱枪也爱炮，学生要爱书和笔。”母亲怕我厌烦，又改用歌唱的方式继续教我。没有多久，我居然能够背下来了，心中似乎明白了什么。从那以后，我没有摔过书本，更加爱惜那上面的文字。母亲在我心中的形象一下子神秘和伟大起来。因为在母亲那个年代，识字的女性少得可怜。上了小学二年级，我的学习成绩提高很快，没想到在期末考试时，我竟然考了个全年级第二名，捧回了一大张奖状。这在我的家里绝对算得上一件大喜事。那一年我的哥哥得了一种怪病夭折了，全家人都十分压抑。母亲看到我的奖状，脸上才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她给我煮了好几个鸡蛋，全家人破例吃了顿白米饭。席间，我深情地对母亲说：“妈，谢谢你！谢谢你教我唱会了那支歌！”她显得十分腼腆，把我拉到身边，久久没有说一句话。我趁机向她提了一点要求：“妈，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能够识字，能够唱歌。”她没有拒绝我的请求。等父亲出门去了，把我们叫到一起，讲起了自己的故事。她说：“我之所以能够识字，得感谢毛主席和新中国，也要感谢你外婆，我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子才能够进入农民夜校扫盲班……”她的故事让我明白了她心中是多么渴求文化和知识，也让我懂得了怎样把握今后的时光。她说她当过公社幼稚园的老师，被父亲硬生生给拉回来，言语间表露出对父亲的谴责与不满，这也是父母多次斗嘴的原因。她对白头帕看得比性命还重要，那是因为外婆不顾一切送她到夜校扫盲班学习，而外婆临终时她却未能在旁尽孝。那是她的母亲留给她最珍贵的物品。

母亲的白头帕依然戴着。随着改革的观念深入农村大地，乡村妇女们的头上早已换上漂亮的毛线帽子。邻居们都劝母亲顺应新的潮流，母亲总是笑着摇头。我已不知道母亲的白头帕是否更换过，因为一直都比较干净整洁。直到我念四年级时，母亲才将白头帕摘了下来。

那是一个星期天，阳光特别明朗。我牵上大黄牯牛，跟着母亲一起上坡。母亲抡着锄头在板土上使劲挖地，我跑上去想帮忙，她说没有工具，撵我走开一点。我就拿着柴刀，跑到旁边的小树林，大声对母亲说：“妈，我要给你砍一大背篼柴！”她很高兴，连声夸奖我懂事，叫我小心别伤了手。我嘴里应承着。看着她脸上幸福的神情，我的心情大好，一边打着嘘声，一边猴急地砍了起来，“刷刷”被我放倒了好几棵。我学着大人的样子，左手握住木柴棍，右手握住柴刀用力向下削掉木柴上的细枝。那柴刀很不听我的话，一歪竟向我的左手拇指劈去，半个手指就被削得无影无踪。我丢下刀，大声哭喊着：“妈妈，我的手！妈妈，我的手！”母亲大吼一声，圆睁两眼，像猛兽一样朝我扑来，检查我的伤口。鲜血像地下水一样冒个不停，露出一截白生生的指骨。她来不及多想，一把将我放到背上，解下头上的白帕子，牢牢地捆住我的身体，跨着大步朝有人的地方赶，她边跑边喊：“有人吗，请帮帮我！”。那是一块很偏僻的地，足足赶了半里多路，也不见一个人影。她的头上满是汗水和泪水，背心的湿衣服浸透了我的前半身。我让她停下来，说破了嘴也不肯放下。就这样，背着我跑了两公里，才来到一家医院。还没解开帕子，就无力地瘫软在医馆的小板凳上。医生连忙帮她将我解下来，又给她倒来一杯热水，埋怨她不该那么不顾命奔跑，她只是一个劲地笑着，连解释的力气都没有了。

等医生包扎完毕，我看着母亲凌乱的长发，扶着她虚弱的身躯，被汗湿的衣服还在冒着隐隐的热气。我带着歉意的神情对她说：“妈，帕子被弄脏了？你……”她看也没看我一眼说道：“脏了就脏了！”说着，拾起板凳上的血红帕子，叠成了一个整齐的长方形，郑重地放到手中，向回去的路上走着。虽然布面上满是褶皱，但是在灿烂的阳光下，如同一支绽开的莲花一样耀眼。

后来，母亲再也没有戴过帕子。在我念师范的某一天，她把那张浸透血迹的白帕子拿到外婆的坟前，添上一些纸钱一并烧去。

母亲走了，帮她收拾遗物的亲友们在她的床上、被褥里、木柜中翻找，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值钱的财物，但是却一无所获。有人戏说母亲“抠门儿”，我只感觉他们的话语对母亲很不公平。于是在她逝世周年的日子里，写下这篇祭文，也示母亲的坚韧和不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