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湾的盐运及其马店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钟金万    阅读次数：10179    发布时间：2020-09-21

不知怎的，那一天行走在马家湾街上、坐在马家湾茶馆、连在朋友家喝酒吃饭，竟数次谈起脑海里那些关于盐巴（食盐的俗称）的事情。于是，我确定把1943年这个时间节点作为谈论盐巴分水岭。为什么呢？因为马家湾从这一年才形成了市场的雏形。

盐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历史源远流长，它的存在让餐饮美食和人类生活更加精妙多彩。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曾系统地展现了周朝时期我国食盐管理机构的设置与官员职责的分工。其中的“盐人”这一官职，职责就是“盐人为掌盐之政令”，当时国家所有事务需要的食盐都由“盐人”统一调配。

约2500年前，周王室因为不同事务而使用不同类型的食盐。大致分类为三，一是“祭祀共（供）其苦盐、散盐”。即王室举行祭祀活动时，盐官供给苦盐和散盐。“苦盐”是大颗粒盐，是从盐池中直接取出未经煎煮的盐，味道特别咸苦。“散盐”是由海水煮炼而成的盐，相对于“苦盐”来说，味道稍淡。二是“宾客共（供）其形盐、散盐”。“形盐”是将盐块切割成老虎形状的官盐，主要是为了方便抓取；供给宾客的“散盐”同祭祀时用的散盐相同。这两种盐都在接待贵宾时使用。三是“王之膳羞（馐）共（供）饴盐”。“饴盐”是一种咸而微甜的池盐，产于当时黄河以西地区，“饴盐出于（盐）池，以风成之，味甘”。在“苦盐、散盐、形盐、饴盐”这四种周朝食盐中，最高档次的是饴盐。周王、王后以及太子烹制食品都使用饴盐。饴盐是王室的御用盐。据《周礼》记载，王室中凡是调和五味需要用盐的事情，“盐人”都要事先煮好相应的盐等待调用，绝不能出错。当时只有贵族以上阶层才能吃上盐，普通百姓很难吃到食盐。

在古代，我国历代封建王朝对盐巴的管控都极其严格，只有东汉建国后对食盐是放开让民间制作与买卖的，只收税，不实行国家垄断。后来，因边境战事颇多，国家财政趋于紧张，为了筹措军费，汉章帝元和年间才打破了东汉盐务常规实行食盐专卖，3年以后战事缓和，又取消了食盐专卖制。

我国古代自夏、商、周以及秦汉，都城都设立在中原一带。历代王朝最注重的也是中原地区的开发。从史料上看，汉朝中央政权对于盐的开发也是着重于中原地区的池盐。

汉章帝元和三年（86年）八月，汉章帝“幸安邑，观盐池”（《后汉书》）。皇帝为何要到安邑（今山西运城一带）去观看盐池，而且还被史官正式载入史册呢？因为盐在汉朝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很高。首先，食盐是老百姓日常所需之物，几乎每天都要用到。西汉王朝曾特地下令要求各地降低盐价，汉宣帝地节四年（前66年）九月诏曰：“盐，民之食，而价咸贵，众庶重困。其减天下盐价”。其次，盐实行专卖后，利润极高，国家收益丰厚，皇帝重视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于是，汉章帝视察盐池一事就成为国家大事。

 三国时期，刘备在大西南（今四川、重庆、贵州、云南等地）不仅大力发展农桑，也很注重商业，还设置了司盐校尉垄断盐铁专卖，“利入甚多，有禆国用，而西南边疆收缴的金银犀革盐铁之利，复多输入”。刘备势力因此不断壮大，才有了与魏、吴抗衡的底气和本钱。

有一本关于吴国煮海制盐的书籍记载：“右三年入盐贾（价）一千一百二斛一斗四”，所谓的“盐价米”是指吴国官方垄断盐场，配卖盐给百姓后，民间以来作价缴纳官府。有学者依据若干吴简折算出这样的一个公式：1斗盐等于6.01斗米。姑且不论这个换算是否精准，却能看出当时的盐价远远超过了米价，这是确凿无疑的。

西晋统一政权建立后，沿袭了三国时期的盐制，禁止民间煮盐，官方依然垄断盐的专卖。此后的东晋以及南朝历代政权，却又上承了东汉比较宽松的食盐课税政策。而北朝政权采取的是食盐抽税和官营专卖盐的混合政策。北周却严格实行“盐池、盐井有禁”的经济政策。隋朝统一南北朝后，早期呈现经济繁荣、国力富强的局面。为稳定人心、巩固统治，官方大幅度减轻百姓税负。表现在盐政上既不搞食盐专卖，也不收盐税，甚至连酒榷、市税都“尽罢之，所仰惟赋调，亦复甚轻”（《国史大纲》）。隋文帝不收盐税，自开皇三年(583年）始，终隋一代，即便隋炀帝那么好大喜功、挥霍无度，也未曾收取盐税。

