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站在时代的天庭 审视我们自己
信息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7月号    作者：刘　斌    阅读次数：10177    发布时间：2015-07-23

　　【采访手记】

　　强劲的中国风，刮到了纽约曼哈顿，世界又一次把瞩望的目光投向中国。中国浩大的图书出版军团登陆美国，中国作家强大阵容亮相书展。

　　5月21日，恰逢美国EBA国际博览会开幕前夕，我独家采访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中国作家赴美参会代表团团长何建明，就“中国优秀的报告文学应更多地走向世界”书事，以及对繁荣报告文学创作的一系列话题进行了专访。

　　访谈地点：中国作家协会，何建明先生的办公室。何先生的办公室书满为患，一面墙的书柜里塞满了，地上也凸起了书的山丘，插足之地所剩无几。房间正方挂着“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书法作品，是莫言手书赠予的，使人油然想到报告文学的道义：为国而歌、为民而呼；想到报告文学的真谛：匡扶正义、辛辣文章。

　　秉承“名家系列访谈”的定位：独家、新鲜、高端、深度，我事先做了比较充分的案头准备。何建明是文界高层领导，是报告文学的领军人物，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身先士卒、勤于笔耕，“国家叙述”层面的扛鼎力作接二连三地面世，精致唯美的短篇不断在大报名刊推出，每一部作品背后都有创作的奥秘和感动故事，可以说访问他的话题太多太多，俯拾皆是。初始，沙里淘金，筹划了28个，后来压缩精简到12个。内容覆盖层面较广，有宏观的，关乎战略发展方向；有微观的，涉及时间管理写作习惯；有学术的，关乎理论体系建构；有经验的，涉及采访创作技法；有哲思的，关乎思想深度文化厚度精神高度；有现实的，涉及对问题的透彻分析、缜密思考。他一边慢慢地吸着烟一边注视着我，听得耐心、认真。然后他一转神思，说：我不想多谈自己的什么“成就”，想多谈些当前中国报告文学的问题和中国报告文学如何走向世界的话题。于是原先设想好的“计划”似乎全都落空了，但收获却是意外的多……

　　中国的优秀文学报告应更多地走向世界

　　刘斌：您马上就要率团去美国参加书展，请先介绍一下这次书展的简要情况？

　　何建明：后天(23日)出发。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25人，出席在纽约举行的EBA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幕式，参加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美国这个年度书展规模大，在全球有影响，世界各国的图书出版商云集。我们中国这次是主宾国，是第一次，派出人数众多，有150多个出版社，携带1万多种图书参展，其中外版图书2千多种。

　　刘斌：本届国际图书展上您有哪些作品亮相？

　　何建明：我有5部英译版作品展出，有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根本利益》，有英国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全记录》《江边中国》《生命第一》和《红墙警卫》。

　　刘斌：外国读者对中国报告文学有何看法？

　　何建明：我给你讲一个情况：前不久我与一个朋友会见，他的助手是个美国女孩，我送给她一本英文版的《国家》，没过几天，她给我发来短讯，说：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学，但是以前不喜欢真人真事的现实作品，认为现实的东西没有想象空间，缺乏创造力，读了您的《国家》，被吸引了，用纪实方式写出现实的事很好看，真实、优美，连夜读下来，太好了。《国家》改变了我的阅读选择。这只是一例，我到过多个国家参加图书博览会，在北京也接触许多外国友人，在交流中得知：他们喜欢中国好的纪实作品，从中了解许多真实的中国事情和人民的真实生活，报告文学在国际图书市场有广阔空间，对读者有强大的吸引力。我们应该站在大的视野看问题，根据人们阅读取向的变化，使更多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走向世界，满足国际图书市场需求，满足国外读者的迫切阅读愿望。

　　(下面这段话是何建明回国后补充的)：

　　比我出国前的预期要强烈的是，西方世界包括第三世界，现在对中国的热度远远超出了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感觉。我在纽约书展现场，一方面是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另一个身份是翻译作品的作家身份。在我与外国媒体和作家的接触与交流中，他们对中国的纪实类作品非常感兴趣。在纽约国立大学“中美作家对话”中，就有人提出：中国发展那么快，为什么你们不直接去纪录今天所发生的每一变化而非得用虚构的小说呢？于是就马上有人说何建明团长就是中国非虚构的领军人物，他的作品都是直接纪实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与变迁的。马上就有人与我进行交流。我能从外国学者和读者那里深切地感受到：今天的西方世界其实非常喜欢中国的报告文学这类直接反映中国现实的特殊文体。尤其是我的《南京大屠杀》英文版首发式上，好几个美国作家和犹太裔作家作了发言，除了共同对文学的爱好外，同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有许多共同认识，那就是世界和平离不开文学的作用。在整个纽约书展活动中，我深感中国的报告文学会越来越受国际社会关注和欢迎，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而且前景越来越好。因此优秀报告文学的翻译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翻译工作做得比较早。

　　刘斌：您怎么看优秀报告文学作品的功能？

　　何建明：近年来，我们的报告文学作品数量呈上升趋势，但是，好的作品少。优秀的作品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感召力。报告文学是真实的画面，社会的映像，时代的号角。报告文学的魅力和功能是其他文本达不到的，它产生的影响广度、深度和感动的力量超过虚构作品，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带给人们的感动比一百部、一千部虚构小说大的多。

