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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彦:作家要长期深耕自己的土地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中国青年作家报 | 魏锋    阅读次数:892    发布时间:2019-11-09

2019年,对于作家陈彦来说,是一个收获之年。无论在戏剧界还是在文坛,他都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之一。

34年前的1985年,25岁的陈彦在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剧团已创作了十多部现代戏,其中有4部戏在3个剧团上演。才华初绽的陈彦,受到省里重视,从镇安小城被“挖”到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做专业编剧。至此,从编剧到团长、从团长到院长,从省行政学院到中国剧作家协会履职,40年来,陈彦横跨戏剧、小说、电视剧、歌曲、散文、随笔、书法等多个创作领域。从最初一篇散文、一部戏剧作品开始,陈彦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激情,辛勤笔耕,从戏剧作品《九岩风》到戏剧代表作“西京三部曲”(《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和《西京故事》),他几乎包揽了戏剧界所有最高奖项。2019年8月,陈彦的长篇小说《主角》问鼎“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荣登“中国好书”,荣获第十五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大奖。根据同名小说《西京故事》改编的电视剧,作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展播推荐剧目在各大卫视上映。

文学是好东西,也是害人的东西

“我第一次在省报文艺副刊发了一篇散文,激动得一天到街上转三圈。”回想起第一篇文章见报时的情景,陈彦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文学是好东西,也是害人的东西,成了就成了,不成的,害得一辈子疯疯癫癫找不着北,最后连普通人的日子都没得过。

“从事文学创作至今已有近40年,于我而言,创作就好像是钟表的发条,有条不紊地持续地走着,数十年如一日。”陈彦说。

“茅盾文学奖对自己来说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我首先要感谢自己出生的土地——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陈彦说,镇安文学热应该是当是那个时代“文学热”的一个缩影。

20世纪80年代初,在文学热潮的影响下,读书成为镇安青年的一种时尚,出现了一批喜爱文学的人,大家纷纷写小说散文,作家在年轻人眼中都是当之无愧的明星。陈彦的文学梦也是在那个时候启航的。

“我在文艺团体工作这几十年,学习、研究、实践这门艺术,汲取了很多十分宝贵的营养,甚至形成了一种民间视角的看待社会历史演进的方式。”陈彦说,他工作之余,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每天下班吃完饭后,第一时间就钻进书房,拉上窗帘,将台灯压低,开始阅读和写作。

陈彦还有晨跑的习惯,每天坚持一个小时。在日复一日的晨跑中,他背诵了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逍遥游》《齐物论》《秋水》等篇目,背诵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以及唐诗、宋词、元曲等……阅读近百种图书的“笨功夫”和那些在深入“咀嚼生活”中见到的人和经历的事,都成为陈彦创作的资源宝库。

“我喜欢写舞台剧,是因为我喜欢古典诗词,喜欢唐诗、宋词、元散曲。中华传统文化真的是奥妙无穷,有些作者将句子锤炼得那么精彩、那么情景交融、那么‘一石三鸟’,尤其是元曲,竟然那么生活、生动,那么有趣,雅能雅到不可‘狎玩焉’,俗能俗到像隔壁他大舅与他二舅聊天对话,真是一种太神太妙的艺术境界。”陈彦说。

陈彦一步一个脚印,以不懈的努力为新时期戏曲舞台奉献了一部部高质量的剧作,先后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首届“中华艺文奖”,戏剧作品三度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他创作的《迟开的玫瑰》问世至今,多家剧团移植,在舞台上存活22年,演出上千场,观众累计达百万人次以上。陈彦与女儿陈梦梵历时两年创作的话剧《长安第二碗》,自2019年8月23日首演以来,连续6场,场场爆满。

创作熟悉的、反复浸泡过和发酵了的生活

陈彦说:“作为创作者,我深感深入生活,扎根土地、扎根人民的重要。几十年的创作,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哪一块儿生活琢磨透了、烂熟于心了,在那里下手,必有所成。相反,哪儿热闹往哪儿钻,见别人在那儿秋收满满,立即扑进去手脚并用,往往别人收获的是金子,而自己打捞起来的却是砖头。作家、艺术家要有自己长期深耕的土地,只有像农民参透了他家园的古往今来,才可能深刻认识天象、气候、耕地、人畜的习性与脉动。”

陈彦告诉笔者,在创作《大树西迁》的三年时间里,他在上海交大住了35天,在西安交大住了4个半月,采访过100多位相关人士,录音攒了几十盘,到最后成稿文字不到3万字。陈彦说,当时创作时,他选择了很多路径,最终还是“从西迁中的最普通人说起,用一个最不愿来西部的年轻教师的一生,折射出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与情怀”。

陈彦在创作长篇小说《西京故事》时,经常去单位对面的劳务市场,还经常到周边的八里村、木塔寨等农民工集散地,跟踪农民工这个特殊的群体,与他们聊天寻找素材,做了大量的采访笔记。陈彦说:“创作《西京故事》时,我搜集的素材特别多,而舞台剧的容量有限,完成之后觉得没有把自己了解的生活用完,还有很多东西意犹未尽,便想用长篇小说的形式展现出来,这样才写了50万字的《西京故事》。”

