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洁的灵魂
信息来源：    作者：林英    阅读次数：5818    发布时间：2013-08-29

我久久地伫立在我父亲的坟前。

旧历的十月，呼呼的风已经很有一些凉意。我的四周很是有一些寂寥。我的脚下是一片草地，已经开始枯黄的草叶在有些凉意的风中默念着关于生命的轮回。除父亲的那一堆黄土外，四周还有几座坟茔在很有一些凉意的风中静默着。似乎是，一切都安静得近于荒凉而遥远，安静得让人的心也禁不住一阵阵收紧。

在很有一些凉意的风中，我把自己站成了一道同样寂寥的风景。

父亲的坟头，有好一些野草在充满凉意的风中瑟缩着。而在这些瑟缩着的野草的下面，又偃卧着怎样一条已经远走了的生命呢？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对于父亲这个已经和我阴阳两隔已经远远的去了的灵魂，我不知道我到底是要给他一些褒义的慰藉还是一些贬义的遗憾。

父亲的坟前立着一座极其普通的石碑，但那不是我这个当儿子的对父亲的孝顺或是对他远去亡灵的安抚。我没有出钱为父亲立石碑，我也不想在父亲还存活在这个人世的时候就为他立上一块死后才能享用的石碑。我并不迷信，但我想这宇宙中的一切似乎都有灵魂，冥冥中都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哪怕是为活人立上的一小块石碑。谁能说它不会每一天都在眼睁睁地看着人世上的那个活人，谁能说它不在时时刻刻贪婪地引诱着人世上的那个活人早早归于石碑后面的黄土呢？如若那样，做儿女的就不仅是不孝，简直就是对亲人的忤逆了。

我是这样想的，但父亲并不这样想。所以，在父亲临离开这个人世的前两个月，他拖着已入膏肓的病体，亲自到我眼前的这块墓地上督促为他自己立下了未亡的墓碑。也许，有一块能供后人寻根用的石碑，那就是我父亲想从这个人世上带走的唯一的东西了；活着的时候能亲眼看到自己死后已经有了一方小小的归宿地，就是他在这个人世上最大的奢望了。

父亲墓碑上的所有文字都是我撰写的。最边上是一副五言对联：“觅块风水地，葬个明白人。”但是，当父亲的灵魂已经远走十余年后的今天，我的内心还是一片茫然：在这个人世上走了六十五年的我的父亲，结末到底又明白了一些什么呢？

苍天不言，大地无语。

我是后来才听母亲说的，父亲之所以在他临离开人世之前一定要立好自己的石碑，是因为他知道我和弟弟当时的日子都不是很景气，他不希望因为他自己的后事而让他儿子不太景气的的日子雪上加霜，所以他把他自己从牙缝里省出的几个钱用来给自己立了石碑，这既满足了他在这个人世上走一遭后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奢望，又为他的儿子减轻了负担。

我还能对父亲说什么呢？

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是为别人想得太多，却几乎没有为自己想过。

凉凉的小风飘飞着父亲坟头瑟缩的野草，而石碑却在这有些凉凉的风中伫立，似乎是在暗示着一些什么，抑或是在执着着一些什么。

1938年的正月十五，父亲降生在盘县城中一个已是风雨飘摇的平民家里，不久即随我的祖父母举家迁回南里松树湾。这里虽说是故里，但父亲一家在这里却是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全家人就靠祖父做小贩摆地摊维持生计，祖母却靠一点跟人家租来的菜地积沙成塔地筹措着建房的钱。而真正开始建房的那一年，我的父亲只有十五岁，我的二叔只有十二岁。弟兄俩到两公里外的山里去扛木柱，我的父亲扛大头，我的二叔扛小头，二叔人小扛不动就耍赖，父亲火了就揍二叔，二叔哭了，父亲也哭了。

