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楚：关乎性情，更关乎情怀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当代人》2019年第9期　|　高红超    阅读次数：9371    发布时间：2019-09-13

    第一次见到张楚是今年3月初，在河北省图书馆举办的一次讲座上。印象深刻的是，现场的读者不仅有年轻人，还有不少老年读者。讲座结束后，老阿姨们热情地围住张楚索要签名。

    正像他绵密的写作风格，讲座上，他细致地描述了他如何从一个爱读书的少年成长为一名作家。让文学评论者们津津乐道的是，张楚从一个“70后”，一个与文学中心城市北京、上海存在“光年般”距离的“小镇青年”，成为时有作品刊于《收获》《人民文学》的知名作家。但其本人却很少对加诸在他身上的“70后”“小镇青年”等标签做出陈述，只坚称自己为“文艺青年”，并将其写作定义为“一个老文艺青年的梦想”。

    张楚生活的小镇叫倴城，他笔下的人物多是小城镇的平凡男女，张楚记录他们缓慢、琐碎的日常生活，而他所喜欢的作家也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有描述这个世界幽微细部的能力，照他的话讲，“这种能力关乎性情，更关乎情怀”。他的创作正是秉承着这一文学理念，去描摹笔下的世界，去将“邮票大小的地方写透”。

茉莉可能代表了某些想象的破灭和叹息

    高红超：您的新作《中年妇女恋爱史》讲述了女主人公茉莉曲折的恋爱历程与婚变遭际。为什么要塑造这样一个女性角色？她与《七根孔雀羽毛》中的曹书娟、李红，《风中事》中的段锦有着怎样的不同？

    张楚：也不是刻意去塑造茉莉这样一个女性角色。我的写作没有具体的规划，属于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前几年去参加高中同学聚会，见到了很多二十多年未见的人，他们的变化让我在感慨时光的同时，也感慨着命运的无常。我忘不了他们曾经光洁的额头、羞涩的笑容，青春勃发的模样。他们是现实主义的佐证，而《七根孔雀羽毛》里的曹书娟、李红是想象的产物，段锦也是。我在生活中没有遇到过他们这种性格的人，但是我遇到过茉莉这样的女性。茉莉可能代表了某些想象的破灭和叹息。

    高红超：在《中年妇女恋爱史》创作谈中您提到，“本来还想写2018年，茉莉得了脑梗阻，住进了私人养老院后跟其他男人的一些故事。当眼前出现老甘推着轮椅上的茉莉在花园里散步的场景时，我非常理智地停止了它。”为什么没有继续写呢？

    张楚：作为一个短篇小说，《中年妇女恋爱史》已经够长了，我印象中有一万八千字，如果再写进养老院的故事，可能就变成一个中篇了，而这篇小说的结构是短篇小说的结构。

    高红超：您最擅长的，应该还是那些描写人间烟火的“世情小说”，但在您的笔下又不仅仅是人间世情，还有宇宙星空，比如《中年妇女恋爱史》每个章节的题目都以时间命名，章节后附加的大事记还写到了外太空的大事件，那么加入科技元素是否是受到越来越热的科幻类型文学作品的影响？您有创作科幻题材作品的计划吗？

    张楚：加入科幻元素跟科幻小说大热没有关系。我是个对宇宙充满了好奇的人。说实话，可能每个人都对宇宙充满了想象和探知的欲望。我特别想知道宇宙的运行到底是怎么回事，外星文明何时能跟地球文明有交流，而我们如今的科技主义至上的理念会不会毁掉人类，机器人在未来会否灭掉人类成为地球的主人……这些未知的、神秘的与宇宙相关的问题，有时候甚至超越了我对人性的好奇心。我自己不会去写科幻小说，我缺少相关的基础知识，在我看来，无论是软科幻还是硬科幻，都要有深厚的物理、数学和天文知识作为写作背景。

    高红超：除了《中年妇女恋爱史》，您在多部作品中都写到了爱情，如《风中事》《七根孔雀羽毛》，在《风中事》一书的自序中您也问道，爱情有真相吗？当代中国还存在那些传说中的爱情吗？……那么您自己如何回答这些问题？

    张楚：我相信爱情。

选择的多样性、斑斓性证明了凡俗人世的力量

    高红超：您认同那些添加在您身上的诸如“70后作家”“小镇书写者”等“标签”吗？

    张楚：我没有详细考虑过这个问题。作为一名作家，最重要的是写。标签是别人贴的，它可能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也可能道出了我写作的某些真相，但是它跟我写作的最大关联，还是小说本身。秉承自己的文学理念，安安静静地写自己的小说，对一位作家来讲最重要。

    高红超：如果说上大学是“小镇青年”的起点，那么，对于“小镇青年”来说，是挤进北上广等大城市“漂”着，还是回归小城市，这让很多青年的心纠结、撕扯。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楚：这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这种选择可能代表了每个人对世界的看法，有人喜欢大都市的繁华和机遇，有人喜欢小城市的安逸和自足，还有人喜欢小城镇的自闭和人际关系，挺好，在我看来，正是这种选择的多样性、斑斓性才证明了凡俗人世的力量。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他选择哪里，说明他的梦想就在哪里。即便他失败了，他也不应该后悔。

    高红超：您曾经说过，“我很庆幸在这个小镇上，有一两个朋友每天傍晚能陪我散步，我们在喧嚣的街道上谈论着新闻、美剧、小说和电影，并且保持着通常的语速和声音……”小镇是您创作的源泉，您所居住的小镇有着怎样的色彩？逃离、反抗、心安——在您的小镇生活中，通常是哪种情感占上风？