“小时候看剧团唱戏也不容易。听说哪个地方要演戏,会跑几十里路赶去看。我父亲是公社书记,剧团巡演不管到哪个大队,都跟着看,就觉得好玩儿、有意思。创作《主角》写到最大的场面,十万观众看忆秦娥演出,这是我真实经历的场面。上世纪90年代初,我带着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青年团,在黄河滩上,参加三省物资交流会演出,场面巨大。我觉得秦腔皇后忆秦娥应该有这样的场面,才能把她衬托出来,就在小说里设置了十万人看戏的情节。”

在谈到《装台》和《主角》时,陈彦说,长篇小说《装台》写搭建舞台的一帮农民工,和《主角》是连贯的,同时也是一种象征。“我们的生活中无非有两种人,一种是在舞台上表演的,一种是负责搭舞台的。舞台剧创作的经验也为我提供了帮助。戏剧把生活浓缩在那么短的时间,删繁就简,要做很多工作,长篇小说在这方面要向戏剧借鉴。更关键的一点,这三部小说都写了自己熟悉的生活。最大的积淀是生活。凡写长篇,七八十万字的篇幅,需要的生活细节是海量的,生命中所有的东西在这时候都要调动起来使用。”陈彦说。

“写作的方法有千条,对于我,最根本的是对生活的熟悉与浸泡。不熟悉的生活,我一个字也编不出来。不是说必须亲身经历,而是书写对象,我们需要用各种办法去努力接近,最终骨骼与皮肤都可感时,才能下笔。我之所以要反复写西安,写陕西,甚至写秦腔,写文艺团体的那些生活,就是因为熟悉。”陈彦无论是戏剧还是文学创作,都坚持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咀嚼生活,取材底层,一直都在关注普通人的生命状态与生活经历,深入他们的生活,倾听他们的心声,讲述他们的故事,以悲悯之笔,回应和解读社会问题。

生活与阅读缺一不可

“《主角》展现的是从1976年到2016年40年来整个中国社会的涌动,商品经济发展,农民工进城,西方艺术引进,秦腔成为博物馆艺术,直到当下民族文化又被重视并得到提升。对于传统的坚守,一定要转换成民族自觉的文化心态,这样在世界文化中才能站稳。”陈彦说,创作《主角》时,几乎不需要做任何采访,只需要一些印证,一切都了熟于心。

《主角》全书一两百号人物,似曾相识,但又是经过艺术加工后才“粉墨”登场的。任何一个人的真实生活,都不具备艺术化的典型形象需要,必须虚构。“现实中没有忆秦娥,也没有秦八娃,更没有叫‘省秦’的剧团。老艺人我一生倒是遇见不少,但他们都不是直接就有了小说中的那种风貌,有时需要集合起好几个人来才能完成一个形象塑造。”陈彦说。

“小说是一个国家文化样貌的镜子,无论如何吸收借鉴外来资源,都不能以埋没自己的传统为代价,我希望通过研究经典,效法先贤,找到民族化的表达方式。”陈彦认为,中国小说要在传统里找到中国式的语言表达方式,作家还是要对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有深厚的认知。中国的水土,应该生长出适合本国人欣赏的文字。

“文学艺术创作是应该努力让生活去说话,而不是作者自己站出来说。让柴米油盐酱醋茶说,让日子说,让年轮说。作者只不过是用一个箩筐,去尽量把它们原汁原样地装进去而已。当然,不能没有装法,装不好,里面是盛不了多少东西的。”陈彦坦言,对作家来说,生活与阅读缺一不可。

陈彦提醒要投身文学创作的青年作家,必须进行两个要害建设,一个是感受生活,一个是下苦功夫读生活。“读书是一个创作者一生的功课。虽然在搞文学创作,其实我的读书,绝大部分,与文学艺术无关。我认为一个创作者,如果把眼光只盯在文艺上,反倒对创作是有害的。文学艺术是为了表达对整个社会的认知与思考,如果我们老是在这个里面去反刍,反刍到最后,就只剩下圈子里的狂欢了。”陈彦说,积累生活和大量阅读,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得心应手”四个字——无论怎么介入社会,我们的生活阅历都是有限的,而创作是需要对所表现的事,有全息形态的认知,也只有这样,才可能表现好其中的一鳞半爪。对于不熟悉的东西,尤其是了解不深不透的东西,是不能去涉足的,要涉足,就需要做大量功课。有些功课,是需要用一生去准备的。

“无论是讲好我们的故事,还是诉说好我们的价值,都需要在持守文艺创作规律中有序前进。”陈彦告诫青年创作者,时代的大舞台给作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书写题材,只有深深扎根土地,扎根人民,苦苦探究,唯有汲取丰富的精神生活营养,沉下心来,下苦功夫酿蜜,才是创作者这只蜜蜂的沧桑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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