　　刘斌：中国报告文学有许多作品已经走了出去，包括您的一些作品，有的译成外文，有的在报刊大幅登载，还有的被选入大学课文，您对这些作品的整体情况有何评估？

　　何建明：这说明国内外出版机构对中国优秀报告文学的认可。比如中国出版集团推出的一套13本“中国报告”就很有分量。客观地讲，中国报告文学的优秀作品是高水平的，这些作家的写作精神是可圈可点的，有的作家甚至带着病痛、冒着生命危险、挑战生命极限去采访，去写作。这些用生命和情感铸成的作品完全可以走向世界，也完全可以在国际学术论坛和各种奖项中比拼。这一点我比较自信，因为我看过许多世界上有名的纪实体作品，老实说我们的作品不比他们差到哪儿去。

　　刘斌：依您的这个看法，中国的报告文学也应该向诺贝尔文学奖冲击？

　　何建明：完全应该。有作为的作家应该有这个雄心大志，历史上的报告文学作品获诺奖不是没有先例，英国首相丘吉尔就以他的二战回忆录《不需要的战争》荣获诺奖。丘吉尔太伟大了，他不仅是政治家，还是一个文学家，以惊人的意志和非凡的才华进行了真实的回忆和纪录，内容浩繁丰富，文笔洗练，剖析深刻。罗斯福曾让他给第二次世界大战起了名字，他叼着烟斗脱口而出：不需要的战争。大家可能还不清楚另一件事：那就是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是颁给了一个叫赛珍珠的美国女作家，这个赛珍珠的获奖作品《大地》，写的是中国社会的一部现实题材的作品，尽管当时中国对她的作品评价不那么热情。然而赛珍珠是真心热爱中国是毫无疑问的，她曾经加入中国国籍，她说：“当我生活在中国人民当中的时候，是中国人民给了我最大的愉快和兴趣。当人们问我他们是何种人的时候，我回答不出。他们不是这或者那。我无法给他们下定义，正如我无法给我自己的亲戚朋友下定义一样。我与他们如此接近，曾与他们如此亲密地一起生活过，无法给他们下定义。”她前半生与中国人民一起饱经沧桑，经历了好年景和饥馑的年景，经历了血腥混乱的革命以及各种战乱。她和社会各个阶层交往，特别是深入处在原始状态的农民生活，这些都融化在她的血液中。抗日战争后不久，她回到美国，一直积极呼吁支持中国的抗战，做了许多工作。当年青年表演艺术家王莹，赴美开展抗日宣传，得到赛珍珠大力支持，王莹得以顺利组织人员排练节目，并联系到白宫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战歌曲。赛珍珠帮助翻译并身穿晚礼服亲自报幕，罗斯福总统带领全家及议会官员、各国使节观看了演出。另外，林语堂的《吾国吾民》的写作和在美国出版、畅销，都是在赛珍珠一手帮助下成功的，这本书对美国人了解中国起了很大作用。值得一提的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也是赛珍珠翻译成《四海之内皆兄弟》最先介绍到西方的。这样的一个美国作家能够把中国现实题材写成作品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你说我们这些职业报告文学作家就写不出来了？回答是肯定的。所以我对此充满信心。当然，我们创作并非是为获诺贝尔文学奖而创作的，但中国五彩缤纷的现实生活和激动人心的发展历史，肯定会有值得非虚构大作品呈现给世界看。这是毋庸置疑的。

　　刘斌：您认为现在优秀报告文学数量不多的原因是什么？

　　何建明：不是没有，而是我们关注得不够，宣传得不够。一部好小说出来，十个、一百个理论家都去说它好。我们报告文学基本上一两个人发点声外，就没有声音了。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原因也很多，整个报告文学队伍本身就人数不多，一些好作品埋没在新闻媒体和虚构作品之间，甚至被一些同类新闻、电视淹没了也有关系。对外推广的力度不够，文本艺术性也急待提升，创作时速严重滞后等等都是原因。现在国家发展速度这么快，各方面的变化这么多，中国的国际地位声望这么高，老百姓的生存形态变化异常，当然转型期的各种社会问题也很突出，报告文学创作题材太多！然而我们的创作常常跟不上时代。报告文学本身便有着明显的时效特征。一些重大的题材如果不在一个时间节点上推出，影响力会差得多，但能否赶上这个时间节点，没有庞大的创作队伍是无法实现的。

　　刘斌：让更多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走向世界，目前还存在哪些问题？

　　何建明：根本问题在创作。中国的报告文学作家的作品，目前多数仍处在国内的语境叙述，基本上还没有世界意识和国际意识的语境。即使在国内很响的作品，外国人也不怎么喜欢，因为政治的、制度的、甚至一些环境和情感的，都围绕在本土的某一阶段下的政治和社会的产物，这样的作品和叙述的语境，外国人肯定不喜欢。

　　刘斌：那你认为哪一类中国报告文学作品有可能是国际化的语境呢？

　　何建明：我想如《南京大屠杀》、《生命第一》、《江边中国》等，因为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国际性题材，许多国家都想知道，如我接触了好几位犹太籍作家、俄罗斯作家，他们就非常想了解“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书在我创作时就已经注意了它的“国际性”；《江边中国》更明显我在创作初就有一个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意图，所以在叙述发生在中国长江边的小村子时，用的语境都是有针对性地让“老外”能有兴趣的指向，因此翻译出来自然是有外国读者会认账。反映“5.12”大地震的作品《生命第一》则是一种灾难性大题材，全世界人都会关注。这种题材和作品，就是“预先”设定的“语境”，它们容易走出去。

　　自然，好作品，还需要好的翻译和联接国外出版的渠道及交流沟通等方面问题，还需要多方面的协作、配合和支持，这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去参加各种国际书展，就是其中一种方式。

