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度作家奖】遗失的寒冷（外二篇）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    阅读次数：5829    发布时间：2015-10-25

作者：张亚凌

张亚凌，中学高级教师，渭南市作协理事，陕西省作协会员，《读者》《特别关注》《文苑》等签约作家，《语文报》专栏作家，《学子读写》特邀主编。在《国际日报》《北欧时报》《阳光导报》《中华时报》《中国剪报》《读者》《青年文摘》《意林》《特别关注》等国内外近百家报刊发表美文千余篇，多次在全国写作大赛中获奖。多篇美文被杭州、江苏、江西、山东、山西、陕西、重庆、四川、安徽等省市选作中考阅读文或各种考试阅读文本，收录进暑假作业及数十部书籍，出版散文集《回眸凝望》《心似花开》。

三十年前，站在宿舍门口，看着那萌发出新芽儿的柳枝映在斑斑驳驳的墙面上的影子，我一边感慨着“春天总算来了”，一边告诉自己：在以后所有的冬天，我再也不会有寒冷的感觉了。也正是那一年，十三岁的我，遗失了寒冷。一晃，三十年过去了，今天的我才尝试着触摸那段遗失寒冷的过程。

那一年，我升入初中，必须在学校住宿。褥子被子一捆，和一大布袋子红薯、糜面馍馍、玉米糕绑在一起，母亲帮我拎起来搭在肩上。背上是褥子被子，胸前是一个大布袋子，后面重前面轻，我都有些把持不住自己的身子。母亲只是交代了句“不要贪吃好的，一顿蒸上两个红薯一个糜面馍或玉米糕就行了”，都不曾将我送到家门口，就转身忙自己的活计了。

走一走歇一歇，到了学校，喘了半天气才缓过神来。宿舍其实就是一面窄窄的窑洞，没有什么土炕、床之类的来区分铺床的地方与地面。有家长送的，家长就在最里面给自己的孩子收拾床铺，其他的孩子就跟着往里面挤着铺。

进入初中我遭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在铺床时发生的，让我隐隐地感觉到自己和别人是有所差异的。

别人都是先在地上铺一个厚厚的草垫子，上面再铺个毡子什么的，接下来才铺上褥子，褥子上面还有个布单子，说叫“护单”，怕将褥子弄脏了。我呢，只带了褥子和被子，压根就没有其它的东西铺在地上，而褥子显然是不能直接铺在地上的。于是我就满学校找来了一些纸片，铺在地上，才开始铺褥子。结果是：我的床铺比两边的同学矮下来一截，她们都觉得我不应该夹在中间。于是，我就自觉地挪到了最边上，——门口。

一个多月后，进入了真正的秋天，天就彻底凉了下来。我才明白了为什么家长们争着都在最里面给自己的孩子铺床：不论谁，也不管是晚自习回来还是半夜上厕所，一开门，冷风就别无选择地锁定我为袭击的第一目标。

记忆里，初中三年的冬天，我睡觉没有脱过一次衣服。宿舍的地面本身就高低不平，加之我的褥子也不厚，穿着衣服躺在上面都觉得咯得生疼。我睡觉时特别小心，躺上去后，向左一滚，右面的被子就压在了身子下面，再向右一滚，左面的被子也压在了身子下面。这样一来，我身子下面就有了一层褥子两层被子了。如此想来，好像自己沾了谁天大的便宜似的，睡觉都会偷着乐。其实，别人不仅仅下面铺得厚，被子上面还压一层被子，既暖和了身子，第二天穿衣服时也不至于太凉。如今想来，我所谓的快乐，只是纯粹的阿Q精神罢了。

我的褥子几乎是直接挨着地面，地面很潮湿，褥子一揭起来，背面经常是湿漉漉的。只要有一丁点太阳的影子，我都会迫不及待地将褥子抱出去晾晾。我现在特别喜欢冬天的太阳，甚至会深情地看上半天，恐怕就源于那个寒冷的冬天我对太阳的感激吧？那时，在别人眼里，我是不是一个很可笑的女孩？跑到学校似乎就是为了等太阳出来晒被子。

