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敬亚——一个时代的“纵火者”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南鸥    阅读次数：17084    发布时间：2013-10-22

朦胧诗的自我，似乎是完整的美。他们以被损害、被扭曲的意识冲破阻隔，形成了一种内心挣脱异化的理想色彩。北岛说：我不相信。他只是面对某一特定的时空而言，他毕竟还坚信着什么；舒婷渴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理解；顾城总感到一种失落与上当。他理想中的童年总在诗的背后，含着白雪公主式的憧憬；江河等在歌颂与呼唤民族。

北岛以第一千零一名挑战者的姿态，鼓起了本世纪还活着的人们中最锐利的怀疑精神。但与他们比起来，却显得过于认真和呆气。第三代人干脆就认为人从来就不需要认真地相信什么。他们自认是一群“小人物”．是庸俗“凡人”（于坚）。北岛曾写过：“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的“人”和第三代的“凡人”显然大不相同。前者主要是与“英雄”、“卑鄙者”对立的，他要做的是千干净净、坦坦直直的人。而第三代人的“凡人”则并不那么干净，他们也不想那么干净。他们崇尚真实，他们首先想活得好一点儿。他们什么都干，“抽烟，喝酒、跳迪斯科、性爱，甚至有时候也打架、酗酒，”“让那些蓝色的忧伤和瓶装的忧郁见鬼去吧。”“活着，故我写点东西”（又是于坚）。他们就是这样地在北岛打倒了“英雄”之后，再一次把北岛打倒，把“人”打倒，把“人”的全部体面和虚荣打倒。不仅抽掉了因异化感而生的忧郁，也抽掉了因参与感而生的焦灼。他们不充硬汉子，也鄙视白马王子、骑士精神和林黛玉的眼泪。他们自称“变成了一头野家伙，是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以为“诗就是最天才的鬼想象、最武断的认为，和最不要脸的夸张。”他们显然把诗也“看透了”。他们将一切都当做偶像打倒（包括自己），然后冷笑着溜走。他们嘲笑时代嘲笑别人也嘲弄自己，他们似乎什么都不是了，他们灵魂里只剩了一缕本能之烟袅袅上升。（《圭臬之死》）

关于第三代诗歌，我曾发出过一些遗憾。比如说诗歌“平庸局面的呈现”。说它们“把诗和社会学、伦理学、本能欲望等同起来……”等等，对于他们的解构，我也曾说大学生诗派是“最缺乏想象的诗群”。他们“把生活切成段，就是他们的诗。这种对诗的意识和语言进行超级还原的展现，只能接近零。如果不再走一步，它就缺少诗的更深层的意义。”但我同时紧接着就说：“无疑，零大于一切负数！”但总的来说，我对它对于偏爱，负面研究得不够。

南  鸥：

我想朋友们一定会追问，“反价值、反英雄，发崇高”的诗学主张是怎么提出来的？或者说提出这个诗学主张的人文背景和具体的诗学语境是什么？从现在来看，当时该不该提出这样的诗学主张？

徐敬亚：

关于“反价值、反英雄，发崇高”怎样提出，我引用《历史将收割一切》一段话——

这是一群轻松而艰难的人们！在这么大的、沉重的国家里，在明晃晃的无暇艺术的衣食之争中，能有这么多人维持着自己高贵的生命方式，这是我对你的提醒。 

我一直十分尊敬朦胧诗对中国现代主义艺术的血泪开拓。历数几千年，这股诗歌意识将中国人表现得最为清醒、冷峭而崇高。它以久蓄的人文精神，将新诗推到了国际艺术的二十世纪上叶。它的反对者没能熄灭它。结果，恰是它的果实否定了它，并推进地淹没了它。

朦胧诗把诗写得充满人文美，在封建浓浓的中国，郑重地了不起了一次。据说个别的外国人士也很看重。因此，要使它成为起点就很难办。把极端的事物推向极端的办法就是从另一个角度反对它。崇高和庄严必须用非崇高和非庄严来否定——“反英雄”和“反意象”就成为后崛起诗群的两大标志。