　　对当前报告文学态势的思考

　　刘斌：祝参展成功，收获多多。我们谈下一个话题，您当前对报告文学思考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何建明：思考的比较多，我同一般作家不一样的是，除了个人创作外，更多的是关注整个文学和整个报告文学创作及队伍建设以及这一文体在大文学环境中的地位与关系，这几乎都是我要去关注，甚至要具体地去做。而上面这些工作是非常繁琐的，耗人精力。但我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就得操这个心。

　　先说说发展态势吧：目前，从整体大文学的态势来看，报告文学的状况是正常的、健康的，在稳步前进，发展势头挺好。尤其是这些年年轻一代成长非常快。比如除了我这个年龄段的五十年代成熟成名作家外，“六〇后”有一批很有前途的作家。如李春雷、陈启文、铁流、党益民等，“六〇后”的小说家中有一批人“串行”搞报告文学，他们很了不得，如王旭烽、关仁山、余艳、薛媛媛等都非常厉害，一出手绝对是重量级的。“七〇后”势头非常显著，有一二十个人，这支队伍是中国报告文学的希望所在。我们在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下面成立了一个“青年创作委员会”，就是想通过这个平台，积极鼓励青年报告文学迅速成长。

　　当然，目前我们这个领域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其中主要的问题，还是文体本身混乱。

　　问题1：什么都往报告文学筐里装？

　　刘斌：看来是“瓶颈”“卡脖子”问题了。

　　何建明：可以这么说，简言之，还是老生常谈，对报告文学文本的认识问题，缺乏广度，深度，高度的客观本质认知，什么都往报告文学这个筐里装。

　　我给你讲一个情况，前天，也就是19日，在“21世纪之星”2015年作品评审会上，一位青年作家申报的作品文本是报告文学，我眼睛一亮，这是从未有过的。这个活动由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华文化基金会共同组织，针对有潜力的年青作家“出书难”问题，专门设立了“21世纪之星”计划，扶持他们出版作品，每年推出十几位。参加评审的评委都是文学界的权威专家，德高望重，资历比我老，谈到这部作品时，大家都不发表明确意见，一位老专家含蓄地与我耳语：建明，这是报告文学吗？如果是，比你写得差远了。我笑了笑，没有回答。赶紧仔细看作品，阅后我的心凉下来，这哪是报告文学？实际是一部新闻通讯。

　　这个情况引起我思考，究竟什么是报告文学？文本之辩已经是老生常谈，谈起来就让人生腻，但是，看来还是不容小视。一些人对文本的认识还是不明晰的，还是糊里糊涂的。报告文学虽然没有权威的理论界定，但它是“文学地报告新闻”这个定义大家是认同的，这里面有两个元素，一个是文学，一个是新闻，缺一不可，偏颇也不行，概念搞不清楚，行文就差之千里了。写不好报告文学，什么都贴上报告文学的标签，什么都往报告文学筐里装，是极不负责任的。

　　对文本认知不清，在媒体传播中、在社会公众中造成许多混乱，对报告文学误解、误读。比如：一篇新闻通讯，由于篇幅太大，就拿到副刊上去发表，有的报纸标上“报告文学版”，把新闻产品混同为报告文学。还有的搞这个活动那个活动，搞个征文，也标上报告文学，什么都往报告文学这个筐里装，实际这些活动，这些征文是宣传，结果凑了一大堆好人好事表扬稿，无形之中造成错觉，进入误区，以为这就是报告文学，对报告文学造成伤害，坏了报告文学名声。再则是学术界对报告文学确实重视不够，研究不深。

　　刘斌：有必要对文本正本清源，搞清楚弄明白。

　　何建明：报告文学是受社会公众瞩目的文本，它的功能首先是报告，报告现实中真实的重大事件，时代的重大事件，记叙闪耀精神光芒的凡人小事情。虽然达不到新闻铺天盖地的效果，但它的新闻价值，政论属性显而易见，加上文学性，使它的影响力和感染力更为明显，优秀的报告文学甚至引起轰动和震撼效应。

　　刘斌：优秀的报告文学有没有量化标准？

　　何建明：有。这个问题提得好。我认为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不仅有思想性，文学性的严格标准，还有刚性的量化指标，我认为起码有三个，1、发行量在10万册以上；2、改编成影视剧本，更广泛地传播；3、十年以后重新再版，至少还有5万册的发行量。好的作品五年十年以后还有人读，如果无人问津，说明生命力太弱了。经典的文学名著为什么能够传世，说明它在人们的心目中有重要的地位影响，报告文学经过十年、二十年还有人喜欢，人们从中能看到岁月印痕，还喜欢看，说明具有价值。《史记》《战国策》《左传》这些作品为什么历久不衰，而且会永远流传下去，值得我们思考。

　　刘斌：报告文学作品能经得起时间检验太难了，您对自己的作品如何评估？

　　何建明：是的。只有达到3个刚性量化标准，才可称其为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我对自己的作品也是这样要求和衡量的，第一类优秀，如《部长与国家》，一版再版，发行达百万册，被改编成28集电视连续剧《奠基者》，成为2010年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的“开年大戏”，观众上亿，这种影响力是很难有任何文体所能相及的。再如《南京大屠杀全纪实》发行量近40万册了，还被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第二类比较优秀，不一一细说了，多数都是获奖作品，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等等。有的被译成外文发行到海外。第三类是一般的“应时应景”作品，也就是说为某种需要而创作的。我的作品大多为第二个标准：一部作品的基本发行量就在10万以上。我是做出版工作出身的，一部书如果没有10万册的发行量，基本不能影响到社会，所以要有社会影响力，10万、20万的发行量是必须的。当然一些报刊上的“报告文学”，如果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发的，它的影响力也很大，但这类作品通常是新闻性太强，人家不太把作为真正的文学作品。第三个指标是：得在十年、二十年后仍然有社会影响力、能再版，这个条件也是必须的。报告文学不是小说，好的小说十年，二十年不陈旧，经典小说可以历经百年。报告文学不行，因为它有新闻属性，部分是现实题材，即使是历史题材，也是新发现新视角，生存期很短。所以，如何延长报告文学作品的影响寿命期？怎样使作品在有限生命期限内影响最大化？是我当前思考比较多的。我相信任何一个杰出的报告文学作家都得考虑这些问题。