    张楚：我有几个台湾朋友，对我小说里的县城感到很好奇，于是他们来看我，到了之后他们很惊讶，说，你小说里的县城陈旧、破败，但是你生活的这个地方，这么多高楼，人们生活得很自在，完全不一样啊。他们说得没错，我小说里的县城可能是我过滤过的县城，过滤掉了一些色彩，留下的更多的是关于千禧年左右的记忆和人事。说到对它的情感，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个县城，但是我的亲人和朋友大都生活在这里，所以它仍然是我的福祉。

十八年了，没变的是对文字的洁癖

    高红超：国内、国外哪些作家对您的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您最喜欢谁的作品？

    张楚：欣赏的作家很多，福楼拜、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曹雪芹、卡夫卡、普鲁斯特、鲁迅、福克纳、尤瑟纳尔、马尔克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他们要么有宽广明亮的心，要么有深邃犀利洞察事物本质的目光，要么对这个世界怀有温柔虔诚的爱意。我喜欢有温度的作家，也喜欢冷峻的作家，他们有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有描述这个世界幽微细部的能力，这种能力关乎性情，更关乎情怀。

    高红超：在您的写作生涯中，哪一部作品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从您的第一篇小说发表到现在已经18年了，时光在流逝，您觉得变的是什么，不变的是什么？

    张楚：自己的小说里，《曲别针》可能是篇不太一样的东西，无论是从文本上、语言上还是对我的写作意义上，都有特殊性。从发表作品到现在十八年，我觉得没变的是对文字的洁癖，而变化的就太多了，譬如，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对人的态度，对友谊的看法，对小说的理解。

    高红超：在人们通常的观念中，关注波澜壮阔的时代的文学作品可称之为厚重，而您绝大部分作品都是观照人的精神世界，描摹人的内心，您毫不在意对于“厚重”的追求吗？您如何处理“世道”与“人心”的关系并从生活中发现素材？

    张楚：厚重不是自己想追求就能追求来的，它跟人生阅历、常识积累、文学认知、历史和哲学素养都有着莫大的关系。世道和人心从来都联结在一起，不能分离。发现小说素材跟一个写作者的眼光和敏感度有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好的小说家基本上都是天生的。

    高红超：有读者说感觉您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与苏童的作品有相似之处。所有作者都不愿做某某第二，您如何看待这一评价？

    张楚：我特别喜欢苏童的小说。苏童是天才，天才是不可复制的。要是有人说我们有相似之处，那我觉得是对我最大的赞美。其实每个作家在最初创作的时候，都是模仿的。模仿的对象有可能跟自己气质相符，有可能跟自己的气质相差万里。这是一个甄别和选择的过程，到了最后，你会发现谁跟你亲近。在模仿中你会创造自己的疆域和城邦，而且创造世界的手段也会在创造过程中有所创新和扬弃。在模仿别人的过程中，你成为了你自己。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高红超：您的微信头像是一个小孩抱着一匹马，似在向它诉说什么，让人体味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孤独感。而“孤独”一词也频频在您的叙述中出没，您的性格中有孤独的影子吗？是否写小说，写“别人的故事”，是“孤独的自我”的一个诉说渠道？

    张楚：我是个喜欢热闹的人。喜欢跟朋友们喝酒聊天，开心地生活。我不喜欢孤独。

文学的作用大概跟月亮差不多

    高红超：在这样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记录时代比不过影像，宣泄情绪比不过歌曲，文学变得越来越“小众化”“圈层化”。那么在您看来，当下的文学的真正价值何在？

    张楚：文学的价值是个很古老也很宽泛的话题。莫言说文学的最大用处是没有用处，大意如此吧。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在一个功利社会，有没有用处成为判断事物价值的恒定标准。但是世间万物都是休戚相关的，你觉得月亮没有用，但是如果没有了月亮地球自转角度就会发生变异，潮汐会紊乱，海洋生物会发生变化，最终会关乎到人类的生存。我觉得文学的作用大概跟月亮差不多。

    高红超：在《风中事》一书的自序中您提到，“当我将小说的最后一段写完时，我安慰自己，终于不用再看它一眼了。让我意外的是，喜欢这篇小说的读者不少，经常有陌生人在微博上私信，问关于段锦的下落与真相。”与您同为“河北四侠”的李浩声称“写给无限的少数”，他说中国的古典文人根本不考虑读者，但作品恰恰成为经典。那么您写作时考虑读者吗？在意他们的评价吗？

    张楚：我写作的时候不会刻意考虑读者。但是读者的评价会看一看。有时候写作者跟纯粹的阅读者对小说的理解会发生分歧。这是好事。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读者是最纯粹的，他们有很多是理想主义者。

    高红超：您曾谈到妻子、孩子非常支持您的写作，我就想到，他们是否是您小说的第一读者？您是否期待自己的作品对家人、对后代有所影响？

    张楚：我的妻子和孩子不读我的小说。一起享受生活的美好是最重要的。

高红超：您曾在2012年的一篇文章《一个老文艺青年的梦想》中写到，“我曾经幻想，如果有一天我有足够的资金，我会把自己的小说变成影像，我不需要太多的观众，我只需要把那些文字变成流动的光影，让多年后继续生活在这个县城的人们知道，他们的祖先曾经有着如何的生活，有着如何纷繁庸俗又高贵得体的生活。”如今，《七根孔雀羽毛》被改编成电影《桃源》，并且即将上映，影视化对您的创作方向会产生影响吗？您认为您的其他作品还有哪些适合拍成电影？

    张楚：影视不会对我的创作方向产生任何影响。但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看电影，电影的表达方式比文学的表达方式更多样，但是不一定更复杂。我觉得我的小说里，《野象小姐》《曲别针》《梁夏》《大象》都挺适合拍成电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