冬天天冷，夜长，起夜的学生也多。门一拉一合，冷风就直吹过来。抗击了半天冰冷好不容易才入睡的我，常常被冷风吹醒。于是，为了躲避寒冷，我学会了将自己的头整个儿裹在被子里睡觉。

我从来没有给母亲提及此事，也没有提醒母亲给我多带一床被子。倒是母亲有些想不通，曾给父亲说：“这娃书念的，成呆子了——炕中间烧得热乎乎的，她咋老想靠墙睡觉？”现在想来，那种奇怪的反应该不会是寒冷留下的恐惧症吧？

或许，就是那刺骨的寒风吹走了我的寒冷？

记忆里，那年的冬天，下雪的日子似乎很多。我也清楚地记得当语文老师看着窗外纷飞的大雪吟诵“今冬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时，我的泪水悄然从眼角滑落。在我，下雪天是最最难熬的日子，包括雪后的一段时间。不仅仅是褥子只能无奈地潮湿下去，更重要的是，我只有脚上一双布鞋，不像别的孩子，还有一双换着穿的鞋子或是能踩雨雪的黄胶鞋。

教室、饭堂、厕所，跑上几趟，布鞋的鞋底就湿了，一天下来，就湿透了。我就满教室找别人扔的纸片，厚厚地铺在鞋里。一两节课下来，又湿透了。取出来扔掉，再找纸片再铺进去，再应付一阵，如此反反复复。纸片也不是那么好找的，那时一个本子一毛钱，都是很节省的用。

雪后若有太阳，在别人吃饭时，我就留在教室里。因为饿是可以忍受的，入骨的冰凉却是我难以抵御的。等到教室里没人了，我就将凳子搬到外面，将鞋子脱下来，底朝上晒晒。我则盘腿坐在凳子上，搓揉着冰凉如石块的脚，让它暖和些。

再后来，我有些开窍了：找到塑料袋，撕开，铺在鞋底，再铺上纸，就好多了，也不用不停地换纸。有一句话我信，那就是“许多智慧来自于人们对贫穷的应对”。

还是连续的雪天冻掉了我的寒冷？

每个周三下午，我都必须自己跑着回家取下半周吃的红薯和糜面馍馍玉米糕。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下着大雪。

雪大风猛，我是抄小路往家里赶，有的地方雪没过了我的膝盖。很熟悉的小路也因大雪的覆盖变得陌生，以致于我一脚踏下去摔进了雪里面——我把沟边当成了小路。从雪里爬出来，继续往回赶。记得我一推开房门，母亲愣住了，一个劲地说：“照一下镜子，看你成了啥样了，看你成了啥样了……”

父亲就倒了一碗热水端给我让我暖和暖和。我伸手去接，明明接住了，碗却摔在了地上，我的手指冻僵了！我走到镜子跟前，眼泪刷地流了下来：被雪弄湿了的头发，再在风的猛刮下，直直地向上竖着！

母亲拿着梳子赶过来给我收拾头发，才惊叫道“你的头发都结了冰”。我只说道，赶紧给我装吃的，我不想迟到。我背起装满干粮的布袋子，又赶往学校。

风还是那么猛，雪更大了。

我也说不清为什么，至今想起那个下午，我都会泪流不止，包括此刻。

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从独自对抗过那场大雪后，她似乎再也没有畏惧过什么，包括寒冷！接下来的两个冬天，似乎都一样，再也没有变出什么新花样折磨这个小姑娘。

是那场大雪，不客气地冻掉我那脆弱的寒冷？又或许是那一个一个漫长的冬天，一点一点吞噬了我的寒冷？

我只知道：在三十年前，我，遗失了我的寒冷。

1970年的记忆

在收到舅舅的来信得知外婆要来看我们的消息，母亲表现得很是奇怪，奇怪得让我有点害怕。

她一会儿紧紧地搂着弟弟，噌着弟弟的脸蛋儿，满脸是笑：“柱子，我娘要看我了，你外婆要来看你了。真的，真的要来了，马上就来了。”一会儿又松开弟弟，用手背抹着泪花花，顾自唠叨，“咋办呀？这日子过的，都是窟窿眼，遮不住的丑！咋办呀……”