　　刘斌：关键是提升文本的艺术性？

　　何建明：对。我相信报告文学在大文学环境中有立足之地，有发展空间。当下，社会进步这么快，网络如此发达，人们的阅读取向极度分化，报告文学怎么生存？如果不充分发挥文本优势，没有突破，没有创新，不能随社会发展而发展，随社会进步而进步，不追求精致，不讲品质，不提升文本艺术性，后果不堪设想。我很担忧。

　　不是讲“新常态”吗？报告文学的“新常态”就是不去争论，安静沉潜，用作品说话，作品是作家安身立命之本，其它都是零。

　　刘斌：道理都懂，做起来难，您认为如何从根本上提升？

　　何建明：提升报告文学文本艺术性，不是轻而易举之事。首先要从转变观念开始。比如：对一些经典作品怎么看？《包身工》《赤都心史》《俄乡纪程》让今天的年轻人阅读，他们会认真地读吗？我敢断定，年轻人根本不看。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作品生命很短，只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影响，留下那个时代的印痕而已。小说不一样，我们现在再读几百年前的《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照样津津有味，再读《百年孤独》、《老人与海》依然那么精彩、那么感动。再好的报告文学作品也做不到，原因是文本局限，所以提高报告文学文本艺术、提高报告文学文本的持久生命力，非常重要。

　　我写报告文学近40年了，当这个会长，领着全国报告文学这支队伍也有几年了，各方面给我很多荣誉，听到许多好听的话，也听到一些不同声音，更多的不是得意，而是忧虑，这是真心话。唯一感到欣慰地是写得是真正的报告文学，对得起自己的辛勤忘我劳动，但是，从文本艺术上讲，我做得不够，还需要深入探索。

　　问题2、浮躁、沾沾自喜、自娱自乐

　　刘斌：您当前费心思虑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何建明：我们的创作人员和评论人员数量本来就不足，优秀作品少，评论发出的声音小，又出现一些“浮”和“燥”的问题，很影响一些有前途的作家的心态和继续发展的动力。

　　作家创作精神产品，基本上是单兵作战，这就更需要一个平静安宁和健康的心态，才能创作出精品力作。

　　刘斌：“浮”和“燥”有哪些具体表现？

　　何建明：比如：有的人写了几篇文章，出了本书，获了这个奖，那个奖，就沾沾自喜飘起来了，印3-5千本，就觉得很有成就。我毫不客气地讲，那叫自娱自乐，差得远呢！多想想文体的使命，想想作家的责任。还有的年青同行急于出书，急于发表：我这里每天都有求写序写评论的，有求推荐发表作品的，还有的直接要求获奖的，短讯、书、信不断，让我十分为难，十分无奈。有的人十分执著，三天两头给你发稿子，天天给你发信息，牵扯我许多精力，占用了我许多时间，苦不堪言，没完没了，无尽无休。问题是你的文稿不行，让我怎么下笔给你写序写评论，你的稿子太差，让我推荐给谁？我们必须是有基本的原则和底线。

　　你也听到、看到了，我的电话停过吗？每天忙得团团转，在作协我分管全部报刊社、对外交流合作和少数民族出版等等，很多工作等着你干，比如：最近筹备建立中国诗歌网，这将是中国最大的诗歌网，连过去一直没有考虑的古体诗词都要纳进来，工程浩大，要做的具体事太多了，我仅举此一例。还有出版集团上上下下那边有五百多人，从业务、行政、人事到吃喝拉撒，直到退休都要管，一个一个排着队找我说事。再说我的身体状况，2003年写“非典”时，关在一个地方，两个多月不能回家，天天吃面包面条，人发起来了，体重突增到190多斤，一查吓一跳，血糖高去了！赶紧减体重，现在慢慢控制平稳了，但经常出现头晕和冒虚汗症状……我诉苦衷，没有别的意思，但也不是随便说说，希望大家理解，体谅。该我办的我义不容辞，我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会尽力协调，为报告文学争取多一些机会，多一些份额。

　　刘斌：您这些心里话十分中肯，自觉、自律、自立、自强，戒浮戒燥，利于青年成长。

　　何建明：我真心希望年轻人成长快一些，思想成熟，业务成熟，不要愧对伟大的时代，不要虚度宝贵年华，潜心创作，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之中，坐得住冷板凳。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沉下心来才能写好作品，有了好作品不用找这个求那个，作品好不好，读者自然会给你评价，自然会买你的书，你也会自然红火起来。

