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迎红军参与者刘伯庄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贵州遵义 陈守刚    阅读次数：52949    发布时间：2025-02-26

红军在遵义休整了12天，干部休养连李坚真、李伯钊、王泉媛、阚士英、金维映带领“红军之友社”的青年社员们排节目，为群众演出文艺节目，形成了军民融合欢洽的友好氛围。在一次演出结束后，当即有500多名青壮年参加红军。刘群先、金维映还深入面粉厂给工人们讲革命道理，动员他们团结起来与地主进行斗争，争取劳动的平等权利。危秀英与李坚真、吴富莲、刘彩香、邓六金等，在火柴厂给工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讲解红军北上抗日、解放全国各族人民的主张，并在这些厂成立了赤色工会组织。工人群众听了都很认同，有近200名青年报名参加红军。在李伯钊、李坚真的宣传引领下，发展了李小侠、杨素等一批女青年参加红军。正是女红军有力的宣传，使得红军队伍不断壮大。在遵义期间由于恢复了群众路线，在群众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红军在遵义地区扩红5000余人。在这期间除建立中共遵义县委这一贵州最早县级党组织外，还建立了62个省、县、乡、村级党组织和地方政权，40多个各类型群众社团组织，22支区、乡革命武装;黔北苏区人民给红军带路、摆渡、运物资、抬担架，帮助红军筹粮筹款，赶制服装鞋袜;红军撤离后，掩护、救治伤病员，掩埋烈士遗体……遵义人民以极大的热情和巨大的革命潜能支持红军。

党和红军的主张能迅速有效调动起遵义人民的积极性，也和黔北人民的革命传统有关。民主革命时期的每一个全国性的重要历史节点，黔北都没有缺位。从清末的“公车上书”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五四、五卅、九.一八等等，遵义都有强烈反响，反帝抗日意识较为强烈。长征在遵义时期十分活跃的“红军之友社”，其前身为1933年建立的遵义三中学生文艺研究会，1934年改建为抗日反帝大同盟，红军进入遵义后改名为红军之友社。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地方组织按照中央方针，瓦解敌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护城、护厂、护库、护路、护桥，将一座完好的遵义城交到人民解放军手中，遵义人民再一次敲锣打鼓，鸣放鞭炮，欢迎人民的军队进入遵义城。

遵义战役取得胜利，红军第二占遵义城，但仗打得异常艰苦，部队留下不少伤病员，迫切需要筹集医疗等物资。李坚真、刘群先、危秀英、王泉媛等，找到当地董酒作坊老板程明坤，董酒是加有132味中药制成的曲药酿制的窖酒，酒精度数在60度左右，具有消毒清创杀菌解乏之作用。几个女红军与之交谈后，他主动向红军出售廉价董酒，供给红军疗伤、消毒之用。在他的带动之下，董公寺周围的小酒坊纷纷将自己的白酒提供给红军，在当时条件极差，缺医少药的情况下，白酒无疑是军中消毒清创杀菌、防感染、解除疲劳最好的物品。

在红军第二次离开遵义时，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保卫局局长邓发、干部休养连指导员李坚真特地邀请谌明道、刘伯庄、刘芷庄、张鑫华、田庆云等地方贤达到丁字口“陶园”餐厅吃饭。李富春高度赞扬了谌明道等人支持帮助红军的果敢行为，并委托他们在红军离遵后，照顾不能随队伍撤走的伤病员，最好能办个医院把他们集中起来治疗，同时还特别叮嘱：为便于开展工作，凡是伤病员都收下来医治，不管是黔军、川军、中央军的，因为他们大多数都是穷人，是被迫当兵的。谌明道和张鑫华、田庆云等人表示将尽力照顾红军留下的伤病员。

红军1935年3月离开遵义后，谌明道、刘伯庄、田庆云、张鑫华等人不负重托，多方联络筹措，在遵义一些工商业主和同情支持红军的人士帮助下，成立了遵义贫民医院，以遵义新城龙井沟龙栖寺为院址，积极收治红军伤病员。不久，这间医院便易名“平民医院”。“平民医院”，既收红军的伤病员，同时也接纳国民党的伤病员。有300多红军士兵治愈追赶红军队伍，剩余近200人有的留在当地，有的回到故乡。

1941年9月，刘伯庄先生的儿子刘汝聪在云南昆明机场被国民党怀疑是共产党而强加汉奸罪名扣押。遵义警备司令部将他的三弟“协记”老板刘芷庄抓捕，目的是趁机敲诈勒索，要他限期交上大额大洋（银元）以及布匹等钱物。此时伯庄先生正在病中，闻讯愤慨万端，当即拖着病体，来到桃源洞遵义警备司令部抗议，为何无辜扣押胞弟芷庄！拒绝上交大洋与布匹等钱物。伯庄先生拖着病躯，多次据理力争，警备司令部始终不予理睬。于是，悲愤交加中的伯庄先生，暗暗写下遗嘱，决心以死来抗议国民党政府的暴行与迫害，救出无辜的胞弟。最后于十月初一割喉自刎，喋血于遵义警备司令部门前，时年61岁。

社会贤达刘伯庄先生的死，当即震惊了整个遵义城。他以生命来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的迫害，许多市民、教育界、工商界、知名学者、地方贤达等纷纷到古式巷刘伯庄先生府第来悼念，书写挽联、诗文，仰慕和追忆伯庄先生的大义凛然，不畏强暴的高贵品质。在刘伯庄的追悼会上，许多有正义感之人为其题词，如吴开治有：

言行信果，刚正不阿；

奉公洁己，光明磊落。

时正值浙江大学西迁遵义、湄潭办学期间，著名画家、文学家丰子恺因与伯庄先生多有交集，也致挽联写道：

所欲有甚于生者，

所恶有甚于死者。

用伯庄先生的学生、史学家陈福桐的解释是：伯庄先生“一身正气不为五斗米折腰，言行纯洁堪为奉公律已典范，刚正无私光彩照耀后人；所希望追求的理想比他的生命还重要；所憎恶痛恨的东西比他的死亡还严重。”

原杰生小学校长何其荣先生96岁时，在《何其荣和他的杰生小学》的文章中，介绍了刘伯庄先生在遵义办学的往事，他高度赞扬刘伯庄注重彰显德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榜样力量，长期以其言行率先垂范、严谨治学的高尚情操。

伯庄先生自幼由于家贫读不起书，而自己又很想读书。便经常到附近一间私塾去看那些儿童读书，有时借书来读，还求他人教其认字，用树枝在地上写。就这样，他认得的字渐多，并愈发勤奋，感动父亲借钱让其进学校读书。因此，从小就养成了为人正直、向上崇善、向往美好、宁折不弯的性格。为抗议恶势力自刎的六年前，当红军来到遵义，他是那么欢欣鼓舞地将为人民求解放的军队迎进遵义城中，并积极支持红军北上抗日。六年后，他又用自己宝贵的生命对反动恶势力进行血腥控诉，士可杀不可辱！伯庄先生的爱憎是何等分明！他追求真理，追求光明；憎恨黑暗，痛斥暴行，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人格高尚，行为煌煌，可谓真君子，伟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