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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来的鉴定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路世敏    阅读次数:494    发布时间:2019-07-24

迟到的鉴定

——记坚强的共产党员曾吉祥同志

按语: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六十多年的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事迹感人;号召全体党员干部,要积极弘扬奉献精神,凝聚起万众一心奋斗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贵州省地矿局105地质大队已故党员曾吉祥同志,是我们身边的“张富清”式的英雄典型。近来在整理编录父亲路世敏同志的文学作品手稿时,发现《迟到的鉴定》一文,受曾吉祥同志的事迹所感召,结合目前全党号召学习张富清同志的事迹的当下阶段,特将该文投稿待刊,以加强学习身边的楷模,做好身边的事为精神提引。

路广照

2019526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

这句话是曾吉祥老师傅的精神支柱,在最困难时期克服了无数的艰难,顽强地活了下来。

我与曾师傅并不熟悉,在水城搞勘探时,他是化验室的技术负责,我是测井组的技术负责,这两个部门都是地质科的下属单位。因这两项工作与队上的钻探生产关系密切,每次队上召开生产会议和队务会议时,除地质科长参加会议外,我们俩也是不会缺少的。会上见面多了、认识了,以后碰到了相互点个头也算是打个招呼。老曾比我大十来岁,一米六的个子,像个文弱书生似的,走路总爱低着头,很少听到他在会上发言,常常微笑的脸上总挂着一丝苦涩。

水城队与关岭队合并时,我们俩同时到了关岭112队。他仍是化验室的负责,我则因为身体职业病的原因改行搞起了宣传工作,都住在队部,见面也就多了起来。后来关岭队搞专业化撤并,曾师傅便随地质科调往扎佐105队。

1987年秋,有两位原水城107队的同事夫妇俩从扎佐队调往广东工作,为给他们送行我专程去了趟扎佐。在那无意中碰上了老曾,老曾说有事告诉我,不等我答应,他一把抓起我的手拉进了他家,把我按到座位上先是激动不已地说了一句话:“老路,我精神上解放了!”说完就呜呜地哭了起来。一时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还以为他精神失常了呢。这时曾师母给我倒了一杯茶说:“您等他慢慢的告诉你”。

 

曾师傅十几岁时,初中没读完,就到北碚地质所的化验室当学徒。抗战胜利以后,正直豪爽的他看不惯国民党的黑暗腐败,便秘密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北碚区支部,他有文化,每次支部活动时他负责记录,支部做什么决定也由他执笔拟定;支部的一些文件、党员名单都由他保存,怕被敌人发现,这些东西平时藏在农村他岳父家的楼笆上的米箩筐里。

1948年底至1949年,敌人作垂死挣扎,大肆地搜捕我地下党员,党的很多地下组织被破坏了,许多革命同志被捕、被杀害。老曾觉得那段时间风声紧,周围好几个同志已落入了敌人的手中,他没有来得及请示,就跑到岳父家将米箩筐中的机密文件和党员名单统统烧掉了。第二天他也被国民党抓走了,他是早有思想准备的:在这个白色恐怖的年代,难保革命同志中不会出现个把软骨头的,被叛徒出卖也是难免的,遇到危急时刻迅速销毁党的有关资料,便是对党的机密和其他同志的最好的保护。被捕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刑拷打,老曾只有一句话:“我是普通老百姓,你们别想拿我的血去染你们的顶子!”尽管敌人没捞到任何油水,还是把老曾从北碚看守所赶往重庆歌乐山渣滓洞。他知道能从渣滓洞这里活着出去是不容易的,时刻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敌人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他咬紧牙关,缄口如瓶,始终不提供一丝一毫的任何信息。敌人既没证据,也没人指认出老曾是地下党,不久他就被释放了(实际释放的缘由后文有叙)

他出狱后到处寻找组织和同志,始终没有找到。很快在194911月贵州和重庆先后几天相继解放,他由重庆北碚地质所转往贵州的地质队搞化验,工作后他又曾回重庆找过几次,仍然没有取得联系,连一个认识的党员也没找到。参加贵州的工作后,履历表上仍填写的是共产党员,但证明人一栏一直空着。

