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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家vs骆以军:关于创作的三段对话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年第1期 | 麦家 骆以军    阅读次数:2185    发布时间:2020-03-08

手机里的小小扬声器轻微震荡起来,王尧兄一边咳嗽一边告诉我,应丁帆先生约他正在写我一篇东西,准备发《扬子江文学评论》“名家三棱镜”栏目。照栏目格式,需我供一面“镜”:一个创作谈,谈谈我新作《人生海海》。正好,骆以军应台湾《印刻》杂志约,和我有个对话,刚出炉,还冒着热气,谈的也是相似的话题。就不想开伙,蹭个便饭吧。偷懒也有理由:刚全麻摘了一个器官,身子总是秧的,勃不起劲。请丁、王二兄谅解,等身子养壮,需要的话笃定补过。

——麦家

骆以军:二十世纪有一些小说巨人,创造的主人公是某种奇特的职业,譬如卡夫卡《城堡》的土地测量员,萨拉马戈《里斯本围城记》的校对员,乃至徐四金《香水》里的天才香水制作师。他们皆是一种人类之前陌生的,不太能将之实体感的,比较抽象的专业。当然也给予了读者一种前所未有的“现代感”:人的个性、天然性被剥夺、异化,依傍于那门极专业之技艺中,已经和正常人类的能力,或工作所需付出的牺牲,远远脱离那个古典时光的地表。这若有天才说故事者,不仅是以其“怪异”隐喻这一百年,难用之前古典感性将之投影的“变形记”,且能熠熠生辉。

您的《暗算》,在我心中,便是这样一部“奇中奇,谜中谜,局中局”的厉害小说。台湾读者即使未读过原著,或鲜少不闻改编的电影《风声》《听风者》(当然您可能会对小说改编的电影,暗自有一大桶苦水)。神秘的701——破译局──里头有一拨奇人,像阿城《棋王》中的绝世怪咖天才;或张爱玲笔下的“白流苏”那样精算但“女妖精”化的世界级数学天才;或那位退休后仍展示其后延怪异能力的、慢速疯狂的老人。这些灿烂珍珠的“特异功能者”,却一齐被禁锢在一个国家机构,讳若莫深的“最”“极”机密的密码筛滤机中,故事的阳面写他们如《唐传奇》中飞仙剑客那神之又神的能力;故事的阴面,其实他们是像波拉尼奥《荒野侦探》中那些追寻“迟到的西方、现代”而内部快闪加速超车,终于崩坏疯掉的小小个人的选样。您把“乌密”,最高阶的密码破译,写得让人瞠目结舌。西方必须十年、二十年才可能破译、失效的变态密码,在这小说中出场的几人,竟然一个月、两个月,以其奇特大脑构造,便将之破解。对专业细节的历历如绘,确实把“神奇的写实”带进一个读者着迷的境界。但这些天才们在现实人生中的境遇,却又伏笔写进如哈金《好兵》、格非《春尽江南》、金宇澄《繁花》。

我想或许许多地方访问您,都问过这个问题,“何以能创造出那样一批,那么真实却又超现实活着的人物”?也许您已颇烦这样的提问,但或愿意和台湾的文学读者谈谈这个奇特的书写?

麦家:我喜欢回答这问题——尤其对你,因为这问题也是你的。我以为,我笔下的奇人“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并不比你书中的“洗梦者”“卖梦者”“异乡客”稀奇;我的在铁钢的“墙”里,你的在历史的“缝”里,他们殊途同归,归到读者陌生的阅读经验去。我猜测,你落笔之初便有谋算:我不要写邻居,不要同窗亲情,不要贩夫走卒,不要庸碌之辈;我要反日常,反生活,反经验,反记忆。这是小说的一路,甚至是起头的大路。这时候的小说是天真的。后来大路分岔,岔出各种现实主义的小径,小径合流,像搞联合政府一样,并成一条新大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基本上把来路断了。小说的这一路开始忧伤起来,但仍旧不乏天真一面,所谓“天真的感伤的小说家”(帕慕克)大抵是指这一路。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感伤变成了愤怒(冷漠、清高的芯子也是愤怒),天真变成了调皮,小说的台子(广场)被四方拆解,小说家开始跟各种现代主义思潮联姻,拉帮结派,各自为阵,唱拉弹唱,自娱自乐。这时的小说是不敢天真的,小说一天真,“文学的上帝”就嘲笑,骂你浅薄,没有思想,没有诗意。这一路走下来的下场是,小说走出了读者的广场,走进了文学史。直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出现,小说天真的一面几乎被他以一己之力牵回头。