关于朦胧诗的根据，我引用《崛起的诗群》一段话——

……中国曾经历了怎样的民族痛苦呵。十年中，人失去了正常思维，人性异化达到了人类前所未有的程度!人们不知为了什么，自己打倒自己，狠斗自己的灵魂，为了“最最美好”的理想(抽掉了物质外壳的美好理想)，压抑一切欲望，造成了一种比“今日受苦，明日升天”更虚幻的现代宗教把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熄灭了一切人性火焰!这样巨大的社会动乱，这样众多的心灵扭曲，不能不形成强大的心灵冲决力量，不能不在这一基础上爆发文学革命!诗，作为人性最亲密的朋友，作为心灵与自然最直接的连通线，不能不发生转折性变革!这就是中国足以产生全新诗的最刚健的内在因素。

南  鸥：

人们还知道，这场运动当时并没有出现与之相对应的诗歌文本，有的只是高扬的诗歌“旗子”，有的只是诗歌兄弟占山为王的“山头”。在一张小报上，人们会看到十几个流派的诗歌宣言，就是很少有与其宣言相对应的诗歌文本。《非非》的理论应该说是众多流派中最为鲜明完整，《非非》当时也少有与之对应的优秀的诗歌文本。我们今天客观的来分析其成因及这个现象背后潜藏的隐忧，我想朋友们更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个现象释放出什么样的暗语？

徐敬亚：

1985年5月，在四川西昌，周伦佑和蓝马，推出了他们蓄谋已久的诗歌主张，并成立了“非非主义”的诗歌同盟。它鲜明地宣布了一群青年诗人打起旗号称派的壮举，并表明了建立系统的诗歌理论体系的雄心。就它发表的《非非主义宣言》、《非非主义理论》、《非非主义诗歌方法。》、《非非主义小辟典》及五个专栏的诗歌作品及后来出版的，《非非评论》报、《非非争呜》报等看，不管存有多少偏激，它的一系列完整构架和恢宏气度，成为新中国诗歌史上的首次，也是近七十年新诗史上的罕见的艺术宣告。

《非非主义》的出现，体现了一个必然，即它本身的递进！它彻底地为朦胧诗画了一个句号。朦胧诗的全部兴奋，已经为它所包容乃至淡漠。

我们有理由说，中国的“第三代诗人”们在意念上，已经走过了中国诗歌的最后一条狭窄的长廊——朦胧诗（就新诗与传统哲学的联系而言），驶向了另一个世界：宇宙经验世界。

从这个“宇宙经验世界”目前标示出的范围看：它几乎无边无际，甚至可以说它可以包含未来全部新哲学与美学。因而它是空泛的，几近不可企及的，仅是一种艺术家的空洞确认。

共分为六个部分的《非非主义宣言》，其实仅仅表达了一种神圣的理解：他们相信宇宙万物都是有生命的、甚至具有意识。这种对宇宙万物的“泛生命”理解，证明了诗人们对宇宙状态的充分尊重。在实质上，这还是诗人艺术直觉的广泛投射。

不同于朦胧诗“移情”的是，他们所说的“石柱”、“天空”、“土地”，都活着、在想、在哭，“是以另一种我们完全陌生的方式无声地彻底地嚎啕地恸哭”，“我们全体都在哭”——这种哭，就不是“人文”式悲伤，而是人类文明压迫下的生命状态。《宣言》谈到了成都的18米直径的现代雕塑钢球，并以它为例说明“非非”的表达，就使《宣言》的整个倾向变成了对“超现实”艺术的崇尚和苦恼，如同执笔者蓝马写的那样：“我们仍然找不到任何一种文化的手段”。因此，这种苦恼是对现存文化方式的苦恼。

《非非主义》，推出了两篇代表性的论文。

蓝马的《前文化导言》，以诗人的气质，从符号学的角度，气势雄壮地对现存全部符号化了的人类文化秩序提出质疑！他主张艺术家重新面对未被歪曲的、充满灵气的宇宙万物。这俨然是藐视一切地球人的“宇宙新人”的姿态；周伦佑则从“结构”出发，对现存的“原构世界”提出了质疑。他主张艺术家对“原构现实”和“艺术结构自身”进行“变构”。——这样，在艺术家必须给予世界以新的文化秩序并变异语言这两大共同点上，非非主义建立了自己宏大的艺术坐标。

他们与“前崛起”的主张者们有了明显的不同。“三个崛起”的出现，主要是缘于对传统诗歌秩序的不满，基本上是在原系统内部的反叛，其思维方式与表达手段与其论敌并无本质的区别。