　　刘斌：创作队伍扩大了，创作人员与评论人员“失衡”矛盾有所缓解吧？

　　何建明：我讲过在作协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组成的情况，在近千名代表中，约有700多人是写小说的，100多人是写诗歌的，150多人是搞文学评论的，其中有90多人是从事小说评论和诗歌评论的，以报告文学作家身份出席会议的只有70多人，而真正是报名文学作家的也就30来人，报告文学评论家仅有5、6位，少得可怜！我说的数字不一定很准确，但基本情况是这样。因此我们的突出问题：报告文学作家人员数量明显不足，作家与评论家比例失衡。近年来，情况有些好转，喜欢读报告文学的人多了，热爱报告文学的人多了，写报告文学的人也多了，但是，与国家发展的大势需求还相差很远，与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相比，创作队伍还是弱小，特别是评论，理论批评的声音太小，炳银他们几个非常努力，一度到了喊出“报告文学万岁”的地步，一直艰难地坚守，很不容易。

　　去年我们在鲁院专门办了一期报告文学创作高研班，对61名优秀青年作家进行了集中培训，反映很好。最近我在考虑，研究一下，条件成熟的时候，再办一期报告文学评论高研班，以解决高质量的评论人员短缺问题。

　　批判精神和思想力度

　　刘斌：您在《南京大屠杀全纪实》后记中写到“问国人的十个问题”，也就是“十问国人”，反响强烈，点击率达8百多万人次，这“十问国人”是怎样思考出来的？

　　何建明：得益于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学习专修。我十五年前在中央党校学习后，感到不解渴，又专修了哲学研究生，导师是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教授，深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这对我用正确的主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帮助非常大，对写作题材追求客观真实、不片面不偏颇大有益处。如果没有这个基础，观察事物就会只见其一，看不到其二，只见局部，看不到整体，只见表象，看不到本质，只见阴暗，看不到光明，作品肯定写不好，不受公众和社会认可。

　　“十问国人”就是在这个思想基础上思考出来的。揭露日本军用主义的侵略罪行，充分彻底，事实说话，铁证如山，还原历史真相，以史为鉴，不忘战争灾难，面向未来，维护和平。揭露真相，回顾历史的目的，不是积淀仇恨，要从中反思我们自己，这个过程需要思想洞察力，要突破固有的思维定式，敢于解剖国民的劣根性、奴性，揭露自己的疮疤，暴露自己丑陋的一面，要揭到体无完肤，痛不欲生的地步，才能真正站起来。我们是礼仪之邦，以德报怨，日本右翼分子怎么看？他们宁愿臣服扔给他们原子弹的美国，也不惧怕我们。我写“十问国人”就是警醒国人，不要一阵风一阵雨，激动起来就上街游行抵制日货，砸日产汽车，情况过后就跑出去低三下四抢购马桶盖。我们这个民族很坚韧，但也有很多弱点，这些弱点改变不了，我们这个民族不会有希望。以为现在强大了，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了，骄傲、张狂，对民族的过去不全面认识，不是真正的强大，如果不清醒冷静，就要犯前苏联的毛病。不是简单图个痛快写一部表层作品了事，而是已经到了应该反省我们自己的时候了，那就要思考，解剖自己发现自己，让别人发现说出来，对国家和民族是不负责任的。我们光仇恨日本人，不反思为什么我们被打得稀里哗啦？如果他们东山再起，举起屠刀，我们中间会不会还出大量的汉奸？这样剖析分析会引起读者思考，也证明报告文学是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的，比不痛不痒，翻来覆去重复要好很多，难道不是对一种民族的自省和批判吗？我们的国家正在走向强盛，我们的内心也要强大，强盛和强大之后我们怎么办？一个强盛的中国能不能给世界带来和平？一个强大的民族能不能镇定自若、坚如磐石地应对新的不测？“十问国人”是以思想洞察力为基础的，思考洞察力的来源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关照现实、面向未来的。

　　刘斌：您对“主旋律作家”的称谓怎么看？

　　何建明：主旋律体现时代的方向和潮流，是以人民性为基础的。报告文学作家要有基本主场，热爱现实生活，热爱党，热爱国家，热爱人民，要有强烈的使命感知责任感，要有阳光心态和忧患意识，勇于高扬歌颂的旗帜，也敢于举起批判的鞭子。

　　有些人曾经说我是“专写主旋律”，其实他们错了，我的许多作品“批判性”远不比一些作家差。过去像《共和国告急》、《落泪是金》等都是“火力”特猛的作品。近年写的《忠诚与背叛》可以说够批判力的了。写《南京大屠杀全纪实》的“十问国人”所提出的问题，还不够批判性？所谓的批判性，首先是要看你对这个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真挚感情，其次是所指出的问题。那些单一的、片面的、狭窄的，其实并非真正的批判性，有的是发泄，甚至是不负责任的发泄。

　　报告文字具有战斗性，报告文字作家应是冲锋陷阵的勇敢战士，勇于歌颂，也勇于揭露批判。

　　对“歌功颂德”要具体题材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不能把歌颂与批判对立起来，歌颂和批判是报告文学的两个方面，歌颂真善美和鞭挞假恶丑都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

　　问题的关键是发现了好的东西，没有表达好。比如：写一个先进人物，一个党的干部，一个企业家，你浮光掠影走马观花自然写不好，写成了表扬稿，就不要怪人家说这儿说那儿了，不要自我感觉良好，要自以为非。

　　刘斌：报告文学作家的主场、观点和态度至关重要，您如何理解？

　　何建明：我很了解自己，我从哪里来？来到世上做什么？为什么而奋斗？我始终记着我是一个劳动人民出身的人，从小吃苦很多，养成爱劳动的习惯。我又是在军营里锻炼成长的战士，用好手中的笔去保卫国家、勇于战斗：我又是一名共产党干部，用忠诚信仰捍卫自己的组织信念，绝不干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事；我是作家和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成员之一，就要牢记使命不忘责任，冲锋陷阵直到永远。

