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家乡话情有独钟,我对遵义方言保留的古字古音爱不释手,我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研究方言土语的文化学者无比敬佩。遗憾的是,一些极其普通的方言词汇却没有引起搜集人和注释者的重视,比如“lao3maor1”“lao3jinr3”这两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名词。
众所周知,家乡土话就是方言,也是老百姓的第一母语,更是方言区百姓沟通交流的主要工具,普通群众劳动、学习或生活的精神“家园”。除了极为少数的幸运者,绝大多数人都是出生在首都或京畿以外的普通公民,接触的自然是当地的方言土语。由于地域的封闭和文化传承的稳定性,与雅言、官话有着千差万别的各地方言,依然保持着许多古代汉语的读音,依然保持着一些独特的词汇。这正是方言对现代汉语的一项重大贡献。
《方言古语》编著者张石山先生说:“对于伟大的汉语汉字,任何语音的缺损、词汇的缺损,都是文化的缺损。最直接显在的例证就是许多著名的唐诗宋词,用普通话来诵读,竟然不押韵;而用方言来随便一念,偏偏非常合辙上口。方言好比语音的活化石,保全了古汉语的许多生动词汇与古老的读音,是一座极其丰富的语言宝库。”张先生还举例说“来”与“回”的古音在同一韵部,“回”读“huai2”,与“回”属同一韵部的“衰”读“cuai1”、“雷”读“luai2”。他说,由于地域封闭,交通不便,方言土语极少变化。千百年来,各方言区的老百姓可能不会写诗、填词或作赋,但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们说的每一个字都是本地方言。
在北方方言语系当中,西南官话还有一种区别于其他方言的次方言——遵义方言,它既与重庆方言、成都方言、贵阳方言、毕节方言、黔南方言有着极其明显的区别,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窖”读“gao4”、“绥”读“xu1”、“豇”读“gang1”等字,就是遵义方言里保留的极其独特的古音古字。有方言专家说,一些古代诗词,用今天的普通话去念去读,是存在一定问题的。比如清代诗人龚自珍在《己亥杂诗》里有一首著名的绝句:“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其中的“雷”似乎与“哀”“才”不押韵,但是从古代的各种韵书上我们就会知道“雷”的古音读“luai2”,其实这首绝句是合辙押韵的。遵义方言里的“雷”正是读“luai2”,说明遵义方言保留了清代及其以前的古音——中上古时代的文字读音。
我以为,各地方言是一条探求古音古韵的行之有效的渠道。比如杜牧的一首名诗叫《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有人说,该诗第一句的最后一个字“斜(xie2)”,与第二句的最后一个字“家”,和第四句的最后一个字“花”不押韵。我回答说,如果用遵义方言来读,它就是押韵的,因为遵义方言里的“斜”读“xia2”。说到这里,那些说方言不能走进学校、不能进课堂的先生们该脸红了吧。
了解了方言是某一时期的“雅言”或“官话”在某一地域的停滞,我们就有理由反驳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林守庄先生为代表的“方言无意义论”了。但是,要回答“龚(gong1)”是什么时候停滞在遵义方言中读“jiong1”、“刚(gang1)”是什么时候停滞下来读“jiang1”、“蛇(she2)”是什么时候停滞下来读“xie2”、“家(jia1)婆”是什么时候停滞下来读“ga1婆”的,还需要查阅大量的文字资料才能确定,但是方言土语绝不是一个地域社会性的“错别字”或“讹音讹调”。比如蛇,在遵义方言里读“xie2”,可是在晋南方言里却读“sha2”。如果都是古音,它又是什么时候由“sha2”变为“xie2”或者由“xie2”变为“sha2”的呢?