“后崛起”的理论代表之一的“非非”则主要是缘于对一种新的人类念头的兴奋。他们并不与传统纠缠（二者之间除了生存的时空外，没有共同点），他们仅充分地表达自己。应该认为：他们已经具备了一种真正创新的可能。历史上新的艺术流派的出现都是急于表达对人类文明、艺术的新理解。

但他们显然画了一个十分美妙，却格外空旷的圆周，其线条的粗糙，使理论无法与诗歌创作衔接。即使他们代表人物的诗也难以严密细致地印证其理论。蓝马的《水银张口的夜晚》不动声色地冷叙了神秘之态。具化了“前文化”状态，写得不错；杨黎的《冷风景》冗长与重复，很难在非非理论中找到依据；周伦佑的《十三级台阶》，像但丁《神曲》一样，领我走过一道道假想之门，诱使灵魂发散，重呼五乐之声，经历地狱而临天堂，其中不乏奇幻细节，但太理性。“非非主义”要害是它文艺观的不可企及性。另一点是。前文化”与“变构”的软硬冲突。

作为一种艺术理论，蓝马的《前文化导言》是比较完整的自圆假说，它贯注了诗人对万物真诚的、精彩的理解。如同一切开创者那样，他带着拯救世界，唤发觉醒的先知姿态。周伦佑的《变构：当代艺术启示录》也是难得的宏观文章。但他带有前人痕迹太多太有学问了。他一定记了不少笔记之类。

与艨胧诗人刚出现时的言辞默默相比，四川的一部分诗人更雄辩，更自信。宣言大于诗、思想大于幻想、哲学大于艺术。这无疑是具有更大野心的一代，限界更宽阔的一代．（以上引自我写的《圭臬之死》）

南  鸥：

记得我在2006年写的《倾斜的屋宇》一文中谈到：如果说朦胧诗的人文意义是对十年专制的批判，那么“第三代诗歌运动”的诗学意义则是反对诗歌与意识形态过于亲密的关系，强调诗歌从宏大的题旨和叙事回到现实生活的场景和细节，让诗歌回到诗歌本身。如果说我的这个观点成立，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第三代诗歌运动”真正开启了一个纯粹的汉语新诗的发展方向呢？

徐敬亚：

从某种意义上说，开了。

南  鸥：

我同样记得，在《断裂：从朦胧诗到第三代——一份迟到的诗学提纲》中谈到，由于“第三代”的横空出世，更由于“反价值、反英雄、反崇高”非理性诗学主张的强悍与粗暴，致使朦胧诗在对专制的反叛中建立起来的理性精神没有得到应有的继承，请问徐老师是否同意我的这个观点？

徐敬亚：

你的这一观点非常好。我赞同。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相似的看法——

幸与不幸的都是，朦胧诗赶上了中国社会一段疯狂的推进期。

在反封建与反专制的半截高潮后，社会开始了一场实用性的全民工商游戏。西方的生存元素与理念大量进入中国，使中国社会格局出现了极大的不均衡。生存的底线仍在贫穷的温饱线上挣扎，而文化的最前端甚至冲到了西方后现代艺术的边缘。无疑，先锋诗人们又冲到了中国文化新潮的最前端。

这样的狂飚突进，使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没有得到充分的发育便提前收兵。在启蒙主义、自由思想、民主意识还没有充分施展的前提下，一切敬畏，一切准则便开始纷纷溶化与垮塌。在诗歌界，慵懒而不屑一顾的后现代解构者们，过份热衷于花样翻新，使中国诗歌处于一种朝秦暮楚、翻云覆雨的半吊子状态。

这并不是朦胧诗人们的错，而只是他们命中注定般的局限。假如它有一个漫长、稳定的人文背景，谁能知道这个诗歌潮流会进化到哪个高度。假设与我们无关。（《朦胧诗，那一群忧伤峻峭的翅膀之6——历史舞台有时过于短暂》）

南  鸥：

毫无疑问，诗歌对现实的批判是必须的。我在诗学随笔《诗学梦语》中专门有一篇写到《存在的真相，是一个时代最大的诗性》，这不仅强调了诗歌对现实的批判，还将诗歌的批判精神上升到最大的诗性的高度和意义。根据我的上述两个观点：诗歌既要批判现实，揭示一个时代的荒谬、卑劣与无耻，又不要与意识形态保持过于亲密的关系，那么我们就会提出这样一个命题：诗歌对现实的批判与对意识形态的疏离，请问徐老师，可以这样理解吗？