　　阅读、思考和写作三个方面结合

　　刘斌：您有什么业余爱好？

　　何建明：我没有特殊的爱好，不会喝酒，不会打牌，就是抽烟，最近又在争取不抽烟。颈椎严重不好，经常出现供血不足，有时写着写着就趴在电脑前睡着了，非常危险，所以我需要不停地抽烟来提神。这很痛苦。

　　刘斌：饭局多吗？

　　何建明：极少应酬，我拒绝请客吃饭。实在不得已的情况，比如前几天江苏老家来人，谈一个什么国宝级的文献材料，要听听我的意见，我勉强去礼节性地见见面。一般的饭局我都拒绝。

　　刘斌：正常下班后做什么？

　　何建明：看看电视，然后看书，写东西。有时白天太累了，就早一点休息，半夜醒了继续看书写作。

　　刘斌：喜欢看哪些电视节目？

　　何建明：主要是看新闻，也看娱乐节目、体育节目，滑稽的、搞笑的也喜欢看，不感兴趣的无聊的就闭上眼睛养神，思考问题。

　　刘斌：不喜欢看电影和旅行吗？

　　何建明：喜欢电影，但极少进过影院去看大片，只在电影频道看那些老片子。旅行也喜欢，但现在没时间，出国的机会不少，开完会就回来，一大堆的事等着你干，根本没心情看风景。

　　刘斌：周末时间是如何安排的？

　　何建明：周末做不了什么事，睡睡懒觉，现在参加种种活动秀多。你也知道北京的这个座谈会，那个研讨会多的不得了，人家给你送请柬来了，不去，说你有架子，去了，你就要坐在主宾席上，就得第一个发言，你讲什么，你事先就得做准备，看材料看书。还有一个情况前面讲到，全国各地许多青年作者寄作品来，请求指导，平时没时间看，只能利用周末看，每个周末要读十来本青年作者的作品。

　　刘斌：您是“业余作家”，您的许多作品都是利用春节、五一、十一长假完成的，请简介一下？

　　何建明：三十多年来，春节、五一、十一这三个长假是我写作的集中时间，已经形成习惯了，基本是每年大年初一，我赶回江苏老家看望父母，与家人吃个团圆饭，然后我就躲起来，与电脑为伴，过我的“写作年”。今年春节我看望老母亲，多待了一天，因为父亲去世了，然后带上了电脑和有关书籍资料，一头扎到昆山，写了一部20多万字的人物传记作品。

　　我的许多书，如《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根本利益》、《国家行动》、《我的天堂》、《部长与国家》、《国家》等都是在春节、五一、十一等长假期间完成的。

　　刘斌：你创作最主要的经验是什么？

　　何建明：思考。作家一定要勤于思考，善于思考，把阅读、思考和写作三者结合起来。我喜欢思考，可以说脑子就像一台永动机，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开会工作就是思考。

　　我的记忆力好，很自信，构思一部作品时，不是简单想出粗略框架，而且将整体结构细分若干章节，每一章每一节有详细的具体结构，像一个一个资料箱储存在大脑之中，随时调用，落笔成文。上下班坐在车里也反复思考，“反刍”前一天晚上阅读的东西，就是用脑子写作。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孟子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先哲的这些话不是束之高阁的，是要学而时习之的。

　　刘斌：您最快乐的事儿是什么？

　　何建明：写作。写作对我是最快乐的，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忘却一切烦恼，排除一切干扰，进入心驰神往、心静如水的状态，是我最快乐最幸福的。

　　说心里话，我真渴望早点退休，由业余作家转为专业作家，把身体调理好，然后全力以赴的写报告文学，在我眼中，要写的题材，值得写的题材遍地都是，穷尽一生精力都写不完。我现在为什么忧心忡忡、思虑过多，感到党、国家和人民给了我这么多荣誉好评，在事关国家、民族的大事件面前不出力不尽力，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时代。

　　刘斌：透漏一下近期酝酿什么大作？

　　何建明：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目前正在酝酿写作《重庆大轰炸》。这是《南京大屠杀》的姐妹篇。据我目前查阅的史料来看，侵华日军当年对重庆狂轰滥炸达6年之久，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在全面披露这个史实的同时，我还要像写“十问国人”那篇万言书一样，写下我的追问和反思，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回顾国难，叩问历史的时刻，有良知的有担当的报告文学作家必须挺身而起，用文本的力量向世界做出报告。

　　时间、意志、阅读与借鉴等杂谈

　　刘斌：刚才这一席话，不是漫无目的的闲聊，通过交谈了解了您这位“全国劳动模范”的具体劳作状况，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哪里有什么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写作上。”下面请讲讲在采访中高效利用时间的故事？

　　何建明：高效利用时间，提高时间效率是报告文学作家的必备本事，这一能力是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我的这种能力与当兵的经历和新闻记者经历有很大关系。我给你讲一个情况：我在《中国作家》当主编时，去四川采访三峡移民，写《国家行动》。5点钟起床往机场赶，乘8点钟的早班飞机飞到重庆，下了飞机乘长江快艇，7个小时赶到巫山，将近傍晚到了巫山，马不停蹄坐了两个小时汽车到镇上，再坐一个多小时拖拉机颠到移民点，拿出盖有国徽图章的国务院三峡办公室的介绍信，镇上的负责人看也不看，就把我安排到小学校的一间大教室里，里面只有学生课桌，没法睡觉，便和各地来的大小记者坐在椅凳上发呆。第二天凌晨3、4点钟，外面有人大喊：记者们快出来吧，移民要出发了！我跟在年青人的后面急行军似的跑了一个多小时，到了移民点，马上进行采访。第一个24小时就是这样过来的。接下来到大仓镇采访，听说我是北京中国作协来的，给我特殊照顾，没再住小学校，安排住镇供销社招待所，我一看，天啊！一间40多平方米的大房间摆了6张单人床，用手一摸被子都是湿的，窗户上没有玻璃，平时根本没人住，吃饭走半里路到镇政府食堂去，根本就没条件洗澡，我八天没洗澡没洗脸。一周后重庆市新闻出版局局长来看我，他是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的同学，说，现在是非常时期，条件艰苦，实在受不了，就回重庆吧。我说，我是来一线采访的，不是来做客的，再苦我也要坚持下去。我讲这个经历是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常识，报告文学是跑出来的，作家一定要到现场，才能采访到最鲜活的第一手素材。二是说明时间的作用，如果你四平八稳，不紧不慢地做事去，你采访啥？只能空手而归。