母亲一会儿笑，一会儿哭，脸上挂着泪，嘴巴却撇成下弦月，看起来真是滑稽。我从来没见过母亲那副表情，遇事她一直很镇定的。记得一次我从沟边摔下去折了腿，被别人背回了家。母亲非但没有表现出一点惊慌，反倒戳着我的额头骂道：“沟能走还是能跑？走路不看，活该。”只是外婆要来，她至于吓成那样？

看着母亲那表情，我想笑，却笑不出来。弟弟干脆咧开嘴巴大哭起来。我赶忙搂着弟弟哄他：“外婆来了，咱们就能吃到好东西了，就不饿了……”弟弟啃着手指头，哭声才渐渐小了下来。

母亲在院子里转着圈，似乎看啥都不顺眼，嘴里嘀咕着“这烂屋子，这烂屋子”。一向总忙于活计的母亲，好像一下子对干啥都没了兴趣，只是焦躁地转着圈儿，晃得我眼花。

父亲刚一进门，一向很镇定的母亲突然像疯了般呜呜地哭了起来，边哭边嘟哝：“我娘要来了，咋办哩，我娘要来了……”

好像外婆要来看她就像天要塌下来一样可怕。父亲扶着母亲的肩说：“怕了就不来了？别怕，有我哩，我给咱想办法。”

我们就开始为了迎接外婆而准备。就像过年一样，每个房子及院子里的各个角落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母亲打发我拿着洋瓷碗出去借麦面，我兴奋得能跳起来——

那时，我们吃的主要是红薯，早晨红薯块熬稀饭，中午红薯面条，下午红薯馍馍就着炒红薯丝。红薯吃得人一开口，就是一股红薯的酸味儿，连放的屁，也是酸酸的红薯屁！实在吃不下去了，母亲就加点其它的杂粮，也不过是玉米或糜子。也只有来了金贵的客人或是过年，才吃得上白白的麦面。

我拿着洋瓷碗，雪花婶家，二狗家，北巷婶家，杏花姨家，我从各家借了一碗面。捧着那盛着面粉的碗，我的手一直在打颤：外婆来真好啊，外婆来就可以吃上过年才能吃到的麦面了！我皱着鼻子闻，也没闻出面粉的香甜味儿。我很是遗憾，要是变成一只洋瓷碗，多好啊。

父亲还借了天柱叔家的大桌子、顺锁伯家的大立柜摆在我们家，我们家一下子就变得很阔气。

——外婆来真好，家里整个都变了。

那会儿，我只有一个想法，外婆来了就不要走了，我们天天都可以吃麦面，爬大桌子摸大立柜。

父亲借了生产队的牛，驾着车，我们穿戴得整整齐齐就像过年般去十里外的镇上接外婆。

记得外婆来的第一顿饭，母亲做得很费心：一碟豆腐拌小葱，一碟炒洋芋丝，一碟炒青辣子，一碟凉拌红萝卜丝，一碟凉拌白萝卜丝，一碟凉拌红白萝卜丝，白萝卜叶在开水一焯又是一碟凉菜，中间是一碟炒鸡蛋，饭桌上一下子就摆了八个碟子。

