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里春秋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黄洋    阅读次数：16117    发布时间：2013-10-14

一

自从大奶去逝，他家的日子便一年不如一年了。因为大奶葬在村前一个靠北朝南的梁杠上，后面是是周围村寨小孩夭折丢弃的地方，俗称娃娃坡。这坡像个赖蛤蟆。一条千年古道从腰间横插而过。坟墓就在“蛤蟆”跨下。坟的上下都是田。前面又是一座孵儿母鸡似的山，坟头对着“鸡”屁股。左边就是撮箕似的窝子大寨，右边地形就是当地有名的“死人停丧”山。一公里长的山，活像一个挺胸仰睡的尸身。山前人称院塘的小村，就像装谷子供奉死人的五升斗。坟的向山靠东的峡谷里，是海马洞。洞前有一个直径十几米的消水坑。于是有人说，从这坟的前后左右来看，可能是大奶葬地不好。

二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双坑兴起了一个牛马交易市场。那时候，新民的幺舅陈登万就开始以自己家养的牲口做本钱，贩卖牛马。年把多的时间，一家人穿的，吃的，像模像样的。惹得左邻右舍又羡慕又眼红。新民母亲看在眼里，想在心上。希望作为长子的新民，也能像他幺舅一样，挣点轻巧钱，过几天好日子，也好找位好媳妇。毕竟哪家有个姑娘，父母都想让她找个有好日子过的婆家。盐米的夫妻。毕竟物质是基础。虽然有人说只要感情在，哪怕吃酸菜之类的话，但那不过是虚晃话。新民母亲想来想去，就趁过年的时候，打了一小塑料壶酒，买了两斤点心，带新民去找他幺舅说：“幺舅呀，这是自家的人，你帮带他闯一下，三儿两儿找得点也比在家头穷磨苦做的好。以后做成个人样也不会忘记你。”新民地幺舅，清瘦的国字脸上荡开笑纹说：“大姑妈你也真是，既然晓得是自家的，讲一声就行了，你买啥子东西嘛？”见他幺舅答应，做母亲的，好像一下子拣得了个金元宝似的，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激动半天才说：“幺舅，那就拜托你，走哪点喊他一声，我们家头帮他准备点钱，买也好，卖也好，你带个眼睛帮照看他一下，刚学做买卖的人，肯定摸不到道，你要多指教他。”接着又转过身来跟新民讲：“跟幺舅跑，幺舅等于是我，你要好好地听他的，要放能干点，码不到的多请教幺舅。”新民似乎有点不耐烦地说：“我晓得，讲了就是，我会听的。”新民幺舅对新民妈说：“大姑妈，其他都不要讲，我找钱，不会让他折本，这你就放心好了。”新民的母亲连声说谢谢。

就这样，新民开始走上商贩生涯。在他幺舅贴心的带领和言传身教的指导下，慢慢熟道起来。渐渐地，能独自买卖牛马了。可以说，新民算是村里最早买牛卖马的商贩。一般情况下，星期五之前，他们三五成群地，先到织金方向的乡场把牛或马买来，等到星期五，赶双坑场（集市）时，吆（牛马在前，人在后，手反牵着拴牛马的绳子，时不时地吆喝着赶往场上）去卖。虽然是买单卖单，一个星期能赚几十、百把块钱。那时一个小干部的工资也就几十块钱，能赚这么多钱，是很多人都羡慕的。当然也有眼红的。在羡慕和嫉妒的目光下，新民有点飘飘然。他戴上了当时显得很有身份的上海表，夹克衣服桶桶裤，响底皮鞋戳戳帽，从头到脚，焕然一新。可是，他这一穿着，由于宽大而不合身，看上去是那样的局促可笑。

三

见新民会做买卖了，他的父亲成天笑得合不拢嘴。虽然新民有五姊妹，可除他“文革”初期在普定混得个初中毕业外，其他的混个小学毕业就喊回家和大人一起抢工分。新民父亲成柏，那时是大家会计兼小队会计，其母亲是个根号二，个头矮小而微胖的她，除了在家做家务外，就是在忙工时候为在外做工的成柏父子送送饭。所以当时有民谣曰：“袁二奶奶打草鞋，德二（新民二弟）家妈送饭来”。歇工时，好多磨洋工的妇女坐在一起，远远地见到德二母亲送饭，就会齐声高唱这两句话，唱一遍，笑一阵，有一种乐此不疲的兴致。当时袁二奶的草鞋打得细致、扎实，经穿，五分钱一双，人人爱买。一天打十双、八双，比做工挣工分强。据说，那时一个男劳力，从早到晚做一天工，算下来也就是一角三分到一角七分钱左右。新民家几姊做一天的工，还抵不上他爷爷一个人做一天。但不知咋算，同样的人口，同样的出工，新民家到分粮时，比哪家都要多些，不仅够吃，还要进口粮钱，还有余粮可卖。而且每年还要喂两头猪，两头大肥猪。过年杀一头大的，卖一头小点的（上调）。

别看他家里在当时日子红红火火，但几年几载的猪油都有，陈得发黄发臭。有时候，客人来，拿这油做菜，吃得皱眉，还不好讲。可见他家生活也是马屎疙瘩――外面光。后来，新民的大姑爹吃到这油做的菜，爱喝酒、性格直率的他说这肯定是时间在一年半以上的猪油，才会有这味道！最好不要再吃，要是可惜，硬要吃了，时间长会生病的，不但钱要多拿出去，人也要受罪！以后不要再这样节约来浪费。并说好在他懂兽医，这种陈油可做兽药配方。所以说，他适当拿点钱，让他拿走。大爷爷说，拿哪样钱，叫大姑爹用得着就拿走。二十斤左右的猪油，大姑爹还是拿了十多块钱。说是就算拿给老人买东西吃，而这油就算送给他。人情各有所归，这样，他家从此才没了陈臭的猪油。