　　刘斌：时间就是胜利。请再讲一个巧用时间的故事？

　　何建明：接着给你讲采访三峡移民的情况：长江沿线，有上千记者在采访，进行新闻大战，你什么报告文学作家、著名作家，根本没人理你。在奉节采访县长，我说我是作家，他看我一眼，递给我两页纸的空话套话稿件，不说话了。我又说，我是报告文学作家，要详细采访你们县的移民情况。

　　他一口回绝，没时间，没时间，我马上要去移民点。我说，我不让你停下来和我谈，你去哪儿我跟着你去哪，我们边走边谈不会耽误你时间。他又看看我眨眨眼。我紧跟上去说，我的时间也很宝贵，你再不接受我的采访就没机会了。

　　刘斌：您没说您是何建明吗？假如你报了大名，这位县长也许就有时间了。

　　何建明：没用，除非中央领导去，他有时间。可以理解。跟你讲我与县长关于“时间”的对话，其中有很多奥妙，你懂得。

　　刘斌：精辟透彻，请谈谈意志品质。您的意志品质是怎么体现的？

　　何建明：这是素质方面的问题，看一个作家是不是优秀，关键要看他在国家遭受紧急情况，如地震、洪水等时刻能不能冲上去。报告文学作家应该是冲锋陷阵的战士，许多优秀作家都是在抗震救灾、抗洪抢险一线，冒着生命危险进行采访的，这就是意志品质，关键时刻，吃苦耐劳敢冒风险、不怕牺牲。5.12汶川大地震时，我和李鸣生等几位同行都在救灾一线，我们要到一个镇上去，听说那里一个中学和一个幼儿园垮塌了，死了不少人，解放军正在冒着5、6级余震赶赴那里救灾。我要了一套军装和李鸣生一起闯了进去，不穿军装，警戒战士是不允许你进去的。到了现场，没人接受你采访，只能靠眼睛观察，连夜写稿快速发稿，这是多年记者生涯历练出来的，腿要快，脑子要快，手中的笔要快，现场报道写的是短篇报告文学，人还没回来，就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连续发表了《泪洒龙门山》、《飘扬的党旗》、《不屈的山梁》等作品。不久，出版了《生命第一：5.21大地震现场纪实》。选择了报告文学就要做历经艰难困苦的思想准备，不付出汗水、心血写不出好作品。在舒适的环境中会把人养懒惯坏，经历苦难磨难才能成功。

　　刘斌：自1978年你发表处女作《湘西探险记》以来，三十八年间您创作了60多部长篇报告文学作品，请问你自己满意的有哪几部？满足在哪里？

　　何建明：没有满意，只有相对比较满意的。

　　欣慰的是有众多读者看我的书，这一点对我的鼓舞大，也增加持久写下去的信心和动力。我认为有些报告文学作品要讲时效性，要快出手，早点与读者见面，我是新闻记者出身，加上性格使然，还有一个客观情况，出版社催稿急，不允许慢作业，所以大多数作品都是超负荷超常规超身体极限状态下完成的，如果时间再充裕些，再精心打磨打磨，会更精致。

　　社会反响较大，对社会进步有一定推动作用的那几部我是比较满意的，比如：《落泪是金》引起了教育界的反思，《根本利益》讲共产党人如何为老百姓服务，《共和国告急》是保护国家矿产资源的疾呼，《国家行动》写三峡移民舍小家为大家的感动故事，《部长与国家》写老一辈共产党人的作为，《忠诚与背叛》讲党性与人性，信仰的力量，《国家》写强大的国家如何处理外交紧急事务突发事件的气魄与行动，《南京大屠杀全纪实》引起另一种思考，对国民性的批判等等。

　　刘斌：您的创作特点是国家叙述民族记忆，是大视野大格局大题材。我注意到您的小题材，平凡人物作品也能映照出情怀和精神，请谈一下这方面的感悟？

　　何建明：近年我对短篇报告文学创作比较看重，有一些写得还比较精美和富有文采，比如：《雨花台的那片丁香》《三峡石头女》《“花王”杨铁顺的故事》、《心声》、《国绣手》，这些作品都是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都是写普通人，小人物的，内容突出真善美，笔法是诗意的，散文的。小中见大，有精神的火花。去年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雨花台的那片丁香》影响大，我自己心灵也受到震撼，我是流着眼泪写成的。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雨花台发现了丁香树，又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发现没有照片只有画像的丁香烈士的简介，深入采访，挖到了一段凄美感人的爱情故事，要留心生活，善于发现。国家叙述不一定要重大题材，平凡小人物身上也有精彩。只要有新发现，进行文学表达艺术创作，这样的短篇作品更受欢迎。