清朝以前，遵义人口不多，人与食盐的矛盾不是十分突出。比如唐朝按地分盐，比如宋、元、明三个朝代允许商人贩运盐巴。比如明代商人须交纳大米给土司，方能换取茶叶入川换购食盐，土司收其税金。到了清朝，遵义开始出现盐巴紧张的局面。

大西南内陆地区吃盐都吃陆产的井盐，因井盐成块状，俗称“盐巴”。古时，遵义的交通不便，加之贵州不产盐，食盐全靠外地输入。1949年以前，贵州“惟黎平一府引粤盐，余皆引蜀盐”。蜀盐就是四川自流井（令自贡市）所产的井盐。

自贡地下有盐矿，掘井而得卤水（盐水），将卤水熬干而成青石块状的食盐。四川盐船顺沱江而下，在泸州入长江，上南岸运往贵州。川盐进入贵州要经过四大口岸，即永岸（四川叙水）、仁岸（贵州仁怀）、涪岸（四川涪陵）、綦岸（四川綦江）。口岸皆有河道进入长江，盐船沿河道逆水而行，至水道尽头，上岸装仓，再由人背马驮运往各地。四大口岸之中，仁岸的运量最大，鸭溪场是仁岸最大的陆运码头。

茅台为水运之尾，川盐在这里上岸后转为陆运。鸭溪是茅台起运盐巴陆路运输的最大码头。乾隆年间又增设了两条盐路，一条从茅台至鸭溪，一百五十华里；一条从茅台至打鼓新场（金沙），同样也是一百五十华里。但运量最大的还是鸭溪这条路。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地方士绅、富商巨贾共同出资大修遵茅盐道，其中团溪华家出资最多、盐道也修得最长。遵茅盐道起于茅台，至坛厂分为两条路走，但终点都是鸭溪。

盐巴运到鸭溪后再向四周扩散，主要有四条盐路：一条从鸭溪场出发，经七里沟、平阳坝、巷口、泥桥、从西门进入遵义城；另一条从鸭溪场出发沿遵仁大道，经乐民城、八里水、马坎关、从南门关进入遵义城；一条由鸭溪场出发，经小平桥、天旺都、石板场、刀靶水，过乌江，再经扎佐进入贵阳；一条由鸭溪场出发经水烟、堰坎、底水、过渭河（今偏岩河），经湾子、老木孔直去黔西、大定（今大方县）。

当时的遵义古盐道，绕山顺水，崎岖曲折，总长达千里。在古盐道的石板上，随处可见直径约3厘米、深约2厘米的尖底小圆窝。这些印迹是当年背夫数百年来相继用铁脚杵扒歇气所杵出的“见证”。

古时盐运是马店生意兴隆的主要原因。川盐上岸后转为陆运，因山路崎岖，全靠人背马驮。由于路途较远，运盐量较大，脚夫、马夫和马匹都需要沿途过夜，客栈服务应运而生。因为店家夜间要为马匹提供草料，马住宿的收费比人的费用高。因此，马帮过夜的客栈都称马店。

马家湾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早在元代就要马帮经过乃至住宿。1943年遵茅公路马家湾至鸭溪段建成后， 脚夫、马夫和马匹在这里过夜客流量猛增。不久，马家湾已经成为川盐进入遵义、贵阳、瓮安、黄平等地的交通要道。据说，马家湾解放前前有三家马店，每个家马店能住七八人和一店马（十二匹），人住的瓦房，马宿马圈。每天傍晚和清晨，马家湾人喊马嘶、车水马龙，行人络绎不绝，蔚为壮观。

关于背夫运盐的苦楚，一位姓伍名效高的老总曾在《贵州文史资料（第十七辑）》的《贵州食盐运销的回忆》里写了这样一段文字：“以仁岸这条运道而言，船夫背夫经常有数千人，不管是在水路，或是陆路运盐，这些人的苦况都是一言难尽的。他们一年四季耗尽体力，但总是能顾吃便不能顾穿，或者二者皆不能顾。一九四四年冬‘黔南事变’后，‘利民’总号迁到遵义鸭溪，在茅台至鸭溪的一段路上，我看见那些运盐工人赤膊光腿暴露于冰天雪地之中，步步艰难；当时虽然目睹此况，却不知剥削之耻，反而认为这些人是命该如此，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句话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