我从马尔克斯包括博尔赫斯那里,看到了恢复小说天真一面的契机,也受到诱惑,得出的结论是:要写奇人。别指责我不写常人,常人也是人,难道奇人就不是人吗?我们要写的是人,难道奇人就没有人性?我的父母是最通常的人,农民,过着最日常的生活,但他们的生命里其实并无太多人性的考验。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看日头作息,只为一副胃肠,甚至连爱情、孤独都不大有,小小的山村就是天下,如何让他们来体现复杂泥泞宽广的人性?人性只有在极端的条件下才能充分体现,这个任务我觉得奇人应该比常人更容易出色完成。可以说,这也是我要写奇人的“思想基础”。

当然,奇人各式多样,为什么我不去写“风清扬”,不写“棋王”,不写“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这必定跟我经历、知识面、兴趣点相关。战略性的选择哪里开战是可以谋划的,但仗怎么打,到战术层面,其实是没得选择的,只能跟自己打,抽调自己的各种积累。我无须向你强调,我写的都是虚构的——难道有那么多极端又典型的人事坐等我花钱去收买?当然,虚构不等于虚假,虚构是为了更宽广而深入的真实。格里高尔变成一只甲虫笃定虚构,但人在重压之下变形、异化,这是现代人的一种集体真实。至于为什么是一只甲虫而非臭虫,为什么那家庭是那种人物关系,那屋子有那些家具等,正如我为什么要写“特别单位”而非“特别旅馆”一样,都因于作家自身经历,尤其是内心经历。我们有理由怀疑卡夫卡梦见过甲壳虫(或捉拿过),我小时候经常做同一个梦,一只翅膀张开来像蓑衣一样的大鸟把我叼走。这只大鸟是英雄,我渴望它救我逃出那个令我倍感孤苦的小山村。这跟我后来写了那么多天才:所谓的英雄,或许是相干的。同时我本质上是个悲情主义者,内心敏感脆弱,致使我对人性恶极度恐惧。我缺乏足够的无知让英雄无畏,在我的认知里,枪打出头鸟,一旦成为英雄,就有明枪暗箭对准他,且自身本性中一些劣根也会暴露,所以最后他们都被摧毁。说到底,奇人也是人,他们在才艺上有异禀天赋,在人性里,在命运场上,并无特异功能;他们像一只被吹鼓胀的气球,更易于被外力和自己戳破,破的时候就是无异于常人了。

骆以军:对我这样一个台湾读者,1990年代以降从韩少功的《女女女》《爸爸爸》,一路读到阿城的《遍地风流》、莫言的《生死疲劳》、贾平凹的《古炉》。可以说,是缺乏现实临场经历的心灵史。这有文学史家与评论家之庞大档案,我只是个小小读者,但也像油画一样,层层覆盖了一种“文学赠予的印象”。

一如普利摩‧李维对集中营的痛苦回忆,一如昆德拉的《笑忘书》、库切的《屈辱》、葛拉斯的《铁皮鼓》,很多时候,“某一个时期,为何置身其中的人集体疯了?”这是一个小说家要不断复返、探问的超乎个人的道德辩诘。不是直描暴力本身,而是透过昆虫学般冷酷的收集、纪录,找寻出暴力是怎样如一粒煤屑,不可思议地滚动,最后形成一个将整代人吞噬的巨大黑洞。问题可能比我们这样的局外人要复杂,包括“遗忘”,或“是不是该遗忘”?