那天母亲擀的是面条。面条很薄很薄，挑在筷子上真的可以看见蓝天白云。绿绿的葱叶子添在锅里，看着都好吃。

母亲先给外婆舀了一碗，是稠的。我们的呢，面条少汤水多。

咋给娃娃舀了那点？外婆问。

天天都吃，不爱吃，吃不完就糟蹋了。母亲说话时瞪了我们一眼。可弟弟却说“不是——”，我赶紧狠狠地踩了一下他的脚，他直接大哭起来。

我笑着给外婆解释，我把弟弟撞了一下，就疼得胡喊叫哩。

也就是那次以后，我有了个艰巨的任务，快吃饭时就带着弟弟在外面玩，省得他不一小心露馅了。那种难受劲，甭提了，我只想一脚把那小东西踹到村头的池塘里去。

晚上，外婆跟我母亲坐在炕上闲聊，我在写作业。一转头，看见弟弟竟然用小刀在桌子上划道道，我一巴掌扇过去，喊了声“把桌子弄坏了给人家咋还”。而后，我捂住了自己的嘴巴，紧张地看着母亲。

屋子里只有弟弟的哭声。

外婆看着我母亲，我母亲很尴尬地笑着，就像外婆要来前的神情一样，分不清是哭还是笑。

“还有啥是借的？”外婆说。

母亲说：“咋会是借的？自家的。甭听娃胡说。”

“还有啥？”外婆又问。

母亲不吭声了。弟弟也不哭了，跑到立柜边说：“这个，也是人家的。”

“那咱就一个土炕啊。得，至少有地方睡觉。”外婆拍着炕，脸上好像是笑，好像又不是。“这就是我女子家，我女子就在这样的屋里头过日子。当妈的，都不晓得自家娃过的是啥日子……”

外婆唠叨时，母亲哭了。母亲哭着拉着外婆的胳膊：“娘，没事，我的日子能过好，就是怕你操心才……”

外婆走后，我才知道，外婆当初不愿意母亲随父亲远嫁合阳，一气之下断绝了母女关系。加之母亲来到合阳后，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就没敢主动联系外婆。

多年后。

母亲说要来城里看我。住在出租屋，恨不得把一块钱掰成几份去花的我，很奢侈地买了一台风扇，买了好些蔬菜水果：我不能因为工作不稳定就让母亲担心，我得让我的母亲觉得自己闺女过得还不错！

那一刻，我的记忆又回到了1970年……

继父

听母亲说，他进门时我只有五个月大。对“父亲”的记忆，别说我，就连比我大两岁的三哥、大五岁的二哥，都说记忆里只有他。

他在离我家不远的钢厂上班。河南人，矮小，黑瘦，长得倒很筋骨。似乎不管见了谁，都是一脸讨好得有点卑贱的笑。

多年后，看着他蒙着黑纱的照片，母亲老是感慨：要不是那些女人家眼角浅，光看男人长相，这么好的一个人，还会上门到咱家过日子？还能轮得到咱娘五个享福？母亲可不是在心里默想，而是自言自语。

不只是母亲想不明白，我们兄妹在一起说起他，也是泪水涟涟。觉得他好像就是为了我们才到这世上辛苦地走了这么一遭，遭了那么多罪。

记忆里，他一下班，随便吃点，就到街口摆摊——修自行车捎带配钥匙。我呢，一直在旁边玩。没活干时，他就笑眯眯地瞅着我，那目光就柔柔软软地撒了我一身。有时，他会喊，妮儿，甜一下去。我就欢快地跑向他，从那油腻腻的大手掌里捏起五分钱，买几颗水果糖。一剥开糖纸，我会举到他的嘴边，让他先舔一口，也甜甜。他会用干净点的手背噌一下我的小脸蛋，说，爸不吃，妮儿吃。妮儿嘴里甜了，爸就心里甜了。

天黑了，准备回家了。不用他说，我就爬上小推车，不歇气地连声喊着“回家喽——回家喽——”。

直到去世前，他还在街口摆摊修自行车。

他还能修理各种电器，巷子里的人经常跑到家里麻烦他。我有时就纳闷，问他，我真想不出，你还有啥不会的？他就笑了，说，爸是从小卖蒸馍，啥事都经过。他对自己啥都不讲究，啥都是凑合。母亲常常说起他每月工资一个子不留地交给自己的事，说时总是撩起衣襟抹眼泪。母亲说，人家男人都吸烟喝酒，他咋能不眼馋？还不是咱娘五个拖累大，得攒钱。母亲也常在我们面前唠叨，说你们呀，要是对他不好，就是造孽。妈一个妇道人家，咋能养活得了四个娃娃？早都饿成皮包骨头贴到南墙上了！