徐敬亚：

我毫无疑问站在你的观点。

存在，是一个人完全不可忽略的。不管怎样的规避与逃离，一个人无法不浸泡在它的母液中。这种浸泡包括制度与语言，包括时风。我相信，在更多诗人的心中，那些令人不快的东西，可能不是作为生硬的意识形态符号存在，而是作为一种阴影，一种魔鬼，一种毒气。一个人不喜欢魔鬼，当然不必要每天与它撕打才叫不喜欢。

南  鸥：

尽管“第三代诗歌运动”已经过去近30年的时间，我还记得当时黄翔拿着您给他的邀请信时激动的情形。现在我们理性的来审视这场诗歌运动，我认为当时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诗歌、超越了文学，它对人们的心灵构成了穿越时空的开掘与激荡，对人们的思想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肢解与爆破，此刻我似乎依然听到它的惊涛和巨浪。而在“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后不久的八十年代末期，我国就发生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事件。我想请问徐老师，我们是否可以从更为开阔的视野来认知“第三代诗歌运动”，也就是说我们是否可以把“第三代诗歌运动”看成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的序幕和前奏呢？

徐敬亚：

完全可以。完全就是。

第三代诗前面的朦胧诗，也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的序幕和前奏。

第三代诗后面的下半身和网络诗歌也是改朝换代般的序幕和前奏。

南  鸥：

众所周知，自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那个特殊事件之后，由于众多的诗人纷纷流亡海外，或纷纷从事商业活动，整个九十年代的诗歌现场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哑然的安静。从艺术发展规律来看，一定时期的安静是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内在规律的表现，但我认为这种安静潜藏着一种精神的危机。请问徐老师，如何看待这种奇异的安静？这种奇异的安静隐藏的实质是什么？

徐敬亚：

你说的事件，早已不是中国的秘密。它带给人们良知上的冲击，带给诗人心灵的摧毁，早已被苦闷的日常生活消化。但我们永不会忘记。

我愿意郑重申明：

正义与良知，是艺术最低层、最宽阔的元素，是诗人塑像的基座。激烈与不激烈的诗人，说与不说，心里的基调都是一样的。

1989年是中国的一道伤痕，国家中心广场发生的事件，强烈冲击并刺破了平静，甚至刺破了彼时的人类文明史瞬间。以至于事件平息后，它升腾起的浓烟在数年内仍飘散在中国和它以外的天空，绵绵不绝。

一个重大事件的发生，怎么可能对这个国家的诗丝毫无触动?

在野的中国现代诗，目睹了一切，经历了一切。它象被一个惨烈消息突然震惊的人。它面容不改，但它的灵魂已在瞬间错位。

它是一位孤单而执着的旅行者，他前几天还熟知的内在背景被突然抽离，他热度浓浓的脏器突然空空如也。他有一刹那站在原地发呆，它在想和写的根本方式上发生了犹疑。

这事变如此重大，以至于它可能是与所有人一生迎面相撞的、最大的事件之一。关注着这个国家形而上与形而下命运的人，多少年多少年后都一直在遭受着它带来的震荡。

一个历史事变，突然插入人们的生活。全部的进程被中断。包括诗。正在多年来最宽阔的大道上行走的各路中国诗歌，像傻子一样惊呆在原地。

一片巨大的灰暗背景，一种令人无可奈何的表情，使几乎所有的人暂时放下了笔，四散而逃，怀着凄苦、破败、无聊的心情。

我一直为那种大发展大探索的可能势头的中止而遗憾，是非常非常遗憾。

历史被改变了之后，谁还能知道没有被改变之前存在着多少可能。

南  鸥：

我在2006年的《倾斜的屋宇——重构精神元素与诗歌文本》一文中把整个九十年代的诗歌现场称为一种“逃逸性”写作，一种束之高阁的写作。我认为这种“逃逸性”的写作是对一个时代尖锐的人文环境的漠视和背叛，请问徐老师，如何认识这种以漠视和背叛为特征的“逃逸性”写作？