《人生海海》中的上校(又号“太监”),环绕着他的“那话儿”,极似昆德拉说的“赫拉克力特河床”——“萨宾娜的礼帽”,同样的一个物件,竟然在不同时代、不同人所各自遭遇的、收藏的秘密,竟有那么大差异!随着故事的推展,回溯,让读者接受到一种剧烈的震颤。而这种“以为黑其实是白”“以为弱其实是强”“以为恶其实是善”“以为至善其实为人心最不幸的扭曲”,那种多层次堆栈的次第认识论崩塌,而后重建,其实是极高级的推理小说才能达到——如今的读者多么难以用情节的翻转惊吓之。但这小说却将“与生命本身冲突的人心”,其超乎人能忍的痛苦,内禀于这其中每一个关键人物。包括“我”爷爷,包括最后退化成小孩的上校的老伴林阿姨,这样最具备良善、古老教养、美好的人物,都在最关键的时刻,出卖过上校。我们一边慨叹这个民族在一百年内,人们被放在何其变态的磨坊碾盘上碾碎的榖糠(张爱玲这么说她的父母),不,更像大强子对撞机,那是已将人类形态与最低微的公平对待,都完全烧熔、扭曲的超现实处境。

某部分来说,“上校”其实还是“麦氏签名”的顶级谍报小说主角,但这小说写的不是谍影幢幢的战场、欢场,而是“其后”,他明明是英雄,但小腹曾因“为国捐躯”而被刺上“耻辱之符”,于是形成一个对主人公不断施虐的“时光”,一个不断加上人心变态形貌的涡轮机。阅读这小说时,我出现一种奇异的情感,好像从年轻时读的鲁迅、沈从文,那些承受痛苦的身体和心灵,一路到莫言、贾平凹、韩少功、余华、金宇澄、格非,甚至刘慈欣的短篇……我竟然出现一种“时光的赎偿”:这么一幕换一幕,一个年代换另一套(如莫言的《生死疲劳》),这么巨大的对人的摧毁,为什么没个尽头?没个兑价偿还的救赎?包括小瞎子、“小胡子”“我”祖父、公安、法官、林阿姨,及当初偷上林阿姨的阴险长官……所有人像相濡以沫的将死之鱼,缚绑在一个集体的、群众的,不知为何可以无限放大的残忍。我觉得上校像是中国文学第一次出现的近乎“耶稣”的受难者。

能否请您谈谈,从最初,到整部小说发展中,您是怎么创作,“长出”上校这个人物的?

麦家:我不敢保证能说清楚,甚至我也不想说清楚。说说“宇宙爆炸”的第一推力吧。我老家有座老庙,一度香火很旺,“破四旧”时庙里的和尚被迫还俗,庙屋一直空置,成了鸟窝兽窠。四十四年前,村里决定变废为宝,拆掉庙屋,用老砖木造新校,大人负责拆和搬运大件,我们小孩子负责搬小件,主要是砖瓦。山高路远,我才十来岁,一次顶多搬五六块砖,中途要不停歇脚。一次歇脚时,看见一大人,四十来岁,挑一担粪桶,在百十米外的田埂上向山脚下走去,阳光下他浑身发亮的,腰杆笔挺,步子雄健。我不认识他,多数同学也不认识,因为他是隔壁村的。有个高年级同学,似乎很了解他,向我们兜了他不光彩的底:是个光棍。为什么光棍?因为他的“棍子”坏了;为什么“棍子”坏了?因为他当过志愿军,打过仗,“棍子”在战场上受了伤,只剩下半截。

以后我再没有见过这人,但他也再没有走出我记忆,那个浑身发亮、腰杆笔挺的黑影一直盘在我心头,给了我无数猜测和想象。这就是“第一推力”,像鬼推磨,经常推得我晕头转向。他的真实情况我不知道(也无需知道),但我想肯定和上校不一样。我也不相信生活中能寻到像上校一样的人,这全然是我创造出来的一个艺术人物:一个无所不能的能人,又是一个一损俱损的无苦不吃的受难者。我在创造他的同时也创造了我自己:一个天真的感伤的小说家,一个能调动认知和情感创造文学现实的人。现实本身并不迷人,像那个黑影,我不相信他能经历那么多;从他到上校,像一滴颜料到一幅画,我要给出去很多。这决定我要有很多,包括人生感悟,包括文学经验。所有作家都声称自己在描写现实,但许多作家只是在写实在的作品,而非现实的作品。单有个人经历和认知,缺少文学经验,只能写实在的作品。真正现实的作品不是指生活现实,而是文学现实,它是天真的,迷人的,高于生活现实,又融于现实生活。

莫言看了这小说,对上校这人物有个评价,说他是“生活中不可能有的人又仿佛是我们朋友”。我觉得这就是小说造人的原则:“生活中没有”和“又仿佛是朋友”,两者缺一不可。一般情况,前者容易做到,后者难。但这一次,我要从人的最私处出发去抱拥高贵庄严的文学现实,在最不可描述之处着笔,在最接近一个下流故事之处长出一个高尚的故事,刻画一个让人同情、敬重的受苦受难者的形象,我深感并不容易。