肃反、整风反右、反击右倾……每次运动,老曾都实事求是地向组织清清楚楚地交代了这个过程。但每次组织上派人外调,都因没为他找到证人而搁置。有的人就推想:能从渣滓洞里活着出来的,不是叛徒那是很难的。就这样“叛徒嫌疑”的无形帽子,在未经宣布的情况下扣在了老曾的头上。 

由此接踵而来的下放劳动、劳动改造、批斗、进牛棚……等等磨难一个不断地落在了他的身上。来自自己阵营的利剑、组织上的怀疑、同事们的恶言秽语,这是最令人难以忍受的。

有时他也想不通,怎么才能把自己的一颗红心掏出来给组织、给同志们看看呢?何时才是个尽头呢?相信群众相信党,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他在劳动中就想用更多的汗水冲洗着自己心头的苦闷。在化验室里,技术上也只有老曾能拿得下来,只要生产任务一紧,领导马上就把正在劳动改造中的他喊回化验室:“先完成任务再说”。老曾总是严格地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工作中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夜以继日,简直是个工作狂,有很多时候吃饭也是师母亲自给他送到化验室的工作间。凡经他的手做出的化验结果、大样报告质量和准确性都过得硬、多数成果被上级单位评为优秀、老曾也被队上经常评为先进工作者。可他头上总也甩不脱那顶“叛徒嫌疑”的帽子,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压得老曾喘不过气来。一涉及到提职、调级、评职称……就被这顶“叛徒嫌疑”莫须有罪名的帽子所卡壳,但他还是毫无顾忌,任劳任怨地完成了各项工作。

那个年代,“屁股”上有“屎”的人,最难过的一关是清理阶级队伍。老曾应该说不属于这一类人,可渣滓洞这一段没法弄清,也始终是个大问题。工宣队、造反派抓着不放,对老曾进行刑讯逼供,非要他说说是怎么叛变的?出卖了几个同志?……。没完没了的提审和熬鹰似的体罚,他真有点受不了了,常常自己一个人在想:还不如死了好呢!几次都想走向绝路,可从反过来一想:如果自杀死了,本身就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本身就是叛党的行为。不能死!坚持地忍着!我应该想办法帮组织上搞清楚。他想到红色经典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同志:罗同志对渣滓洞那么了解,他应该知道北碚支部的同志的下落吧,华子良能为我提供出点线索吗?但那时全国到处都在武斗,当然他也没能敢去找,如果找到罗广斌的话怕是情况更糟,因为那时罗广斌同志也正陷入“叛徒”的牢笼难以自拔。就这样,又是不清不白地被工宣队宣布停止了老曾的党籍(党章上没这么个处分,也算是工宣队的创造)

1978年以后,党的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入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拨乱返正、落实政策都没有解掉老曾的精神包袱和彻底得到名誉的落实。何时才能拨云见日啊?!老曾几乎失去了信心。

这时北碚区党办组织健在的老党员正在编写北碚地下党革命斗争史,当人们凑在一起回忆北碚支部的骨干时,几个人都提出了当时支部中有一位工作积极、立场坚定、能写会说的曾吉祥同志,同时从档案中还找到了解放后党组织给老曾所做的鉴定书……。 

党组织给曾吉祥同志的鉴定书是这样写的:

“曾吉祥同志,革命意志坚强、勇敢机智。被捕后虽被国民党反动派百般折磨,但仍保持严守党的秘密,英勇不屈地保护了同志、掩护了组织。该同志是经党组织通过内线关系从渣滓洞保释出狱的,曾吉祥同志不愧为一位坚强的共产党员。”

解放后,活下来的支部里的同志为了祖国的建设各奔东西了。至于对敌斗争的情况,党组织为每位党员都做了具体的鉴定,鉴定书转往各位同志所在单位的党组织。这种为同志认真负责的精神,是我们党的一贯作风。可给曾吉祥同志的鉴定书,也因不知老曾的下落而只得暂存在重庆北碚支部的档案里。