穷人的家里真正穷的其实不是人而是钱。生活在穷钱家庭里的父亲过早地就饱尝了人世的辛酸。

我面前的坟头，就是父亲结末的居所。当他的灵魂已在遥远的另一个世界飘摇的时候，我想，他是不是明白了一些他曾在这个人世上追求到了什么？

父亲活着的时候，在大集体的生产队里曾当过近二十年的队长。在中国历代的官衔中，这生产队长根本排不上品，但排不上品的的生产队长大小也是个“官”，是官就有权利，有权利就有好处，所以好些当了生产队长的人日子就要比普通百姓过得扬眉吐气一些。但父亲这个生产队长是越当家里越穷。因为他的权利就是为全生产队的劳动力安排农活兼带工，他的好处就是别人未下地他先干活，别人下工回家他还在最后做扫尾工作或为下一次劳动作准备，别人回家吃完饭吧嗒叶子烟的功夫他才匆匆跨进家门对付两碗玉米饭就老酸菜然后又匆匆地出了门。父亲从来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利为自己的家里谋过一丁点好处，就是上工晚了要扣工分也是拿我的母亲开刀，他也从来没有把集体哪怕是一分钱的东西占为己有。

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在追求一种高尚，但事实上只上过一年私塾的父亲连“高尚”这个词也不懂。他只是以一个农民的朴实心态在尽着自己的本分。

父亲这个生产队长当得很“抠”，所以他就用他的权利“亏待”别人更“亏待”自己。那时候生产队每隔两、三年就要到贞丰县的乡下去买一次耕牛，但很少有人愿意跟父亲去出这趟“美差”。每次买了牛后，父亲就得带上他的下属赶着牛从贞丰步行回盘县，路途遥远，旅途劳顿，但父亲从来舍不得从集体那本来就捉襟见肘的经费中拿出钱来去吃顿好的住个好店。饿了，就到农家粗茶淡饭对付一顿；天黑了，就在农家的火炉边对付一晚。跟父亲一起出差的人在背地里骂他，他的副手在家里也骂他。

面对父亲已是野草萋萋的坟头，我说不清当年的父亲是怎么想的，他为什么要那样地难为别人更那样地难为自己，难道他就从来没有开过“窍”吗？

有一次，生产队的加工坊需要添置一台功能强大、质量上乘的打米机，而这种打米机当时只有黔西县农机公司才有卖的，父亲就决定亲自到黔西去买。为了节省开支，他连帮手都不愿意带一个，就一个人前往黔西。打米机买好后，他舍不得花两元钱请人把打米机搬上公共汽车顶棚的货架上，而是自己拿出从家里带去的工具，将打米机拆散后一趟趟地往车上送。在今天看来，父亲的举动似乎很难让人理喻，但我却完全理解父亲的行为。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一个壮劳力在生产队干一天活的工分值才两毛四分钱，父亲是一个在周围叫得响的木匠，他给人家做一天木工活才一元二毛钱。国家穷，全国人民都穷。在经济上，生产队基本上就是一个空架子。父亲恨不能把集体的每一分钱都掰成两半来花。

这就是我的父亲。

这就是我眼前野草萋萋的坟头下长眠着的我的父亲。

傍晚时分的阳光在西边天际间破碎的云缝处时隐时现，淡淡的，有些悠远，有些苍凉。而我的内心，也似乎有些苍凉。我总在想着我的父亲。父亲的一生，似乎就是在为别人活着：年轻的时候一心想着集体，把自己全部交给了生产队。后来土地承包到户，生产队解散了，父亲又把全部的心思放在儿女身上。就是到了他的晚年，也仍然和我的母亲省吃俭用，他不想他及我母亲的晚年成为我及我的弟妹们的累赘。父亲是患胃癌死的，死的时候只有六十五岁。死前做过一次癌细胞切除手术，我和弟弟为他花了一万多元的医疗费，让他又在这个人世上多活了八个月，但直到他离开人世的那一天，我也不敢告诉他花了多少医疗费，否则他会因为末了还给儿女留下一身的债务而歉疚地离开这个人世。

父亲远远地走了。他从这个人世上唯一带走的就是他自己从牙缝中省出来的一口棺材和我眼前的这座极普通的石碑。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为儿女们留下什么像样的家产，但我觉得他把一大笔无形的财富留了下来，那就是在父母面前如何做一个儿子，在社会上如何做一个立得起来的人，在儿女面前如何做一个父亲。

这就够了。

我的父亲活着的时候是一个十分普通的农民，当他远离人世，当他永远安息在我眼前的这堆野草飘飞的黄土下的时候，他的灵魂永远是圣洁的。 

【编辑：黄先兵】