骆以军:“还有多少秘密可以被挖出来?”我想这是让您这部小说的读者,愈到后来,心中愈会冒出的震撼。每一个原本像《清明上河图》,在那鸟瞰画景中的群众,一旦用鼠标拉近再拉近,每一个从幽黑人心深矿凿挖出来的“真相”,都把我们所站立的这个光天化日,理所当然的世界,全颠了个倒翻了个转。

这真是不可思议,环绕着主人公上校──他既是神医、抗日英雄、有根神屌的男人,心灵上的男子汉,却也是造成故事中所有人坠落、受难,让读者掩面矜默、瞠目结舌的祸源——如一出希腊悲剧,他就像伊底帕斯,那些被重新翻出的人心暗黑恶劣,太残酷了!

我想这部小说或许很多人会有这种印象或评论:这不是“麦家式的小说”。您放下了一个“最严谨训练之谍报员,顶尖的破译者”的壳子,第一次感受您的“活在这时代,这样一生流逝时光”,细说自由奔放的感悟。这些故事中的人群,合于小说家演奏之曲式,由故事的火车站各月台,分派进出站的四面八方列车。那么井然有序的一个个活生生地走过,那些其实所有人都在那样艰苦活着的不同时代的背景。但这些人,“甚至比一般人更高贵一点,更可爱一些的人们”,在您的演奏中,以不同方式,向我们展示人心黑暗可能旋转的惊人景观。不用说,这次我们得到的不再只是一个谍报故事,破译者种种秘史那样的“奇之又奇”、惊异与悚怖、真理在最后一块拼图放上的叹服。这次我感觉您“有更多话想说”,您,串连、走过了一块块河流般的,将“不同时期的中国伊底帕斯、哈姆雷特,如鲁迅的祥林嫂、沈从文的丈夫……这许多的不断变形的人们的一生”,变成一条麦家个人的神秘河流。除了恐怖,其实还有温暖和高贵,还有修补巨创的爱。能否请您说说这“多出来的感慨”?

这很奇妙,这是个非常长的,绳索串着漫长时光,多组人的冤恨、痴妄、残酷的报应故事,但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长、非常长的绳结之索,一路解开缠困,人们在其中生老病死、斗转星移,长恨如歌的、宽恕的故事。

麦家:其实还是“麦家式”的,只是我更具备了文学经验。文学经验说到底是一个如何使小说迷人、动人的经验:从迷人入手,向动人靠拢。以前我的小说写的大多是在“赛场上”的“运动员”:特别的单位(701),特别的人(天才),特别的事(英雄的诞生和毁灭)。因为“特别”,占尽迷人的天时地利,但也因为“特别”,丢失了一些让人感同身受的亲近。读者也许会觉得这种人生离自己远,不易认他们为友。朋友交不成,文学现实就没有完成。文学现实就像玫瑰精油,每一朵玫瑰都认为它是自己的,读你的作品像在照镜子。

上校这人其实还是“运动员”,但我不把他放在“赛场”上写,他出现时是个“体育老师”“教练”,身边围一堆平头百姓,他平时跟人朝夕相处,嬉笑怒骂,他的命运跟多人交织一起。他解甲还乡,凤凰变鸡,已跟鸡鸭做成邻居、交成朋友,然后再揭开他“凤凰”的过去、“虫子”的后来——他后来连鸡鸭都不如呢。从“凤凰”到“鸡鸭”又到“虫子”,体现的是一种命运的残忍,而在残忍面前他表现得足够有尊严,就更加是我们朋友了。

人生海海,起落沉浮,苦乐无常,我想写一个人的苦难,一个人忍受苦难的能力和限度,写一个人与时代和命运的纠缠和友情。爱一个人是容易的,我们身边有那么多可爱的人;恨一个人也不难,世上有的是可恨之人。要爱上一个可恨之人兴许有些难度,但最难的无疑是爱上自己可恨的时代和命运。我相信,当一个人爱上自己可恨的时代和苦难的命运时,他将是无敌的,也将是无国籍的。上校是我们的,又何尝不是希腊和英国的?以你的话说,他是“伊底帕斯、哈姆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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