徐敬亚：

我也有兴趣讨论这个话题。

我一直在内心里回味着、揣摩着九十年代。九十年代，曾被我称为“灰暗而平庸”的乏味10年。现在想，在     那可能恰恰是伟大的10年！

我们暂时越过诗，站在宏观意识最高处，站在历史光线明暗转变的巨大衔接点上。

正如经济崩盘、股市急挫后听得见心跳的巨大沉闷时刻来临，八十年代最后一年，事变爆发。这是九十年代生活第一幕上演之前的背景。

那是一道突然的、深深地横亘于生活面前的鸿沟。我们，生活，诗，是怎么走过来的？

当烈火、噪动，还有零乱的秩序，一天天平熄。当无数人内心中的激情嘎然沉寂……当朝向各种方向奔涌的波澜被历史在一瞬间无情地收回……当鲜血慢慢渗透进不安的土地……历史，无可争议地强力定型于第二天的清晨。时间，连一秒钟也没有中断。生活，用它巨大的忍力，搭起了一座无形的桥，我们，生活，诗，竟踩着那深深的、空空的鸿沟，一步步平稳地走过来了。

历史的辉煌都是英雄们创造，历史的创伤都是由平民百姓一天天愈合……

是生存被逼向角落之后的无助，是路灯下一次次苦闷、犹疑的选择，是每一个人每天角度最小的微型转身，一天天改变了整个国家与民族的方向。

平静，充满了生存意义的平静。慢慢消化了整个民族价值观上的全部生涩。

可以说，整个九十年代，整个10年中的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在缓慢地消化。一天又一天，一个民族终于横渡了这条长达10年的鸿沟。它的确是用一种正常生活困境中的苦闷感，默默消化了前朝的一切！是的，是“消化”，一个非常平庸而伟大的词。我不仅仅说诗歌。2000年一过，一切（似乎）都豁然开朗了！

消化，这个最早起于动物进食后吸纳功能的语义，在我看来，可以称得上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伟大词语。在它的面前，再大的幸福，也会慢慢被溶化为平静甚至无聊。再大角度的苦闷逆转，也可以转变为最流畅的弧线。

我所提出的九十年代的两个前缀词“灰暗”与“平庸”，正是对应了前朝的“火热”与“激昂”。由于在火热激昂中长期的全民性浸泡，使人们对缺少惨烈尖叫和浓妆艳抹的平凡生存产生了怀疑。而在我看来，如果剥去生命中的一切偶然起伏与突发的事变，真正的生活就是无聊。排除掉“无聊”暗含的急切情感因素，正如中性语义的“正常”、“合理”两个词一样，“无聊”这个词中，同样包含着大面积的本色生存的语义。更靠近动物性地说，生存最基本的常态，就是无聊。最平稳的幸福就是无聊。

正是在九十年代这种百无聊赖的无奈生存追迫中，我们像一个个被无名力量倒悬的溺水者，一口又一口地吐出了代代前朝（多少个又多少个沉重年代）所积压下来、呛灌进去的全部苦水。

南  鸥：

我们知道，上世纪90年代后期，诗歌现场出现了“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分野和论争，部分诗人和诗歌评论家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这场纷争。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写作强调的“揭示和发现”为诗歌的写作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但这仅仅是认识论上的提升和扩展，在写作实践中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文本的自觉，而绝非精神层面的自觉，在精神上，他们仅仅获得了极为暧昧的前倾的身姿。而“民间写作”的提出显然有其深刻的理论依据和浓烈的现实氛围，但更有其策略的企图。它的提出既有相对于意识形态的针对性，又有相对于“知识分子写作”的色彩。我认为，在当代语境下，从诗学话语方式这个角度上说“民间写作”更具革命性，而从确立真正的诗歌是揭示和发现这个意义说，“知识分子写作”将会走得更加遥远。但客观的说，“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鸿沟是虚设的，它们仅仅是审美意志和对现实切入方式的不同而已。事实上我认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是一种虚设的、相互指认的闹剧式存在。请问徐老师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纷争？“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分别有哪些特点？其分野和论争的实质是什么？

徐敬亚：

这点我们有点差别。

在艺术领域，包括文学与诗。从来都有雅与俗之分。

中国现代诗的这一次争论，不过是挑明了差异与冲突。很有历史意义。

我说过，我永远站在草莽。

南  鸥：

新世纪以来，网络的迅猛发展为诗歌的创作、发表、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制与平台。一方面，众多极富潜质的诗人从网络中脱颖而出，与此同时，众多非诗的文字在“多元”的掩饰之下泛滥成灾，混淆了诗歌的真伪。面对诗歌现场，一些诗歌评论家认为新世纪以来的汉语新诗是“百年新诗”的黄金时期，而另一些诗歌评论家则认为是“百年新诗”以来最混乱糟糕的时期，一种藐似繁荣的假像模糊了诗与非诗的边界，造成人们对诗歌更大的冷漠与遮蔽。请问徐老师如何评价新世纪以来的汉语诗歌。