在家里，母亲很敬重他。他蹲在哪儿，饭桌就放到哪儿。我会以最快的速度给他的屁股下面塞个小凳子，哥哥们立马就围了过去。母亲边给他夹菜边说，你是当家的，得吃好。他又笑着夹给我们，“叫娃们吃，娃们长身体，要吃好”。

他几乎一年四季都是那蓝色厂服。母亲要给他做身新衣服时，他总说，都老皮老脸了，还讲究啥？给娃们做。

“百能百巧，破裤子烂袄。”街坊嘲笑他，只知道挣钱舍不得花钱。

“再能顶个屁，还不是在人家地里不下种光流汗？不就是不掏钱的长工么？”熟识的人讥讽他，没有自己的孩子还那么撅着屁股卖命地干。

流言风语咋能传不进他的耳朵？更有甚者给他说话直接带味儿。好几次，母亲没话找话硬拉扯到那事上想宽慰他，他只是笑笑，说没事，手底下的活都做不完，哪有闲功夫生气？

他不是脾气好，是压根就没脾气。

邻里街坊说话不饶他倒也罢了，欺生。可爷爷奶奶大伯叔叔们从一开始就不同意他上门的，在本家的大小事上都不给他好脸色看，这就没道理了。可他，见谁都是乐呵呵的，才不理会别人紧绷着的脸。母亲为此很生气，说这一摊孤儿寡母不是你，日子能过前去？给他们姓李的养活娃娃，凭啥还要看他们的脸色？断了，断了，不来往了！

他倒给母亲和起脾气来。说忍一忍就过去了，都是一家人，计较啥？

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也会发脾气，还是因为大哥的事。

大哥看上了个姑娘，家里俩姐妹，姑娘的父母也看上大哥忠厚，想招他上门。大哥自己都愿意了，可就卡在了继父那儿。

我能给你们几个当得起爸，就能娶得起媳妇盖得起房！他摔下这句话就披着衣服走了。母亲后来找了大哥，当时我也在场。母亲说，你爸死活不同意你给人家上门。你爸说了，招上门的女婿，腰就直不起，就叫人下眼看了。

大哥沉默了。大哥抬起头时，眼睛红红的。

事实上，在抚养我们长大的过程中，他划了两个院子，每个院子里盖了一排五间的厦房，也重新盖了老屋，我那三个哥哥，不偏不倚，一人一院。

他是在我出嫁后的第二年走的，前一周还给我说自己身子骨硬朗着哩，家孙抱完了，就等着抱外孙哩。那天，他正补着车带，一头栽下去，就再也没有醒来。

我难过得无法原谅自己，因为我的记忆里竟然没有他衰老的过程，只有他不断劳作的身影！皱纹何时如蛛网般吞没了他？牙床何时开始松动以至于嚼不动他特喜欢吃的茴香味儿的干馍片？他胃疼得整晚整晚睡不着觉时想到过叫醒我们唠唠嗑来打发疼痛吗……倘若他病在床上，我们服侍了些日子，心里或许会好受些。可是，可是爱一直是单向流淌啊，我们究竟关心过他多少？！

我没有生父的丝毫记忆，我记忆里的父亲就是他，也只有他。听母亲说，连大我七岁的大哥，在他进门后不久，也再也没说起过生父。

他走的情形我永远记着。

大伯叔叔们不让他们的孩子给他穿孝服，我们兄妹四个磕头挨个求过，他们依旧不答应。当着本家那么多亲戚，大哥说话了：他就是我们兄妹四个的爸，我们四个不是喝西北风长大的，是我爸养大的。这一次不给我爸披麻戴孝，也行，就断亲，断个彻底！你们去世，我们兄妹四个，也不会到灵前的！

事实的确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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