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国学爱好者造访西南联大旧址：一所大学的精神遗产
信息来源：贵州都市报    作者：王梅 王兵    阅读次数：3983    发布时间：2013-12-24

　　“旅游”与“游学”，一字之差，却分别了传统与现代。旅游人人皆知，但“游学”却随着传统文化渐行渐远，与现代人越来越陌生了。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书中有路，路上有书。“游”就是为“学”。贵阳国学大讲堂的国学爱好者们，本月13日至15日，利用周末和周日，游学昆明，参观了当年联大旧址，云南师大研究西南联大的封海清教授从当年西南联大的“师德”、“学风”和“教育与民族未来”等方面和同学们分享了他的研究。

　　师德影响学生

　　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边陲闭塞贫穷之地的昆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在这里联合成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陈寅恪、赵元任、钱穆、钱钟书、梁思成、金岳霖、朱自清、冯友兰、沈从文、闻一多、周培源、费孝通、华罗庚、朱光潜、李楷文、林徽因、吴晗、卞之琳、梅贻琦、张伯苓、蒋梦麟、袁复礼、穆旦、赵以炳等西南联大的教授名单，个个让人如雷贯耳。无一不是饱学之士，无一不是大师。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封教授如是开头，给我们详细介绍了数学家华罗庚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时，怎么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和研究环境，毅然回国的经过。封教授说：当时联大的教授，许多都是从西洋回来的，他们所想的，一是挽救保存祖国的文化，二是为战后国家的重建培养人才。“兴大业，需人杰。”当年联大教授们的心声，如今镌刻在联大旧址的石碑上。因为联大的教授们都有一腔爱国热忱，能志同道合，所以西南联大才能在短短8年中，造就岀那么多精英。“有什么样的老师，才会有什么样的学生。”在讲到联大老师们的“师德”时，封海清教授给我们介绍：为了给学校买科研实验仪器，校长梅贻琦把国家配给他专用的小轿车卖了，自己每天骑马上下班。岀差成都，梅校长为给学校省下200元，不乘飞机而坐邮车，长途颠簸几千公里。在艰苦条件下，校长以身作则，教授们洁身自好。微薄的薪金维持不了一家人的生活，有的教授晚上写字作画去卖，有的教授夫人去摆摊以卖糕点，挣钱贴补家用。没人办这样那样的补习班，向学生收取这样那样的补课费。生活再艰难，也不忘“为人师表”。教书，育人为大。

　　西南联大的教育很自由，学生不仅可以选学科，还能选老师。“每当学年伊始，教务处公布全部课程，无数的课程单把好几堵墙壁都贴满了，真是壮观！学生们一连几天，在课程表前挤来挤去，记下自己要选的、想听的课程。”听课的学生多，老师认真讲授；听课的学生少，老师也认真讲授。有一个教授，因为他开的课很边缘，只有一个学生选修他的课，他就一个学生讲了一个学期。为了锻炼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闻一多、游国恩和罗庸三位教授，同时开了《楚辞》这门课，让学生听了自己去思考、去判断。一部《中国通史》，就分别由吴晗、雷海宗、钱穆等讲授，观点流派各异。

　　学校要求教授们讲的，必须是自己的研究成果。陈寅恪教授第一课就向学生表示：“古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已经讲过的，我不讲。我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就得不断学习，不断研究，才有新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在世人眼里，陈寅恪是“教授中的教授”，他尚且不满足自己之所知所学，做他的学生，怎么敢满足自己的一知半解？据资料记载，陈寅恪教授每次上课，教室里面坐着的学生只有56个，但挤在教室外面听讲的，却常常是三四百人。

　　学风培育精英

　　抗日战争期间，北大、清华和南开的师生一路南下、辗转长沙、昆明，老弱妇孺尚可乘火车继续南下广州、香港渡海，经越南海防登陆去昆明。大多数学生，却是跟随他们的学校，追随他们崇敬的老师，一起翻山越岭，走了1600多公里，从长沙一步一步走到昆明。据记载：步行团常要借宿农家茅舍，时常与猪、牛同屋，还要躲避敌人的炸弹，一路尝尽艰辛，被称为“世界教育史上的长征。”