徐敬亚：

在这个问题上，我出奇地不偏激。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

怎么可能成为百年黄金？太可笑了。

没那么混乱，也没那么糟糕。

按我信仰的生命诗学，我可以认同，基本赞赏其主潮。

按我生命内存的美学理念，我心存不少悲哀。

南  鸥：

我在2006年的“梨花事件”中写过一篇《当下诗歌的三大“绝症”》的文章，文中阐述了当下诗歌的三大“病症”：一是价值的自我放弃、心灵的自我赦免、命运的自我放逐；二是独立与责任，这个诗歌最高品质的严重缺失；三是想象力与创造力的空前丧失，审美极度贫血。在这样的语境之下，相当一部分诗人和诗歌评论家表现出一种内质的高危缺钙、精神的阳萎和肾虚；表现出一种集体无意识、大面积失语；表现出一种创造力与想象力的苍白与简陋，因而，他们的全部才华和智慧，都挥霍在大规模的制造浅薄和时尚之中。请问徐老师，当下的诗歌现场是否存在着三个致命的“病症”，如存在，请问隐藏在这三个“病症”背后的深刻原因是还什么？

徐敬亚：

很想读一读你的文章。看你的简单介绍，相信一定写得很悲愤，很过瘾。

我一定会有很多同感。但我一定会从另一个角度试图稍微地扭转你。不必过于狭隘，不必过于痛苦。

更多地从生命发生学的角度，诗歌发生学的角度理解这些诗歌现象。把它当成历史的必然吧。不管好与不好。必然这个东西太不好办。

是另外一种更大的悲哀，阻止了我像你一样悲愤——那就是，人类的所谓发展、文明在像鬼一样逼迫着我们。是它，暗中使人类的整体艺术，不仅仅诗，而是全部！必将一天天走向苍白！这个趋势，太大，大到我们甚至没办法反抗它。

南  鸥：

对当下诗歌批评的质疑一直不绝于耳，一是认为诗歌批评已经堕落为一种极端庸俗化圈子式或哥们式的“赞美诗”一样的批评，严重丧失了诗歌批评的基本立场与应有品格；二是认为诗歌的批评离诗歌文本越来越远，缺乏对文本的精细解读，缺失与作者的灵魂的交融互渗，已堕落为一种自我虚幻的梦语。三是认为相当多的批评家面对诗歌现场大面积失语，没有一句具有学术水准的话语，没有一个独具诗学价值的观点，更不能对整个诗歌现场作出宏观的精妙概括或具有建设性的引领与构建。记得您针对诗歌批评的严重失律专门写下《重新做一个批评家》，请您再谈谈这篇文章好吗？

徐敬亚：

不多谈了。有时间大家可以找来再看一看。我主要批评的是那些假西方式批评。

我也说到了圈子的无耻。但近来我对诗歌圈子有新的看法。只要不是恶意地排它，圈子可能是诗歌在人群中聚集的一个必要因素与特点。

南  鸥：

2008年，我在回忆自己的创作生涯时写下《诗人与他的城市》，这篇随笔中我谈到被拒绝是诗人共同的宿命，谈到一位诗人对于一个时代到底意味着什么？2011年我在《诗学梦语》中又谈到《诗人，永远居住在历史的背面》。这些天我在收集整理您的资料时发现，您同样是一位被时代拒绝的诗人，您同样居住在历史的背面。而正是由于这种拒绝，正是由于你居住在历史的背面，您才以一种无翅高翔的飞姿傲立于历史之巅，真正进入历史的内部。您孤绝的命运对我的这些观点作了最绝妙的佐证与最深刻的解读。我想请问，为什么不同时代的诗人却遭遇着共同的命运？在您看来，一位诗人对于一个荒谬、卑劣、无耻的时代到底意味着什么？

徐敬亚：

我哪里配立于历史之巅，哪里配进入历史内部。

对于那些高歌猛进者，我们永远是向后的力量。永远是罪人。我们打不过人家，我们的力量与罪，甚至可以微弱到被治罪者忽略。

让他们忽略吧，那就是看不见的我们。

注：《中国诗人》2013年第3期特稿

【编辑：黄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