我们知道,中古时期封建王朝,多数建都长安或洛阳。山西古称河东,历来是京都的粮仓,人文荟萃,英才辈出。当时的京腔官话,多半糅杂了大量晋方言的古音古韵。从“斜”是由“xia2”变为“xie2”情况来看,“蛇”也应该由“sha2”变为“xie2”的。这便证明遵义的方言文化要比晋南的方言文化要晚一些,而且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再如,“老者”的“者”在遵义方言里念为“jin3”或“jing3”,加上儿化音,念为“jinr3”或“jingr3”,但不知道这个“jin3”或“jing3”究竟该写成哪一个字才恰当。仔细研究“者(zhe3)”的读音,再加上“儿化音”,读着“zher3”与“jinr3”或“jingr3”是十分接近。这跟“锥”与“锔”的读音与意思一样,类似的古声母“zh”变化为“j”的例子还有很多,恕不一一列举。
再看初唐诗人陈子昂的五言诗《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很显然,“者”与“下”有一个字的读音绝不是读“zhe3”或“xia4”,否则就犯了写诗的大忌。张石山先生说,“者”在这首诗里的读音应该是古音“zha3”。唐代的“者”加上儿化音,应读“zhar3”,与遵义方言里的“jinr3”或“jingr3”相去似乎更远了。诶,狗日的方言,真他妈的太混蛋哪!但是,“老者儿”这个词的称呼在遵义方言里念作“lao3jingr3”确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而且使用范围极为普遍。
通过网上查阅,了解到“古制八家为井,八家共汲一井。后指人口聚居的地方或乡里。”
再查阅《四川方言词典》,看到这样一段文字:“老几(老己),nao3ji3(名)①招呼的话,对年龄相近的、不相识的成年男子的称呼,含亲密而略带轻佻意(已不常用):~,听见说吗?东南西北四路的同志军都要杀进城来了?②略等于‘家伙’,指人(含轻蔑或玩笑意):那几个~算啥子,我随便捡!︱你这~才笑人呢?吃顺便饭都要这么客气。”
再查阅《汉语大字典》,又看到这样一段文字:“井jing3,4井田。殷、商时代的一种土地制度,地方一里为井,化为九区,形如井字,每区百亩,八家各分一区耕作,中央为公田。《孟子》:‘百里而~,~旧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私百亩,同养公田。︐”
从《汉语大字典》《四川方言词典》里,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老井儿”本来是对同饮一口井的男性老人的称呼,后来便泛称40岁(不惑之年)以上的老年男性。
同时,遵义方言里的“螃蟹”,不读“pang2xie4”而读“pan2hai3”(盘海)。单说,这个“蟹”字,江浙一带的方言读音是“hai4”,与遵义方言只在音调上有一定差异。由此可见,遵义方言把“蟹”读成“hai3”也是古音的遗留。这些例子再一次表明,林守庄先生的话“方言里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只有声音,是写不出字体的,即使写出来也全无意义”是完全错误的。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话扯远了,该说一下“lao3maor1”这个词汇了。我觉得这三个字应写为“老妈儿”才对,它的意思是指老年妇女或者老年丈夫称呼自己的妻子。至于“lao3mar1”与“lao3maor1”之间存在着的细微区别,我一时之间也说不清楚道不明白;但是,理解了一个方言词汇的确切含义,再根据方言区老百姓普遍的发音特点,来跟方言词汇注音、诠释和举例,是科学的,绝不会出错。也许这就是我把“腊肉”的“肉”注音为“rue2”、把“亲家”的“亲”注音为“qin1”、把“蜜甜”的“蜜” 注音为“min1”的原因吧。
普通话是“我国国家通用语言,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才推广使用的。而且一些语言学家的话也颇为精彩,道出了推广普通话的要义。他们说,普通话是众多方言的最大公约数,词汇减少,读音趋同,带来了交流与书写的方便;但是,众多方言的精彩棱角也被磨掉了。
我对遵义方言的搜集与诠释虽然花去了35年的时间,但是还很肤浅,更不精练,而且还存在着诸多的疑惑。比如“泥鳅”在遵义方言里称“gang1qiu”,这两个字究竟是写成“缸鳅”,还是写成“冈鳅”呢?我权衡再三,确定在“江(gang1)鳅”和“豇(gang1)鳅”中选择一个,因为“江”“豇”的古音都读是“gang1”。最后,我把遵义方言里说的“gang1qiu”确定为“江(gang1)鳅”。
正是基于对遵义方言的正确理解和对百姓读音的精准辨析,我才把“男性老年人”写作“老者”,注音为“lao2jinr3”。看到一些方言书籍把“捣东西的杵”写成“擂茶棒”我就生气,觉得“茶”应写为“插”才恰当。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级政府部门的领导和专家均高度重视普通话的推广,要求各级各类学校采用普通话教学,让普通话成为教学语言;要求各级各类机关开展工作时一律使用普通话,让普通话成为工作语言;要求各级各类广播、电视、电影、话剧使用普通话,让普通话成为宣传语言;要求不同方言区的群众在公共场合使用普通话,让普通话成为交际语言。为了给长期使用遵义方言的群众提供便利,我接合自己长期与农民打交道和爱好文学创作的有利条件,先后出版了《遵义县方言》《遵义方言诠注(上下册)》(与邱正光合著)《遵义民间禁忌》《遵义常用方言》(与刘富民合著)等书籍。我虽然掌握了遵义方言与普通话之间在语音、词汇、语法特别是语调上的一些特点及其变化规律,但还有不少细节性的工作需要完成,敬请方言专家和爱好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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