但新民家如此节药的富有，还是让不少人眼红，暗暗咒骂成柏挖肉补疮。不过，他家与邻里的关系却处得不错，逢年过节，做啥好吃的，都要多少递上点。于是，邻居信就想，还是有文化的好。成柏读过几年私塾，有点文化，能算会记，不但活路轻巧，还算得家里的日子红红火火！因此，邻居们开始重视小孩读书的事，再苦再累，只要孩子愿意读书，虽然辅导不了，但却不分派孩子家务或其他力所能及的劳动。这样一来，时间一长，新民的父母就看不惯，对邻居说，这样从小惯势，怕二天读来读去读成书呆子了，哪样都不会做，咋过日子？还说她家日子之所以好过，主要是大帮小补的，一家老小，不得哪一个吃闲饭。女邻居想，鬼话，胡话，哪个不晓得她家日子好过是咋会事？但却笑着说，哎呀，让他们（指自己的孩子）多学点，赶场买卖会算点账，不吃亏。实际上，是怀疑新民爹算账有问题，让孩子多学点，把账悄悄记下来对，看亏了多少，好找个说法。

因为新民的爹当会计时的机巧，所以，给新民做本的钱，还没动家里的牛马，就凑齐了。说是跟姑爹家借的，其实，集体卖公房的两千多块钱，一直在新民父亲手中。土地下放，除了公余粮，各家做来是各家的，也没人过问这笔钱去向，谁都想，自己出头得罪人，几十户人家，自己又分摊不了多少，于是就不了了之。还有土地下放的时候，大队都怕这政策会变，把大队林场可用的树，能用的都拿砍来卖了，剩下的拿分了。钱由大队会计管，说是以后用来修学校、修路之类。后来卖老学校建新学校，卖多少钱，新校花了多少钱，也没算账给大家听，随他几大姨妈咋算。虽然大队还有支书、有大队长、有民兵连长等，成柏一个人不可能独吞那么多。但始终有实权，就算几个暗地里分了，也不会少他一份。因此，背地里，一个队的人都认为，新民做生意的本钱，是他爹黑来的。都说看老天怎样报应他家。

新民母亲，见到新民每逢赶场卖牛，总是打酒割肉的，常常是一副乐乐呵呵的样子。而且，新民母亲每个星期还十块、八块地从新民手中得点钱。因此，新民母亲就高兴得像服侍老太爷一样对待新民。就像大爷爷吃得做得的时候，尽心服侍一样的心肠。也不问新民找了多少，咋用。更不去帮新民从长远打算，管紧他一点。总觉得有这样一个会做生意的儿了就是骄傲，就是本钱，就一切都放心了。甚至在人家谈到期权人三四有了个工作如好的时候，新民的父亲有点炫耀地对人说：“有工作没工作有哪样？那些教书匠，一天念到黑的‘硌嘴经’，一个月就那点工资，有时候还不得人家做生意的一个星期赚的多！”听的人知道成柏在炫耀自己的儿子新民。于是说：“人家那是细水长流，只要上足班就得。而且到老了退休了，工资照领。百年之后，国家还负责安葬。做生意，找的时候到是高兴，折的时候，折得哭起来！做生意还不是像老天一样，不可能天天都红火大太阳的！”新民的父亲听了这话，有些不服，但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新民的母亲看到他的一个堂弟福平考上学校，福平父母为了转迁移户口，打了三百六十斤大米，交白岩区粮站，新民母亲看到那一大堆米白花花的米说：“嘛噫，你家这样舍得，真的是要供出去当官！是我，要着交这么多粮食么，考取我都不让他去！有个工作，一个月不过几十块钱，还要陪这么多大米，还不晓得要多少钱赶后供，才供得出来！”福平母亲回答说：“大伯娘呢，我们两个老的，就是吃不得文化的亏多了才想方设法供娃娃读书，那集体时候，工都没有出好两个的人家，做得有吃有喝的，我们天天出工的，还要拿口粮钱。反正不懂文化是随人家咋算。供出个娃娃来，只望他能管好自己，减轻点负担就算好了，不望他咋顾家头。不要说才考取学校，就算将来有个工作，一个月的工资，差人家会做生意的一大半截，就算不得哪样好，最起码不像我们一样，算哪样都不会算，吃了不晓得多少哑巴亏！”这一番话，也够新民母亲受的。于是，两个女人斗起嘴来。福平的母亲说，她又没有讲哪个，是话引着话的，随便讲些，哪个要有想法，有他的，现在土地下放到各家各户，做得好多，我想拿咋做是我的事，希罕哪个多管闲事？

新民的母亲心想，她也是多嘴，说这些闲话搞哪样呢？反正她家现在的日子，比起旧社会那些大地主的日子还要好过。好多读出书来有个工作的人，那日子还没有她家的好过呢？因为赚了钱的新民，每个星期，都会买上五斤左右的一壶酒，割上三、五斤肉，满面春风地往家赶。有时候还会邀上三五人，高声大气地划拳打码，煞是热闹，煞是风光。从苦日子里过来的邻居说，大吃如小赌。毛毛雨打湿衣服，杯杯酒喝尽家财。好心的邻居劝新民说：“你这步运程走得好，趁这个时候，打紧点，为以后娶媳妇也好，砌房建屋也好，作点准备。要有点长远的打算！”新民有点财大气粗地说：“人生在世，吃穿二字。这个你不用帮我操心，该来的它会来，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奈何。人生八字命生成。何必想得太远呢？”听的人摇摇头，心里说，好心当着驴肝肺，他长起眼睛看，看新民会有哪样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