看到老曾的鉴定书,有的一直共同战斗过的同志想到这个老曾可能已不在人世了,如在的话日子也不会好过的。于是你一言我一语,最终集中到一点:先找到老曾是当务之急。打听来打听去,有人耳闻老曾可能在贵州工作,具体地址不详。区党委立即决定,派出当时与老曾同志同一支部的几个党员去贵州寻找老曾。

来的同志住在贵州饭店,那几个老党员那时都已是厅、局级的离休干部了。他们先到省委组织部去查了三天没找到、又到贵阳市工委也没找到,来的人便有点心灰意冷了。

那天傍晚工作之余他们去黔灵公园散步,在公园的门口碰上了已退休的地矿局宣传处长周述芝,他们是重庆大学的同学,互相认出后高兴的不得了,周处长赶快把几位邀请到自己的家中坐,听说是到贵州来找一位叫曾吉祥的原北碚区支部党员,把如何大海里捞针地寻找,但仍是杳无音讯的结果告诉了老周。周处长带有一点猜测不定地说:“我们局倒是有个叫曾吉祥的,确实是北碚人,他是搞化验的快70岁了。”然后又问了曾吉祥的面貌、个头、音质等生理特征。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经过双方的认真仔细地特征比对,确定他就是要找的曾吉祥同志。几个人高兴的不得了,当场商定:明天由周处长带着来人去找地矿局党组,详细地向党组领导汇报这个情况,并请示必须马上面见曾吉祥同志。

次日,局党组领导听了来人的述说,看看北碚区党委的介绍信和给老曾的已经发黄了的鉴定书,当场提议:建议恢复曾吉祥同志的党籍,并一同驱车去105队,向队党总支说明这一情况,并尽快通知老曾同志。

那天下午,老曾远远地看到队党总支书记、组织科长带着几个人朝他家的方向走来。老曾立刻意识到一定是有什么事了,便迎出门来,还没开口他就认出了北碚支部的同志。近四十年末见面当即互相都喊出了对方的姓名,于是相互抱成了一团。老曾泣不成声:“我找了你们一辈子也没找到,今天你们到找上门来了,这不是做梦吧?”

大家落座后说明了来意,由局党组书记将那份珍贵的鉴定书递给老曾,当着队党总支书记和组织科长的面宣布:“从即日起,恢复曾吉祥同志的党籍,局组织处文件随后立即拟定发出!”

北碚支部向老曾介绍了那几年的情况:

“你被捕后,考虑到文件、名单都在你家中,怕组织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上级通知我们支部所有的同志连夜投奔到解放区去,交通站也关闭了。解放后,张二娃我们五个参加了志愿军入朝作战,五三年只有我们三个活着回国了,罗老幺他们三人跟随着刘邓大军入藏去了。”

老曾一家人高兴得拥抱、痛哭,老曾嘴里重复着:“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你们给我带来了第二次政治生命!”边说边从抽屉里提出一个旧岩样袋,哗啦一声倒了一桌子,原来是从停止党籍起他每月的党费,分别用曲别针夹上再附张纸条“某年某月曾吉祥的党费”,组织科长通过清理一个月也不少,当场为老曾开了党费收据。

从那时起,老曾真的解放了,逢人便打招呼,脸上始终洋溢着幸福的微笑,腰杆也挺直了,头也抬起来了。

 

“你回关岭后,把我的情况给112队党委汇报一下,让我们大家一起高兴吧!相信群众相信党,是不会错的!”老曾对我说。

就这样,老曾急急促促地给我说了一个多小时。

从老曾的脸上看到的泪水,是那失去党组织后,备受敌人的折磨而憎恨的和经同事猜疑长达近四十年的苦闷的泪水,更是找到组织以后倍感喜悦和欣慰的泪水。

迟到的鉴定,让英雄的泪终于流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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