　　刘斌：您作为中国作协的高层领导，管理那么多具体事务，还要进行业余写作，是不是没有读书时间了？

　　何建明：错，读书对我来说，一天也不可或缺。读书是快乐的，但不轻松，刚才谈时间时忘了说明，就是每天晚上我都要读书，主要结合写作项目大量地阅读有关资料、书籍。比如写《南京屠杀全纪录》，我不仅读我们中国人写的书，还要读侵华日军的证言、日记，还要阅读研究《旧金山对日本和平条约》《拉贝日记》以及二战史方面的书，有3大纸箱书4千多万字，阅读量是海量的，实质是学习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日等国家关系，学习研究抗日战争国共格局，研究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史，研究日军南京大屠杀罪恶史，在阅读基础上才能思考出问题，然后落实写作。

　　刘斌：在《忠诚与背叛》中看出了您思考的力度，写出了真实的《红岩》，读来震撼心灵。

　　何建明：写《忠诚与背叛》做前期准备时，差不多读遍了有关的书籍，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包括许多未公开的解密资料，还有当时的报纸等等。发现许多历史的真实与小说中写得不一样，应该把一个真实的《红岩》写出来，才可信可感。好人和坏人不是脑门上贴着标签那样简单易辨，党性和人性概念不同，但密切相连不可分开。阅读要思考，要有分辨能力。

　　比如：大家熟知的“双枪老太婆”，小说《红岩》中是虚构的，真实的原型人物叫邓惠中，她的情况比较复杂，从英雄到叛徒再到烈士，我详细查看了有关资料、档案、审讯笔录以及她交代的口供，真实的细节，一位忠诚的共产党人蒙冤受辱，让我震撼，责任和使命促使我揭秘尘封红岩的真相，使革命烈士的英雄事迹真实呈现。

　　再比如：一提甫志高，就是一片骂声，他在小说《江岩》里是一个叛徒，真实的甫志高是什么样的呢？我看到的资料中都有记载，原型有刘国定、冉益智，蒲华辅，李文祥四个人，其中蒲华辅是川东地下党的负责人，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经不住敌人严刑拷打供出了组织秘密，后来他又省悟，重新坚定起革命信念，最后是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走向刑场的，以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形象出现在敌人面前，当时的报纸都有消息记录，这就是真实的蒲华辅。我为什么把这个“发现”大胆写出来，因为它是客观事实，我要通过我的阅读，我的报告文学作品，告诉公众，告诉我们的共产党人，信仰是不能动摇的，党性是必须坚持的，但不能不讲真实，不讲人性，这些都是一个作家阅读后的独立思考。没有阅读，就不会有这样的独立思考，没有阅读，信仰和立场不坚定，就没有胆量敢写真实。只能是不痛不痒，缺少阳刚之气和血性。什么是高水平？高水平就是通过阅读、发现和思考，超越文学本身，超越文学的、政治的、社会的和历史的一切，提炼出最客观的闪光的东西，这是报告文学的核心，如果说报告文学有影响力，有分量，就是这种综合体现。一个作家的能力也就是在这时闪现的，好的作品不是“花瓶摆设”，它是党和国家的利益、意志、政策的推动力。

　　刘斌：您怎样看待“学习与借鉴”？

　　何建明：你这个问题提的好，学习与借鉴对报告文学太重要了。

　　报告文学要很好的向小说、诗歌、散文和剧本文体学习，向新闻学、社会学等学科学习，取其所长，滋养自身。通过学习和借鉴增进文学性和艺术感染力。比如：小说的结构、情节、细节、语言、联想，象征、蒙太奇、意识流等等，这方面的学习是长期的，彻底的，就不展开细谈了。

　　另外，还要虚心地向国外同行学习，学习他们的优秀作品和创作经验。最近我看了一本非常好的书，是美国人瑞恩写的，书名叫《诺曼底登录纪实：最长的一天》，从思想、内容、史料发掘到叙述、结构、语言都达到了极高水平。

　　刘斌：我在国图翻阅过，但看的不仔细。

　　何建明：这本书大大超过了我讲的优秀报告文学3个刚性量化指标，他有30多种语言版本，一版再版，长销不衰，销售量达到1800万册，我们没法比。根据这部作品改编的电影获多项奥斯卡大奖。

　　瑞恩为了写这部作品，不仅查阅研究了海量的史料，而且在250多家德国报刊上登发广告，寻找诺曼底登陆血战的亲历者和幸存者，与3千名幸存者取得了联系，对其中的7百多人进行了采访，书中的每一个细节都真实准确，加上纯真的情感、生动的语言、流畅的叙述，这样的作品怎能让人释手，怎能不震撼。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刘斌：意犹未尽，十分感谢！

　　何建明：谢谢你，我也愿意通过你的访谈，把我近期的思考和希望传递给同行们，大家努力，加油，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扎根人民，扎根生活。静下心来，精益求精地搞创作。创作出无愧了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谢谢大家。

　　(此文已发于2015年《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7月号)

　　何建明简介：

　　何建明，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劳动模范。

　　代表作：报告文学《南京大屠杀全纪实》《国家》《忠诚与背叛》《根本利益》《国家行动》《根本利益》《中国高考报告》《落泪是金》《警卫领袖》《永远的红树林)。电影电视剧本《奠基者》《信天游》《命运的承诺》《国家利益》《国家行动》《西行囚车》等。

　　刘斌简介：

　　刘斌，资深媒体人、报告文学作家。作品有《从深圳起飞》《崛起水晶城》《深圳1号》《雪域横起通天路》《中国民航年青机长》《中国大学生空中小姐》《名流访谈》等。

　　【编辑：文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