　　孔子说：“礼是来学，不是往教。”求学，在今天，往往不是学生在“求学”、而是父母和老师在“求”学生“学”。讲到联大学生的求学精神时，封海清教授感慨万端，为我们详细介绍了当年联大的艰苦生活条件和学习环境。八千多学子，没几个是“官二代”、“富二代”，没有富贵的父母可依靠，更没有“爱心人士”可求助。节衣缩食还不能完成学业，他们只能依靠自己，打工、兼职，能找到份家教或代课教师的工作，那是莫大的幸运。当时的联大，教室就是些简陋的平房。不大的图书馆，那是学生们都心神向往的地方。但小小的图书馆，哪里能容纳得下那么多学生？占不了座儿，草地、田埂都是学生们读书的地方。生活艰苦，还得随时提防日军飞机来轰炸。躲空袭的桥洞、防空洞和树林，也成了学生们读书、讨论的地方。头上敌人的飞机在盘旋轰炸，桥洞下学生们争论得面红耳赤。古人求学，有“凿壁偷光”之说，联大的学生，却有“茶馆借光”之行。当时的联大，宿舍太少，不仅学生，连许多教授都只能租住周围的民房。夜里没有灯，有不少学生就跑到场镇上的小茶馆去，花两文钱泡碗荣茶，坐到半夜三更。喝茶是假，借茶馆的灯光读书才是真。杨振宁、李政道、吴有训、周培源、朱光亚、邓稼先、彭佩云、何其芳、任继愈……这些耳熟能详，让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大家、大学者，就是在这个艰苦的环境里求学成材的。虽然条件艰苦，学生们学习却一点也不敢松懈。一个学生考了59.5分，去跟教务长求情。教务长不开口子，学生愤愤地说：“59.5分跟60分有什么区别？”教务长回答：“如果没有区别，59.5分和59分也就没有区别，以此类推，60分和零分又有什么区别？”封海清教授说：西南联大八千多学生，一轮轮的淘汰，最后只有三千多人完成了学业。

　　教育决定民族未来

　　在西南联大旧址，只保留下当年联大的一间教室：一间不大的土墙平房，虽然经过粉刷整修，依然显得简陋寒酸，被挤压在云南师大的教学楼中间。因为曾经有不少大师在这间教室里给学生上过课，更因为从这间教室里走岀去的学生有不少成了大师，所以，这间寒酸简陋的平房，才在那些现代化教学大楼中间保留一席之地。在离这间平房不远的地方，立着一块石碑，碑上刻着联大校长梅贻琦先生当年的一句话：“夫大学者，非大楼之所谓也，大师之谓也。”当年的西南联大，没有一幢大楼却有一大群大师。大学，是汇聚大师的地方，也是培养未来的大师的地方。封海清教授说，梅校长半个多世纪前的教育思想，值得我们现在从事教育的人认真思量：“有什么样的教育，民族才有什么样的未来。”有西南联大那样的教育，华人才有杨振宁、李政道这样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新中国才有邓稼先这样的“原子弹之父”。关系民族未来的，是汇聚在学校里的老师，是从学校里走岀去的学生，而不是大楼。

　　谈到西南联大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思想时，封海清教授给我们分析讲解了联大的“八字方针”：即梅校长提岀的“通才为大，专家次之”。只有充分打好学术基础，然后再结合自己的爱好和特长，才可能成为真正的专家。在讲到通才教育和专家教育的时候，贵阳国学大讲堂创始人之一的李宽定先生插话进来，他引述了《淮南子》里的一段话：“有鸟将来，张罗而待之。得鸟者，罗之一目也。今为一目之罗，何时得鸟矣？”他说：“读经固本，读史开智”，我们的教育传统，强调经史不分，就是为了打好学术基础，培养通才。读经的不通史，学史的不读经，就是在“织一目之罗”，这样培养岀来的人，即使是专家，“专”得也很有限，在现实生活中，难堪大用。

　　【编辑：黄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