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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炜:以“世界性的通感”,进入中国的现实与传统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文学报 | 郑周明    阅读次数:3666    发布时间:2020-01-11

距离作家叶炜推出“乡土中国三部曲”不到五年时间,他的新作“转型时代三部曲”又于今日面世,以“三部曲”的长篇形式来书写时代是叶炜一贯采取的文学立场,在他看来,形式与结构都决定了长篇的生命力以及与现实的联结感,时代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如何甄别选取是他潜心观察研究的基底。与外界以为他写作很快甚至高产的印象相反,他解释说出版时间并不等同于写作时间,事实上,“转型时代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裂变》在十年前就已经完成,并且在文学期刊上发表了一部分,而第三部则完成于他在2015年前往美国爱荷华大学参与国际写作计划期间,完成后并未急于出版,又修改了三四年才于今年出版。

十年时间完成一个“三部曲”说不上快,这期间,叶炜尝试过网络文学写作,了解全新的文学生产方式,又介入时下已纷纷落地全国高校的创意写作研究,这些经历都有所沉淀然后帮助他思考改善传统文学写作的样貌,以及为“新乡土写作”提供更大的驱动力。以“世界性的通感”来处理中国的现实与传统、乡村的新变与不变,他认为是“75后”一代作家的优长,也是自身进行写作实践的核心观念。

记者:如今许多作家开始主动从传统乡土叙事转移到书写时代的转型变化里,我注意到你最新的“三部曲”的书名,《裂变》《踯躅》《天择》已经提供了一种价值判断。

叶炜:我用《裂变》《踯躅》《天择》命名这三本书,的确有概括这个时代的企图,也体现了我的价值判断。改革开放四十年,时代巨变,我们身处于这个时代,每时每刻都处在“转型”的焦虑当中。在这个社会转型的同时,人们的精神也在转型。转型,意味着裂变,意味着不得不变。“裂变”是三部小说的大背景,高校里的知识分子在“裂变”中徘徊,东张西望,“踯躅”不前。但我们总要做出自己的选择,尽管这种选择有时候是十分艰难的,物竞“天择”,同样适用于我们这个转型时代。

记者:时代的转型体现在许多方面,你为何选取高校这样一个背景作为切口?像《裂变》是以某高校重点实验室申报国家项目为线索、《踯躅》是改革开放后一代青年的奋斗生活、《天择》则是围绕高校青年教师的精神成长,应该说覆盖的面很丰富也很有典型性。

叶炜:之所以选择高校知识分子来作为一个切口,首先因为我觉得高校知识分子在面对这个时代时表现出了很大的分化:他们中有人迅速汇入时代的大潮,有人不能完全适应这个转型时代,满足于做一个寄居在大学里的“袖手人”;更有一部分真正有风骨的知识分子,在时代转型期中保持着学术定力,《天择》中的牛万象就是这样的人物形象。选择高校作为切口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对于这个领域的熟悉。作为出生、成长在农村,在城市读书、工作的“75后”一代,我的创作从来没有离开这两个创作资源。我用二十年的青春丈量土地,又用了二十年的成长感受了大学。土地和大学,就是我生活的轴心,也就是我的所谓现实。我笔下的人物,多从土地褶皱走来,在大学里磨砺,然后潜隐于生活深处。写他们,其实就是写我自己。

记者:结构对长篇小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踯躅》这本的章节名很特别,为什么截取了《桃花源诗》文字来设定?

叶炜:对于长篇小说创作,我一直有一个观念,就是“无结构不长篇”。《踯躅》之所以采用古体诗《桃花源》作为小说结构,一方面这本书的最初定名就是《桃花源》,这首先是形式上的一种创意和营构。更为重要的是,古体诗《桃花源》和这部作品在内容和精神上是高度契合的,每一句古诗都对应着故事的精神内核。这一点,也是我对这部长篇小说的小小满意之处。

记者:小说里我印象比较深的两个人物是陈敌和牛万象,陈敌从乡村到城市,人缘不错,但总是处于漂浮不定状态。牛万象最终认清了大学行政岗位和自己理想之间的差距,决定考博做一名教师,但他可能对高校教师寄予了过高的乌托邦想象。

叶炜:《踯躅》中的陈敌和《天择》中的牛万象也是诸多人物中我比较满意的两个。陈敌一直徘徊在城乡之间,但在精神上却一直无法真正融入城市。这一点正如这部小说的题记所说:回不去(的乡村),进不来(的城市)。至于《天择》中的牛万象,他对于高校的确有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虽然他意识到自己和大学里的行政岗位格格不入,但他却仍旧对大学充满了“理想国”式的知识分子追求。他毅然放弃高校行政岗位而选择了去远方读博,以求更好地在大学里安放自己的精神。这一点,或许也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美好吧。

记者:感觉这些情节打开了一个知识分子如何处理乌托邦理想的重要问题,从传统的归隐象征的桃花源到象牙塔式的高校,许多人徘徊纠葛在两者之间,但如你所写其实当下的青年知识分子还有更辽阔的地方可以去选择去尝试。

叶炜:是的。对于青年知识分子来讲,还有许多更好的选择来安放自己的身体和灵魂。他们也应该放眼于那些更宽阔的地方,去追求自己的精神独立。毕竟,这是一个有着诸多选择机会的时代。

记者:作为“75后”作家,你的视野和成长经历一样,覆盖了乡村和城市的经验,有一种主流观点认为乡村叙事已经到了瓶颈,但现实是乡村依然在发生着各种新变化,对乡村的观察如何调整角度重新介入?

叶炜:我觉得乡村依然是观察这个时代的一个有效视角,当代中国的底色仍旧脱不了乡土中国,农业、农村、农民依然是我们的根系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写现实中国,绕不开农民。这就是我用15年的时间来写作完成“乡土中国三部曲”的原因,更是我继续坚持这一视角写作的理由。不同的是,如今的乡村的确正在发生着一些“新变”,这些“新变”有的还带有本质意义上的变革,作为一名“75后”写作者,在写作时需要调整我们的观察和写作视角。这也是我提出并一直致力于新乡土写作的一个动力。我多次说过,自己要深挖新乡土文学创作这口深井。这里的新乡土写作,毫无疑问首先需要的是继承传统、扎根本土,不能做到这一点,就不可能写出新的乡土中国。同时,新乡土写作也需要一种创作的世界眼光,只有立足于“世界性的通感”,才能写出具有普遍人性反映世道人心的新乡土力作。在以后的写作中,要一方面注重和现实的紧密勾连,另一方面又强调对现实主义的超越与游离,让小说在更加贴近现实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现实的批判和观照。

记者:你算是个跨界的作家,纯文学、创意写作、网络文学都有涉及,这些杂糅在你当下写作中起到哪些作用?

叶炜:我的写作的确比较复杂,或者就是你说的杂糅,有传统文学,也有创意写作,偶尔还会有网络文学。在我看来,杂糅也意味着丰富性,意味着可能性。我的写作之“杂”,不仅仅是因为多种文体都写。就是单单拿长篇小说的创作来说,我的写作也是有些“芜杂”的。总体来看,我的长篇小说创作整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追求精致的也因此比较费神耗力的所谓传统文学创作,一类是作为副产品的稍微轻松的偏故事性创作。我的习惯是两种写作互相交叉,这样也算是有张有弛吧,也是写作的一种自我调节。比如,网络风格的“裂变中国三部曲”实际上就是在创作传统文学“乡土中国三部曲”之余的一种轻松尝试。在完成了这两个“三部曲”之后,我又尝试了这两种创作类型的融合,这才有了今年出版的“转型时代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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